二、李白与杜甫的时间意识

天才诗人李白的作品中一直充满了惊遽飘逝的时间感：“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古风》十一）在这种背景下，人生显得极为仓促，如电似风，转瞬即逝：“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对酒行》）“在世复几时，倏如飘风度。”（《古风》二十）“昨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对酒歌》）这对时间速度极尽夸张的感受，让我们看到诗人那充满恐惧和焦虑的痛苦心灵。他慨叹：“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世路多险艰，白日欺红颜。”（《古风》二十）这来自蹉跎岁月的焦躁与建安诗中那“人生几何”的悲歌慷慨是一脉相承的。他也像建安诗人一样渴望立功扬名，永垂青史（《拟古》七），但他的梦幻很快便随着被谗流放而破灭。更何况天才的灵悟让他更深刻地洞达了生命的悲剧性，就像《古风》十八所写的：“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秾丽的桃李在朝荣时就已注定了暮逐东流水的结局，因而生命似乎本身就是悲剧。于是那灿烂的花惟有让人断肠而已，新人旧人一批批地来而复去，不也如这花一样么？“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九）别说这芸芸众生，即便是老子、孔子那样的圣贤，不也一样“共沦没”？（《古风》二十九）“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梁园吟》）楚襄王、平原君、梁孝王、孔北海，这些风云人物的遗址每让他在“今安在”、“安在哉”的浩叹中兴发空漠的历史虚无感。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人生是有限的，只有自然，只有江天风月万古永恒。当他洞彻了“功名事迹随东流”（《金陵歌送别范宣》）的虚幻性后，终于“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意欲追寻仙道而求长生。他的许多诗中都强烈地表达了这一渴望，如《古风》七、十一、十七、十八、三十一、《短歌行》、《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避地司空原言怀》、《杂诗》、《飞龙引》、《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草创大还赠柳官迪》、《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均为其例。从这些作品中明显可以看出，李白的时间观念受道教影响极深。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尽管与老庄道家已不是一回事，但它的思想根源还是从道家那里来的。老子生当社会变革、旧秩序崩溃之际，深感于现实存在的变动无常，极力要在不稳定的无常的现象界背后找到恒定不变的本体。最后他认定有个化生万物而又主宰着万物的“道”存在。这作为万物之本原的道，一方面始终在周流运动，同时它自身又是恒定不变的。这相对运动和绝对静止的双重性使它对人生具有一种绝对的意义：人只要能体得道，把握住道，与之合为一体，就能达到“至人不变于我”的境地，超越世间生命的有限性而获得永恒。这种思维方式到后代被道教全盘接受，只不过将道换成了仙境，得道成了求仙。“洞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仙境随着自然运化，但它本身却是近乎静止的，所以才成为人们求长生的目标。李白早年从道士吴筠学道，后又与胡紫阳及其弟子元丹丘游，“饱餐素论，十得其九”（《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对道教修炼长生的思想浸染很深，并身体力行，亲受符箓。因而诗里一再表示“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七），“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古风》十一），希望升入无穷的仙乡，做长生不老的仙客。然而这说到底只是幻想而已，《对酒行》云：“天地无凋换，颜容有迁改。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萧士赟说：“此诗其太白知非之作乎？”《唐宋诗醇》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白固非不达于理者，岂复以冲举为可待耶？蓬莱烟雾，聊以寄兴。”寄兴就是寄托他对时间流逝和人生有限的无可奈何的悲伤。这是无时不在折磨着他，让他无法摆脱的最大烦恼。

李白是个具有英雄主义性格的人。他毕生都在反抗命运，反抗现实，力图挣脱现存社会秩序的束缚。他不甘忍受时间对他的销蚀，却又无力抗拒这冥冥的主宰，因此只能在浪漫的幻想中用游仙来超越它。然而这种精神胜利法毕竟是虚幻的，李白终究不是唐·吉诃德。“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拟古》三），他也不能不感到绝望和悲哀，最终发出“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同上）的慨叹。于是他的诗中就充满了重重矛盾和惶惑：一方面要游仙，直到晚年经永王璘事变遭贬后，还希望有朝一日“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驭，攀星戏河津。一随王乔去，长年玉天宾”（《避地司空原言怀》），同时否定弦歌声色的欢乐（《古风》五十五）；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及时行乐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相逢行》）“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邯郸南亭观妓》）从太白现存诗作来看，他晚年是更倾向于及时行乐尤其是饮酒的。正像《月下独酌》之三所说：“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想象中的游仙毕竟只是心理上一时的适意与解脱，幻觉消失后会更引起无穷的惆怅和空虚感。相比之下，酒精却能给神志以长久的麻痹，让人忘却一切，所谓“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月下独酌》四）。晚年的李白的确只能借酒来麻痹自己痛苦的灵魂：“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过汪氏别业》一），“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独酌》）。这毋宁说是他反抗时间的失败，正如他反抗命运的失败。如果说幻想游仙是积极的反抗，那么借酒浇愁就只能说是失败后消极的逃遁了，尽管它以旷达的姿态表现出来。

与李白相比，杜甫的时间意识显得理智、现实或者说比较接近常人。在他的笔下没有那夸张的惊遽的时间飞逝的意象，而只有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仅长江滚滚来”这样的对时间持续性的朴实表现。尽管他也有因蹉跎不遇而产生的青春虚度的焦虑，如“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黄金”（《上后园山脚》），“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上水遣怀》），但他的时间感还是平静而未发生变形的。“逆行少吉日，时节空复度”（《咏怀》二），“往还时屡改，川水日悠哉”（《龙门》）。时光在他的感觉中是如水流一样不停息地平静逝去的，这让我们想到孔子“逝者如斯”的感慨。“奉儒守官，未坠世业”（《进雕赋表》）的杜甫显然是接受了儒家的时间观念。对历史，他继承了儒家的历史主义精神，写怀古咏史题材总是着眼于从历史兴亡中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像李白那样一片空茫的虚无感；对人生，他虽也满怀用世之志，但不像李白那样始终抱着一展宏图的渴望和汲汲的功名心，在每个机会出现时都跃跃欲试。杜甫的大志随着他儒家性格中的惰性因素与年岁俱增而日渐消磨，早年的狂傲疏放到中年遭到仕途失意的打击后便消失殆尽。虽然还常吟出类似“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这样执着的诗句，但实际上他早已清楚此生与功名无缘，能否回到中原去也不一定。“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在这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中，他只能“浮生看物变，为恨与年深”（《又示两儿》），无可奈何地捱他的日子。他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古人表示人寿极限的“百年”作为一生的同义词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表明他对人生的思考始终限定在这一现实的可能性中。他不想超越现实的人生去追求缥缈的仙境。既然“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么就该珍惜这有限时间的每一刻；既然时间不能停止也不可逆转，“出门转眄已陈迹”（《晓发公安》），那么在无法延展生命长度的前提下就只能刻意追求生命的质量与密度，设法使自己的每一时刻都快乐起来。有两句诗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个象征：“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多少人欣赏这一联，也许就是能解悟那种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素的境界并产生共鸣吧？

逝去的让它逝去好了，我与存在者流连。这就是《曲江》诗里说的：“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当我们读到“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四），“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这样的诗句时，应该注意到，他的态度与李白对时间的反抗是相对立的。这是对时间的苟且顺从，正像他消极地顺从于命运的播弄。虽然两人殊途同归，最终都借酒来消解时间的折磨，但他们饮酒的动机和目标并不一样。李白是借酒抵御时间的压迫，而杜甫则向酒寻求生命的欢悦。也许可以这么说，李白反抗时间的态度是积极的，相对这种积极态度来说，饮酒具有了消极的性质；相反，杜甫顺从时间的态度虽是消极的，但相对这消极态度来说，饮酒却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正像《九日蓝田崔氏庄》一诗所写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明知老去是无可奈何的事，令人悲伤，诗人却还要强打起精神，拼得一欢；尽管在山川的永恒面前人生显得那么短暂和渺小，他还是流连、珍重一个个日子。在那半睁着玩索茱萸的朦胧醉眼中，有多少对生命的眷恋、绝望与悲哀！坚强的理性在这里紧紧抓住了时间，向我们展示着一种最认真执著却不免卑微的人生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