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东坡诗中时间意识的变化

以上论述了李白、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人的时间观念，现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苏东坡时，发现时间的问题变得复杂了。东坡诗文中表现出的对时间的感受，清楚地显示出阶段性的变化。

从现存作品来看，苏东坡早年的时间意识具有李白、杜甫两方面的内容。恰如“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一联所示，既有李白那种夸张的时间飞逝感，又有杜甫那对生命限度的理性认识。一方面因仕途坎坷而产生急速的时间飞逝感，如26岁时作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到38岁任杭州通判时作的诗中还有“盛衰哀乐两须臾”（《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过眼荣枯电与风”（《吉祥寺僧求阁名》）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清醒意识到时间的不可逆性与生命的限度。历览陈迹：“都城日荒废，往事不可还”（《次韵和刘京兆……》）；反观人生：“荣华坐销歇，阅世如邮传”（《自净土步至功臣寺》），从而兴起“不悲去国悲流年”（《和子由蚕市》）的对时间逝去的感伤。总的来说，后一方面的倾向更强烈些。他27岁那年作的《别岁》、《守岁》就是体现他理性的时间意识的作品，而《守岁》简直就是杜甫《蓝田九日崔氏庄》的翻版：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这种理智的清醒的时间意识贯穿在东坡中年以前的诗歌中。

到40岁前后，东坡的时间观念开始明显地发生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时间感淡化了。《和孙莘老次韵》有一句很值得玩味：“去国光阴春雪消。”他感到自离乡以来，过去的时光都像春雪消融似的没在心上留下什么痕迹。从这个时期起，无论叙述日常生活还是抒发情怀的诗中，时间感都成了很少表现的对象。而当他要表现时间及对时间的感觉时，那便是如梦一样的缥缈，不可计量：

岁月不可思，驶若船放溜。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应怜船上人，坐稳不知漏。（《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一）

过去的日子就像一个梦，感觉不到它的长度和速度。似乎像顺水船一般急速，可是眼前一切依旧，又似乎只是未发生变化的一瞬。而人就像坐在船上顺水漂去，浑浑噩噩地不知所以。这种感受是很难表达的，似乎也只有一个梦境差似，无怪乎到这时“梦”空前频繁地出现在诗中。不是做梦，而是“繁华真一梦”式的世事如梦的感觉。

这种感觉最早见于诗中，是在熙宁四年（1071）诗人36岁时作的《送蔡冠卿知饶州》：“世事徐观真梦寐。”不久又有《姚屯田挽词》的“七年一别真如梦”。当时他因议科举及奏罢买灯，初遭诬陷外放，仕途失意给他的打击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寻求慰藉。他开始研习佛经，对人生的观念由此发生变化。所谓“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去岁九月二十七日……》）。释法藏《华严经旨归·释经义第八》云：“明一切法皆如梦故，谓彼梦法，长短无碍。是故论云，处梦谓经百年，觉乃须臾。故时虽无量，摄在一刹那等。”既然将人生视为梦幻，时间自也像梦那样空洞了。到熙宁八年任密州知州后，往事如梦的感觉在诗中骤然多了起来：

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晖（《和子由四首·送春》）

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寄吕穆仲寺丞》）

觉来身世都是梦（《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和子由中秋见月寄子瞻兄》）

殿庐直宿真如梦，犹记忧时策万言（《次韵答顿起》一）

青春还一梦，余年如过鸟（《人日猎城南……》）

旧事真成一梦过，高谈为洗五年忙（《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

这都是将一段经历的恍惚记忆在时间长度上夸张地缩短了。想梦有多长，况且是无知无觉的？一次旧游，一任官职，一段经历的时间长度在记忆中或者说要表现得在记忆中像梦境一样模糊不清，这只能说是主体对时间感觉的淡化。至于“二十三年真如梦”（《送陈睦知潭州》）、“五年一梦谁相对”（《龟山辩才师》）、“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歧亭》二）、“梦里五年过”（《游惠山》一）、“一梦愔愔四十秋”（《柏家渡》）、“四十七年真一梦”（《天竺寺》），虽年月班班可考，长度具体可数，但其中的时间早已失去量的内涵，成了空洞而抽象的概念。因为不管多少年都是像梦一样，乃至于“一梦等千岁”（《正月二十四日……》）。这实际上已抹杀了一年、四十年或一千年的长短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长度清楚的时间，其时间值根本就是模糊的，非但不能说明作者时间感的强烈，反而适足表明他时间感的淡化。由此我们看到了苏东坡与李白时间感的不同：李白的时间感是速度上的变形，而东坡的时间感则是长度上的变形，因为没有既定的坐标可参照，他感觉中的时间长度就成了极为任意的言说，可以是“千载真旦暮”（《次韵赵令铄惠酒》）般的短，也可以是“寓世身如梦，安闲日似年”（《过广爱寺……》）般的长。而且在方向上还可以“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这是典型的佛教三世说。《摩诃僧祗律》十七云：“二十念名为一瞬顷，二十瞬名为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为一罗豫，二十罗豫名为一须臾，日极长时有十八须臾，夜极短时有十二须臾。”而一念又有九十刹那 。将时间划分到如此细微、不可计量的地步，最终使时间失去长度意义。佛教的创始国印度恰是个历史感与时间推移感极度欠缺的国度。从“梦”的表现，我们看到了苏东坡时间观中的佛教色彩。

尽管他已看透“人间何者非梦幻”（《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但还没有真正超越时间。即以他一再絮叨人生如梦这一命题，也可见他对时间与生命终未能释然于怀。就像《冷斋夜话》所载尹师鲁谪官过大梁，与一老衲语。师鲁曰：“以退静为乐。”师曰：“孰若退静两忘。” 虽然《庄子·齐物论》固言：“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但正如王夫之所勘破的：“言无我者，亦于我而言无我尔。如非有我，更孰从而无我乎？于我而言无我，其为淫遁之辞可知。” 这是说，能认识到无我的人，必须借助于我的悟性完成对自身虚无本质的体认，在说无我的时候“我”恰恰在这里。同理，苏东坡说人生如梦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更清醒的“觉”的主体在言说，适足表明他的时间意识还是强烈的，对时间还是执着的。正像赵翼《偶书》所说：“香山与放翁，晚岁澹容与。语语不畏死，正是畏死语。” 东坡真正超越这一命题，要到元丰三年（1080）贬去黄州后。这一年他为蜀僧宝月作《胜相院经藏记》，偈曰：

我游多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

至此他才是彻底悟透了。人在梦中固然不知是梦，而既已觉，则梦已化灭，又何必斤斤于觉梦呢？当他了悟这一点时，就倏然超越了人生如梦的命题，达到一个大自在的境地，诗中不再有对时间的感觉。他在《胜相院经藏记》中发愿要“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诸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 这似乎是他后半生的人生宣言。元丰二年的谢表谤案，下狱百日，贬斥黄州，给予他极大的精神打击，使他的生活态度从此发生根本转变。他真正学禅并有所得，正是在这个时候。《与章子厚书》说自己贬黄州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 《答毕仲举书》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而此刻却悟彻了“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这“平常心是道”的禅理 。《与王庆源书》则云：“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 钱谦益晚年钻研内典，很能体会东坡黄州前后的思想变化，说：“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子瞻之文，黄州已前得之于《庄》，黄州已后得之于释。吾所谓有得于《华严》者，信也。”

这种态度一直贯彻在他后半生的生活中。于自我，抱定“我生亦何须，一饱万想灭”（《到官病倦未尝会客……》）的念头；于人世遭际，则怀着“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的超然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种经历了种种穷途忧患后的沉着和洞彻一切死生因果后的豁达，是真正的心灵超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至此，时间对于他真正成了身外无关乎己的东西，不能对他有任何羁绁了。在以后的海南诗中，我们看到他仿佛在无时间感的安详状态中度过了也许是古代作家中最悲惨的生活。东坡的这种超越，不同于李白的反抗，也不同于杜甫的顺从，更不是逃避，而是“虽怀坎 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这种态度较之李白、杜甫的好高骛远或逃避委顺都要可贵。唯其如此，东坡才会留下让人称道的政绩，而不只以文学名世。从根本上说，只有东坡才是对时间、从而也是对人生的胜利者。后人既不敢效法李白的狂傲不羁，又做不到杜甫的每饭不忘君，所以东坡就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当然，也只能空怀景仰而已，又有几人能有东坡那潇洒的胸襟呢？

以上一番比较和分析，目的不只在于说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三位大诗人的时间意识的差异及所植根的思想土壤。我希望藉此提请学者们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和世界观成分非常复杂，常常融合了不同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唐以后，形成儒释道合流的趋势。李白、杜甫都是集三家思想于一身的，通常认为李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家，杜甫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如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今人谈李白都从道家着眼，论杜甫便从儒家着眼，至于苏东坡，见仁见智，说法不一，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样讨论最终无助于研究的深入。人的思想是由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对传统思想体系也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而总是受各人的教养、境遇影响，有选择地接受的。因此，在各个层次间会出现交错甚至矛盾的现象。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说清那些具体的接受情况，而不是笼统地以偏概全。比如李白，历史观是道家的，人生观虽接近于纵横家，但既有道家功成身退之说的影响，其淑世情怀也有着儒家的倾向，与杜甫相近。所以梁章钜说：“太白本是仙灵降生，其视成仙得道，如其性所自有。然未尝不以立功为不朽，所仰慕之人，率多见诸吟咏。如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辈，皆功名中人也。其《赠裴仲堪》云：‘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赠杨山人》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赠卫尉张卿》云：‘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赠韦秘书》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登谢安墩》云：‘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其意总欲先有所树立于时，然后拂衣还山，登真度世。此与少陵之一饭不忘何异？以此齐名万古，良非无因。” 苏东坡的政治思想是儒家的，但时间观念却又是佛家的，两者并行不悖。只有这样理解和分析，我们才能对他们的思想倾向及其渊源做出可信的评说，而不至于拘虚牵连，强作解事。

（本文原题“李杜苏诗中的时间观念及其思想渊源”，
刊于《学人》第1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