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杜甫写作的老境
照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所说，蜕变是大作家必具的特征之一
。作为高棅《唐诗品汇》选定的唯一大家，杜甫的诗歌同样经历了若干次蜕变，甚至最重要的蜕变也正是从进入老境开始的。清代诗人张谦宜曾说，“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
。这意味着老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境界，乃是自然养成的，来不得模拟和追求。那么杜甫写作的老境始于何时呢？这很大程度上与他自己对老的体验相联系。
杜甫对老的感觉似乎开始得较早。对早衰感觉的吟咏曾被我视为大历诗歌的普遍倾向之一
，现在看来杜甫诗中已开了先声。自称“百年多病”（《登高》）的杜甫，体格明显不是那么健硕，还不到四十岁写的《赠韦左丞丈济》已自称“衰容岂壮夫”
。在乾元元年（758）春所作《曲江二首》中，对生命极限的意识表明衰老的感觉已占据他生命体验的中心。但他对衰老真正深刻的体验还是在漂泊三年后的同谷时期开始清晰起来的：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万丈潭》：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
《发同谷县》：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
《木皮岭》：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
《为农》：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垂老无成的迟暮感，孤独无伴的寂寥感，前程未卜的凄惶感，灰心任命的绝望感乃至“将老斯游最”的窃幸，无不表明他正经历一个心理上的更年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偶尔自称的“杜陵野老”，变成老夫、老农、老渔等，频繁出现在诗中，集中地显示出理想、自信和豪迈之气黯然消歇后自我意识的变化。不仅对自身境遇的体认有“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之异，并且生命意象的寄托也从“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变成“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天”（《姜楚公画角鹰歌》），从“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变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杜甫从此真正进入那个“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的衰迈老诗人的角色。
秦州之行正是杜甫对政治前途感到绝望、离开政治中心的开始，此后他甭说再没有政治上的机会，甚至也没有稳定的生计，“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只能走上投奔亲故、靠人接济的辛酸旅途。因此，即便在托庇于严武的照拂、闲居成都草堂的期间，他仍有“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长叹。宝应元年（762）送严武还朝，他曾表达“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执念，但随着战事结束后蜀中形势的翻覆、朝中故人的凋丧，归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长安时期，如果说对仕途的热切期待曾导致他对文学的人生价值不无漠视
，那么当他漂泊无依、颠沛旅途时，“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的看法已有了改变，意识到文学不只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其实它也是对贫寒人生的一种特殊回报，所谓“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无意中成为后来“穷而后工”之说的蓝本。
当然，随着对诗歌的浸润愈深，杜甫也愈加深切地感觉到，以文章名世其实并不比建立事功更容易，这或许是更为艰难的一条路。《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联表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实对自己的创作及所达到的成就有所反思，并对已获得的当世之名是否值得信赖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这相比《宾至》言外不无自负的“岂有文章惊海内”，不能不说是有了更冷静的自省。无论是不是这种警觉促使他对诗歌写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事实表明从秦蜀行程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异常旺盛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蜕变的时期。前代论者早已注意到：“少陵诗，居成都以前者十之三，成都以后者十之七。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
成都之后，杜甫写作的密度益倍于前，仅夔州两年间就写作了四百多首诗，占了全集的三分之一，足见秦蜀之行后是他不同寻常的一个创作阶段，在我看来也就是杜诗的老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