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老”眼观杜诗
杜甫无疑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在不同的时代曾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认识和模仿。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对后世的影响，有时并不取决于他本身的禀赋，而只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他，或者说给他贴上什么标签。这些标签可以根据任何理由用任何方式贴上去。在诗歌史上，陶渊明的静穆品格、谢灵运的开创山水诗、王维的诗中有画，乃至杜甫本人的无一字无来处，这些所谓“定论”都与其创作实际有一定的差距。尽管如此，并不妨碍后人照旧沿袭上述老生常谈来谈论它们，因为这些由来已久的印象毕竟触及对象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一旦某个作家发明了什么概念，人们更会用这些概念来作反身的观照，将这些概念贴到他们自己身上。像发明“妥溜”的张炎，标举“神韵”的王渔洋，都难幸免于这种审度。杜甫对“老”的称说，也启发后人从这一角度去品味其自身创作的美学意蕴。
自从宋代“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
，杜诗就被与“老”相关的批评话语所笼罩。首先是黄庭坚从完成度的意义上评价杜诗晚境极绚烂而归于平淡、天然浑成的境界。他在《与王观复第二书》中写道：“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
明代陆时雍又从内容上肯定“老杜发秦川诸诗，首首可诵。凡好高好奇，便与物情相远，人到历练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无所用”
。清初申涵光评《江村》曾说：“此诗起二语，尚是少陵本色，其余便似《千家诗》声口。选《千家诗》者，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亦是奇事。”
这显然是就杜诗涉及家庭生活琐事一点而言，尽管他对此有保留意见，但能意识到杜甫晚年之由奇归真、善于体味日常生活的平淡之美，仍应该说是很有眼光的论断。翁方纲《石洲诗话》曾专门辨析“漫与”与率意的问题，卷一又指出：“《陪姚通泉宴东山》一首，即《渼陂行》也。更不用‘湘妃、汉女’等迷离之幻字，而直用真景，则晚年之境更大也。”
敏锐地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揭示了杜诗晚年的一个变化。
这些批评家论杜诗都没有使用“老”的概念，用“老”作为批评术语来评价杜诗，似始于宋、元之际。除了汪涌豪举出曾季貍《艇斋诗话》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浑然无斧凿痕，又老作之尤者”
，已故台湾学者廖宏昌注意到方回《瀛奎律髓》以老论诗
，同时刘辰翁评杜诗也对杜诗“老”的审美倾向有所抉发
。从须溪评《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薄衣临积水，吹面受和风”句曰“老人语别”
，评《山寺》“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句曰“老语古意”
，评《归雁》“是物关兵气”句曰“老语”
，都可以看出，所谓“老”首先是将诗人的心思与晚境相连。至于技法的成熟，则以“老成”来评价。如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此时沾奉引，佳气拂周旋”句曰：“描摹老成。乱来读此十字，哀痛来生。”
又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句曰：“写得自在，首尾浑浑老成。”
评《秋野五首》其五“身许麒麟画，年衰鸳鹭群。大江秋易盛，空峡夜多闻”句曰：“索意非不小苦，而气概老成，上下圆足。”
看得出，刘辰翁对杜诗“老成”的理解，相比意势纵横而言，更偏重于艺术技巧的纯熟、结体的浑成以及韵律的圆转。这与“老”在宋代特指技巧的圆熟老到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刘辰翁笔下的“老”有时还可以特指声律，如《题省中院壁》“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句评曰：“老健有情，此非‘旌旗日暖’、‘宫殿微雨’两句比。”
就风格而言，这两句立意取景的和婉轻倩完全与老健不沾边，所谓“老健”显然不是说纵横凌肆的气象，而是指“八句俱拗，而律吕铿锵”的声情
，即宋人审美意识中格律方面的老健，这是颇为独特的用法。
明人自格调派以降悉以杜甫为宗，对杜诗的老境独有会心。像李东阳《麓堂诗话》曾称杜甫“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句为老辣
，王世懋《艺圃撷余》列举杜句之品有“老句”之说
，谢榛《四溟诗话》称《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句法老健，意味深长”
，钟惺《唐诗归》评《覃山人隐居》“深心高调，老气幽情”
，足见他们对杜诗老境之美的体会已深入细微，同时老成也省略了“成”字而单言“老”。清代诗论家论及杜甫诗作的艺术特点，也每以“老”来概括，甚至不限于晚年之作。清初“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灿以“老朴坚厚”概括杜诗的风格倾向
，论五古又说“诗以坚老古朴如杜甫、元结者为上，清逸婉秀学王孟者次之，高迈蕴藉学苏李者又次之”
，这里与老并举的朴、坚、厚、古四字包含了“老”所有的审美要素。关中诗人李因笃评《别常征君》曰：“董文敏有言，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此篇可谓老淡，又东坡所云绚烂之极也。”
评《忆弟二首》其二曰：“高处每以淡语写悲情，弥见其老。”
评《江上》“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一联曰：“此十字至大至悲，老极淡极，声色俱化矣。”
评《赠别何邕》曰：“语淡而悲，非老手不能。”
纪昀则称赞《曲江对饮》“淡语而自然老健”
。这是论杜诗晚境所造之平淡。清初桐城诗人方奕箴认为“少陵无一处非法，而法之合乎天然”
，批《雨过苏端》一诗特别指出：“作诗时岂字字照应，是绪真法老，便合天然。”
王士禄评《少年行》曰：“直书所见，不求语工，但觉格老。”
纪昀评《中夜》曰：“一气写出，不雕不琢，而自然老辣。”
这是论杜诗晚境的自然适意。李因笃评《无家别》曰：“直起直结，篇法自老。”
王士禄评《酬韦韶州见寄》曰：“起老。”
这是评杜诗起结之工稳。方东树《昭味詹言》云：“谢鲍杜韩造语，皆极奇险深曲，却皆出以稳老，不伤巧。”
这又是评杜甫诗歌语言的妥帖浑成。要之，杜诗老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及变化，这是前人一致公认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些变化。
我们知道，杜诗评论的历史上一直隐伏着一股贬杜的潜流，在评价杜诗老境的问题上也明显存在着对立的见解。正面评价已如前所述，这里只谈谈负面评价。正如前引吴可《藏海诗话》所说，“老”的美学品格首先与创作的一定阶段相对应，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与年至耄耋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直接相关，所以“老”也因作者身心的老迈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枯寂拙钝、浅率无味和粗鄙颓唐的结果
。历来对杜甫的批评，除了不工七绝和诗歌语言粗糙多疵外
，主要就集中在老境颓唐一点上。朱熹首先指出杜甫以前精细，“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
。《八哀诗》从宋代起就广受批评，恰好印证了他的论断。王渔洋曾缕数这组作品的拖沓、冗曼之处，以为必痛加删削，才见精神。朱瀚评《清明二首》其一也说：“朝来，率尔。新火、新烟，重复。绣羽，字面粗坌。衔花、骑竹，属对不伦。他自得，我无缘；还难有，亦可怜。纯是暮气，岂少陵顿挫本色？”
所谓暮气，正是老境的颓唐之气，是“老”容易由随性适意的写作态度中滋生的负面作风。
也有一些批评家并不纠缠于写作态度，而只是从能力的角度指出杜诗晚境的衰颓现象。黄生曾分别体裁来评价杜诗的得失，认为：“杜五古力追汉魏，可谓毫发无憾、波澜老成矣。至七古间有颓然自放、工拙互呈者。”
沈德潜更直接断言：“夔州以后，比之扫残毫颖，时带颓秃。”
赵翼认为黄庭坚说杜甫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是惑于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之说，而妄以为其诗愈老愈工，其实“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诗为当时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则拙涩者十之七八矣”
。高密诗人李怀民在评论袁枚诗时提到：“或谓老杜夔州以后诗，颓唐不及从前。大概文人暮年，名已成而学不加进，心力耗而手腕益拙，往往出之率易，不及当年。”
纪昀评《瀛奎律髓》，常在“老”的意义上批评杜诗这方面的缺陷，如评《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五六未浑老”
，评《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三句究欠浑老”
。面对前人这种分歧见解，嘉、道间诗论家延君寿曾加以折衷道：“沈归愚谓工部秦州以后五言古诗，多颓唐之作，或亦有之。然精意所到，益觉老手可爱。……黄山谷善于学秦州以后诗，真能工于避熟就生，归愚先生非之，非是。”
这实际上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语言的放任随意不只会导致口语化的浅白和粗率，同时也会带来不经意的失当和尖新。比如《屏迹三首》其三：“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其一已说“年荒酒价乏”、“独酌甘泉歌”，则“百年浑得醉”正如注家所说，只不过是“期望之词”，但杜甫的写法却容易让人误解为事实，这是“浑”字用得不恰当的缘故。《复愁十二首》其一“人烟生处僻，虎迹过新蹄”，“处僻”卢本作“僻处”，无论是“处僻”还是“僻处”，都与下句语法不对，“过新蹄”三字似尖新而实笨拙，尤为无谓。《夜二首》其一“号山无定鹿，落树有惊蝉”，“定鹿”、“惊蝉”也属于同样的情形。在我看来这绝不是锤炼之过，而是择语的不及，也就是遣词造句过于放任和随意的结果。王嗣奭《杜臆》曾有说：“余谓‘老去诗篇浑漫兴’是真话。广德以来之作，俱是漫兴，而得失相半。失之则浅率无味，得之则出神入鬼。如此等诗，俱非苦心极力所能至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杜甫晚年“漫与”式的写作确实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后果，既有率然的浅白
，也有出于随意的生新
，全看后人如何看待如何取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展开。
当“老”日益成为一种风格范型和艺术境界为诗家认可后，不仅杜甫本人，凡后人学杜而得其髓者，也自然地以“老”示人典范，或被从“老”的角度加以欣赏和品味。前者如王铎与阎审今论诗，以创、奥、老三字相赠
；后者如王渔洋读门人宗元鼎《芙蓉集》，评曰：“《选》体诗向得阴铿、何逊之体，意得处往往欲逼二谢，《三月晦日》一篇尤为佳绝。近一变而窥杜之堂奥，故多老境。”
这就提醒我们，在杜甫的接受史研究中，不仅要从诗体、风格、修辞各层面把握杜诗的典范性，还需要从“老”的角度把握其美学层面上的统一性，超越伦理学、文体学、风格学和修辞学的层面去认识杜诗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贡献及其典范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