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学》
《大学》乃《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传为曾子所撰。曾子（前505—前435），名参，春秋时鲁国人，他和父亲曾点同是孔子的学生，曾亲聆孔子的教言。此篇乃发挥孔子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宏阔纲领，主要内容有三纲八目。什么叫大学？据汉代郑玄（127—200）的解释：“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大学就是广博的学习。宋代朱熹则解释说：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仪；十五岁入大学，以公卿大夫贵族子弟与庶民之俊秀者为主，学习进德修业治人的大道理，所以“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总之，大学属于成人性的教育，以修养品德和将来治人从政为目的。
《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根本道理，在于彰明人自身的光明德性，使之除旧布新而成为新人，以达到完美至善的境地。这就是大学的三纲（三条纲领）。儒家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纯洁而光明的德性，即明德，由于后天受社会习染而产生各种不良的欲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认识恢复自身的这种德性，革除一切不良的污染，而成为新人，在思想品德和行为上达到最完美至善的境地。怎样才能达到“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呢？有八目（八项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项条目中则以修身为中心。作者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说，要彰明自身的光明德性，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庭；要整齐自己的家庭，必先修养自身的品德；要修养自身的品德，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志；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必先意念真诚；要意念真诚，必先有明确的认识；认识明确在于明达事物的道理。他接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达事物的道理之后认识就明确了，认识明确后意念就真诚了，意念真诚后心志就端正了，心志端正后就能修养好自身的品德，修养好自身的品德后就能整齐自己的家庭，家庭整齐后就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国家治理好以后才能平定天下。从天子直到平民百姓，都要以修养自身的品德作为根本。只有完成这八项条目才能达到完美至善的境地。这里的国是指诸侯封国，天下指周王朝所统御下包括各诸侯国的全中国。
在八项条目中，他特别强调诚意，认为一个人要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关键在于诚意。所谓诚意就是要意念真诚，没有虚假，就必须“慎独”。慎独，就是谨慎地对待自己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和行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说的诚意，就是说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污秽的臭气，如同喜好美好颜色，这都是出于自己的本心而毫无愧疚，所以君子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他举例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那些无德的小人一个人独处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但见了君子都要躲躲闪闪，掩盖自己的不善而故意表露出自己的善，实际上这是没有用的，别人看你如同看到了你的心肝，是掩盖不了的。“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真诚与否必然要显露于外，所以君子独处时一定要谨慎。“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曾子说，一个人在独处时，也有十只眼睛盯着你，十双手指着你，多么严酷啊！这就告诉人们，在任何时候，即使自己独处时，也要真诚，不要欺骗自己，若有不善之念，要及时反省克服，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而隐瞒。先不自欺，然后才能不欺人，不自欺比不欺人更难。
在修身这一条目中，他特别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人对自己所亲爱的人只知其善而不知其恶，对自己厌恶的人只知其恶而不知其善，这叫做辟。只有克服了这种辟，才能齐家。他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要整齐自己的家庭在于修养自身的品德者，是因为人对于自己所亲爱的人多有所偏爱，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多有所偏恨。因此对喜欢的人知道他的坏处，对厌恶的人知道他的好处，这种情况太少了。所以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坏处，都不满足自己田里禾苗的壮实。”这就是不修养好自身就不能整齐自己家庭的原因。这里的家，不仅指人们的家庭，也包括卿大夫的采地食邑。
把家治理好了，就会给人民提供一个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个家庭实行仁爱，一国也会跟着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一国也会跟着兴起谦让；君主一个人贪婪残暴，一个国家就会产生混乱。他举例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尧、舜用仁爱率领天下，人民也就跟着实行仁爱；桀、纣用凶暴号令天下，人民也就跟着兴起凶暴。国君的命令和他自身的行为相反，人们是不会服从的。因此君子只有先自己做到了，才能要求别人，自己不先做，才能禁止别人。所以只有把身修好了，把家整齐了，才能治国平天下。要达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实行絜矩之道。絜是衡量，矩是方形的尺子。絜矩之道就是以自身为尺度去衡量别人，用这一道理去治理国家。对此他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就是说，在上位的统治者尊敬老人，就会在民众中兴起孝道；在上位的人尊敬长上，在民众中就会兴起悌道；在上位的人抚恤孤寡，民众就不会背叛。这就是君子实行絜矩之道的作用。你厌恶在上者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下面；你厌恶在下者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上面；你厌恶前边人的行为，就不要以此对待后面，等等。总之要推己以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儒家的德治思想，他们认为有了德，能团结人民，也就有了土地，有了财物；有了财物，就可以供人使用。“有德此有人，有人有此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就是儒家所主张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治道。
《中庸》
《中庸》，亦为《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撰。子思（前483—前402），名伋，战国时鲁国人，曾为鲁穆公师。《中庸》一书的基本思想是讲中和，反对“过”与“不及”。所谓“过”就是超过，“不及”就是没有达到，“过”与“不及”的标准就是“中”，“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不可改易。所以中庸就是平常而不可改易的中正和谐的道理。
《中庸》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天赋予人的就是性，遵循这种性行事就是道，按照这种道进行修养就是教，教包括教育和教化。这乃是全书的纲领。《中庸》的作者和《大学》的作者，都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中庸》全书阐明人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善良本性，遵循这种本性的天道而进行自我修养。他认为人有喜怒哀乐，人的本性即表现在喜怒哀乐之中。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没有发生的时候叫做中，发生出来合乎节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人们达到中和，天地就会各在其位，万物就会成长发育。这就是说人在喜怒哀乐未发时，心情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它包含着人的本性；发生之后要合乎人们认同的常规常理，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和。人类社会和外在世界只有在这种“和”的状态中才能很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他认为中庸是一种很高的道德，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已经很少有人能实行了，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理，但是老百姓已经很久不能做到了。为什么？他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焉；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因为聪明的人行为往往超过，愚笨的人则不及。中庸之道不能彰明的原因，是因为贤能的人认为自己高明，不值得学习，愚笨无能的人则不知道应该学习，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庸之道对人的切身意义，好比人人都要吃饭，但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
中庸学说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忠恕思想，他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做到忠恕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别人施加给自己不愿意的事情，自己也不要施加于别人，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中庸主张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但过与不及在各个时代，会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而有不同的标准，其中也包含着差异和不同。怎样的思想和行动才算合乎中庸之道？通过子路问强，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子路问怎样才算强。孔子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还是北方人的强？还是你认为的强？用宽和的精神感化人，对于横行霸道的人不进行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乐于这种强。用兵器作为卧席，战斗死而不悔，这是北方人的强，特强的人乐于这种强。君子与人和睦而不随波逐流，坚持中庸而不偏倚，这是多么坚强啊！政治清明不改往时的志向，政治黑暗至死不改变平时的操守，多么坚强啊！”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南方人的强，“不报无道”是不及，北方人的强，“死而不厌”是超过，只有“和而不流”，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动摇，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所以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主义。
中庸强调的是人治思想。“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是说贤人在位，好的政令就能实行，贤人没有了，政事也就消亡了。人道的法则是勤于政事，地道的法则是培育树木的成长。政事好比芦苇，只要你用力，很快就会成长起来。所以为政在于得人，而得人在于修身，而修身在于遵循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就是从仁做起。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就是爱人，以亲爱亲族为最大；义就是相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将仁义推广而言，就是如何对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通称五达道，五种通行天下的道理，即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朋友相交有朋友之道。要实现这五达道，必须有三达德，通行于天下的三种道德，即知、仁、勇。他引用了孔子的话：“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道努力学习就接近知了，尽力去实行就接近仁了，知道耻辱就接近勇了，知道这三者，就知道怎样修身，知道怎样修身就知道怎样治理别人以至治理国家天下了。这里知、仁、勇虽是强调修身，然而在今天来看，它强调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包括道德、知识和能力。
中庸之道又强调它的普遍性，所谓“费而隐”，效用广大而道理却很隐微，大而无所不在，小而隐微不显，存在于日常各种事物之中。所以人要体认中庸之道，必须从心灵的深处回复自己的天性，然后从此出发，修己治人。
首先是“慎独”。这和《大学》所讲相同，但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之道是人片刻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那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君子在自己还没有看到时也要谨慎警戒，在自己还没有听见时也要恐慌畏惧。人心从没有比在幽暗中最为明显，没有比在细微时最为显著，因此君子在独处时应该谨慎。这是要人们在思想的源头上，在独处意念发生时，就要怀着恐慌畏惧的心理，警惕自己以防一念不善的产生。因为在这个时候，意念之善与不善，自己是最清楚的。这就是儒家修身条目中特有的自律观念。
其次是“诚”。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实在而没有虚假。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地万物自身生存的道理，达到诚是人应该遵循的道理。赋予诚以精神的意义，是在强调诚的重要性。人应该真诚，人如何达到真诚呢？他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要达到真诚，必须选择善事而坚持固守，广博地学习，仔细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晰地辨别，认真地实行。学习要坚持到底，以学会为止，问以问明白为止，思考以得到要领为止。“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一次就会，自己就用百次；别人用十次，自己就用一千次。只要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即使愚昧的人也会变得聪明，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人的学习作用，人通过学习也能达到诚。
诚的作用在于能“尽性”。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只有最真诚的人，才能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发挥自己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发挥众人的本性，也就能发挥事物的本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能发挥事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万物，人可以处在与天地并列的地位。这是说人通过发挥自己的本性，认识外在世界，按照外在世界的本性去参与治理外在世界的活动。
诚不但能“成己”，关键是还能“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成己就是使自己道德完善，是仁；成物就是从自己出发而推己及人而成就他人和外物，是智。仁智合在一起，以此来治理国家天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天下只有最高道德和最大智慧的人，才能治理。所以它要求“君子尊德行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们要尊崇自己的天然本性，必须经过学习询问，要达到广大的境地，又必须详尽到精微之处，要达到极高明的地步，必须实行中庸之道。这乃是全书的总结，他强调人要达到中庸之道，必须进行修养，修养的方法就是在尊崇天然本性的基础上学习并且认真地去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