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像许多投身科学工作的人一样，我在学生时代读过好些科学家传记，并且很受触动，但真正接触科学史，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恐是因为当时在大学里面，科学教育并不重视科学史，甚至为“科学没有时间性因而其历史并不重要”这样的观念所笼罩吧。二十多年前，我离开中文大学的物理系和行政部门，转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跟着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半年访问，在那里无意中听到何丙郁先生有关中国古代数学的演讲，又见到钱文源《巨大的惯性》（ The Great Inertia: Scientific Stag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一书。记忆中我对他们两位的观点虽然无法作判断，却都不甚惬心。当时还读到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它所引起的反应更为直接和强烈，竟使我产生了荒诞不经之感。因此，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所予我的最初印象都是不怎么有吸引力的。

回到中国文化研究所之后，记得劳思光先生曾经建议，李约瑟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存在不少问题，应当花工夫仔细梳理一遍。当时我对科学史尚未感兴趣，因此毫无思想准备，并没有作出反应，也就辜负了他的好意。其后《联合报》在香港出版，在朋友怂恿下我为之撰写《不可爱的真理》短文系列，批评库恩、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虽然只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讨论，却是涉足与科学相关的文科领域之始。整十年后蒙汤一介先生邀请到北京大学主持“蔡元培讲座”，我以《在正统与异端以外——科学哲学往何处去？》为题，对时兴的多种科学哲学潮流展开批判，并且就其根源提出分析和看法，这才得以略为抒发胸臆。至于我之终于走进科学史领域，也同样是由于偶然机缘：1994年为了讲授一门有关天文学知识的课程而开始细读《周髀算经》，并且深受吸引，翌年蒙李学勤先生邀请参加在海口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遂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发表。此后涉猎渐多，陆陆续续写了几篇文章，其中1997年底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代表我当时对西方与中国科学发展史的看法，它虽然粗略，但其中一些观点至今可能还有价值，而且，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印证和进一步的发挥。

在撰写该文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国人对于中西传统科学的一些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比西方优胜，而其后的停滞是由于宋明理学的影响，等等）是如何之广泛和根深蒂固，而这些观念的形成，则直接或间接受李约瑟巨著的影响——虽然它们和后者的看法并不一定符合，甚至可能相反。我深切感受到的另一点是，国人真正感兴趣的，往往只是为中西科学发展的巨大差异寻求浅易和简单的解释，但对于西方科学发展过程本身以及其文化、政治、社会背景，则既不甚熟悉，也不太注意。因此，李约瑟的开创性工作虽然给中国文化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却吊诡地使得中西科学的比较更加难以客观和深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相当公开和直白地以宣扬中国传统科技的优越为终身职志，所以十分自然地大受国人欢迎；另一方面则因为他的二十多卷巨著并没有相应的西方科学史来加以平衡——某位西方科学史家说得好：李约瑟为中国做到了我们自己还未曾为西方文化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在我看来，夸大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和贬抑西方古代科学的重要性，虽然好像能够帮助重建民族自尊心，其实极端危险，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国今日已经走出近代屈辱的阴影，开始迈向富强，但正唯其如此，所以更急切需要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客观、虚心和深入了解，否则轻易就被自满自豪的情绪所蒙蔽，那目前的进步恐怕将难以为继吧。法国哲学家图道罗夫（Tzvetan Todorov）在仔细分析西班牙冒险家柯特斯（Hernando Cortés）如何率三百勇士征服墨西哥数千万之众后说：“这惊人的成功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我相信，这一观点虽然简单，却是十分深刻而值得国人记取的。

2004年，刘钝先生很客气地邀请我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担任“竺可桢自然科学史讲席”，为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新动力。当年春季我以“毕达哥拉斯教派与古希腊科学的渊源”为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作了两次演讲；10月至11月间到北京，以“西方科学的哲学与宗教渊源”为题作公开演讲，又以“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为总题，对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作了八次演讲，都引起了出乎意料的热切反应。事后三联书店编辑张艳华女士建议我将演讲稿整理出版，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天真地以为可以在半年内交卷。然而，我虽然很明白，此书不可能在史实上探新发覆，而必须以西方科学史界已经发表和确认的材料作为论述根据，始料不及的是，当初拟定的著作规模却由于其内在逻辑而无可抗拒地不断扩大，至于相关资料、著述之丰富，各种问题之错综复杂，更远远超乎原先想象。这正如许多作者所说，一本书自有其内在生命，并非作者从头就能预见，更非其所能完全控制。今日此书付印在即，它有如婴儿长大成人，当初的简明讲稿已蜕变为不复可以辨识的另一部作品了。

对我个人来说，此书的撰写是个大胆尝试，也是困勉以赴的摸索过程，几乎每往前踏进一步都必须在许多迷惑与歧途之中挣扎，但也是极其愉快的经历，因为付出辛劳之后总能够缓慢前进，至终完成当初的构想。更重要的是，它坚定了我原先的初步看法，即现代科学之出现于西方，绝非由于短短数百年间的突变，而是和整个西方文明的渊源、发展与精神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它是西方文明酝酿、累积数千年之久的结果。这正如中国今日之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文化源流最悠久的国家，同样是中华文明酝酿、累积数千年的结果。因此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不在近代，而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甚或更早，譬如说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在世的“轴心时代”。当然，这样一个命题恐怕永远不能得到“证明”，但随着中西方科学史的发展和深入探讨，我们对它的看法也可能日益明确起来。倘若此书能够对这方面工作产生一点微小刺激和推动作用，那么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本书易稿凡十数遍，比原定篇幅扩张三倍有余，原定交稿期限也推迟三年之久，但张女士和三联书店领导对此计划的信心和支持始终不变，使我得以专注撰述而无后顾之忧，此外徐国强先生在编校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所以我首先要向他们各位致以衷心感谢；香港各大学图书馆的高效率运作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系统为我提供的特殊协助和安排，使得本书的资料搜集倍加顺利和方便，我在此对他们的专业服务表示敬佩和深切谢忱；此外，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务室同事严桂香女士、李洁儿女士和邱玉明女士等为我提供多方面日常协助，不辞烦琐而有求必应，这也是我极其感激的；梁其姿教授在百忙中抽空通读书稿，并且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我要对他深深致谢。但自不待言，书中尚未消除的错漏不应该由梁教授负责。

2008年仲夏于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