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

本书自2009年出版以来，由于主题是国人所深感兴趣，并曾经长期引起猜测和争论的，而且有别于相类论述，包含了大量系统和具体资料，因此颇引起学界和一般读者注意，在2010—2011年两度加印，作者也多次被邀讲述西方科学史以及中西方科学发展的比较，达到了批判李约瑟论题的初衷，这是值得庆幸的。迄2015年底，徐国强先生建议出版修订本，当时没有汲取以前编写本书的教训，误以为约大半年即可竣事，不料起初虽然进行顺利，但一旦碰上西方地理学和远航探索的历史，就犹如奥德赛被狂风吹入茫茫大海，再也无法回复预定航线，此后花了整整一年多工夫这方面的探索方才告一段落，随后又忙于编订另一部论文集，因此直到2017年底方才重拾本书的修订和增补工作，待得完稿，上距发轫之初，已经四年有余了。

与本书初版相比较，这个增订版的结构有相当大变动。在当初，撰写本书的一个基本动力是追寻西方科学的起源，兼以精力不济，因此写到末了即近代部分就较为简略，结果是重点落在古代。在篇幅上，它和中古、近代这三部分的比例大约为9∶6∶5，难免显得头重尾轻。这个增订版的正文增加了11万字，为初版的25%，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将涉及近代的第十一和第十二两章（初版）扩充为第十一至第十五章（增订版），因此上述比例相应改变为5∶3∶5，也就是恢复了古代与近代的均衡。这是新版在时代结构上的主要变更。

为了达到上述均衡，增订版在理念和题材两方面都作出了一些调整，最根本的有两方面：提高对实用和实验科学的关注，以及大幅度增加有关牛顿的论述。

在初版中我们强调“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初版第28页），这个基本理念并没有改变。然而，“我们却也花了相当篇幅讨论炼金术、化学、医学、机械学、地理学等领域”（增订版第25页）。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科之间的交互影响难以截然割裂，但更重要的，则是我们意识到，实验科学对于17世纪科学革命的重大影响在初版中未得到足够重视，而实验科学之兴起是和各种实用科学，特别是医学和地理学，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用了大量篇幅追寻这两个学科在西方科学传统中不同阶段的发展。

就医学而言，这就需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亚历山大时代的希罗菲卢斯和伊拉希斯特拉斯，以及罗马时代的集大成者盖伦，他们都是16世纪解剖学家维萨里和17世纪提出血液循环论的哈维之先驱。就地理学而言，则除了充实埃拉托色尼、斯特拉波、马林诺斯、托勒密等初版中已经讨论过的有关部分，使之更为系统化以外，我们还增加了两方面密切相关的内容，即远洋探险和地图学传统。它们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而此后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马可波罗行纪》，以及中古出现的航行指南图等，又对之产生了强大刺激作用。因此葡萄牙人的非洲海岸探索以及远东航线建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领导环球航行、英法两国的北大西洋探索，和地图学在整个16世纪的蓬勃发展等，都并非文艺复兴时期突如其来，而是有深厚历史文化渊源的。因此以上两个传统的论述也贯穿了增订版的整体。

但它们本身与17世纪科学革命的内在关系究竟何在，而值得以如许篇幅来讨论？关键在于：除了数学和天文学以外，科学革命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培根哲学，它的出现是受到了16世纪学风转变的刺激，而这转变则与实用科学包括医学、磁学、地理学（甚至还有冶矿学）等的勃兴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第十三章详细讨论了培根哲学的背景以及它的深远影响，包括居里克、帕斯卡和波义耳的工作，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以及它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不能够忽略的是，当时澎湃汹涌的科学思潮之中还有对立的一支，即笛卡儿的理想主义，那对欧陆的强大影响也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也在同一章有详细讨论。

最后，有关牛顿的论述在初版中仅占第十二章的三分之一，约为正文整体的3%，显然严重不足。在新版中这一部分大事扩充为第十四、十五两章，约及正文整体的11%，那就合理得多了。第十四章是牛顿本人生平和工作的较详细论述，包括他的为学经历、科学取向的转变、他的炼金术和神学研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大书的撰写过程、《原理》内容的分析和重要发现举例、他后半生的交往，以及他作为铸币局局长和皇家学会会长的作为等等。至于第十五章则讨论牛顿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包括欧陆对牛顿学说从不了解以至极力抗拒到最后逐渐接受的复杂过程、著名的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学发明权之争、微积分学在欧洲的传播经历与所引起的争论等等——当然，最后，还有牛顿学说对启蒙运动兴起的巨大影响。

总括而言，本书初版的重点在古代，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触发的“普罗米修斯革命”，也就是使得西方科学建立其大传统的第一次革命，但对于导致现代科学出现的牛顿革命之论述则显得相对薄弱。因此其古代和近代的论述显得前重而后轻。新版大事扩充了近代部分（包括许多近代发展的古代根源），并给予结束西方科学老传统和建立现代科学新传统的牛顿革命以同样重视，由是令古代和近代论述获得平衡。这可以说是此增订版的主要改动，除此之外都属细微的补充和修订。至于“导论”和“总结”部分，包括对“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讨论与判断，以及对所谓“李约瑟问题”的剖析和对“李约瑟论题”的批判，基本上一仍旧贯，并未作实质性更动。

由于增加了大量篇幅，参考文献部分也作了相应扩充，其中包括初版中忽略了的相关资料，以及自2008年以来出现的新资料，亨特（Michael Hunter）的《波义耳传》（2009）以及海尔布朗（J. L. Heilbron）的《伽利略传》（2010），还有韩琦的《通天之学》（2018）和纪志刚等的《西去东来》（2018）都可以说是这些补充资料的最佳例子。

本书完稿是在2019年初，但由于篇幅巨大，内容繁浩，此后的出版亦历经曲折。在此我要感谢李昕和尹涛两位先生的支持，本书初版倡议者张艳华女士的热心，以及多年来一直负责编辑的徐国强博士的不懈努力，没有他的充分了解与合作，此书恐怕难以在今日面世。此外梁其姿教授通读了本书有关医学部分并提出宝贵意见，也在此致谢。最后但也最重要，我更衷心感谢老伴林雅尚多年来的默默和坚定支持，没有她的助力，此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2022年重阳后于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