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幻想比现实更真实，形象比原型更高贵
直到最近，我们都有正当理由相信亚伯拉罕·林肯那句熟悉的格言：“你或许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成了美国民主信仰的基石。林肯这句吸引人的口号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下。首先，虚假和真实之间有清晰明显的分界，煽动者用来欺骗我们的谎言和永存的真理之间界限明显。第二，人们喜爱真实胜于虚假，当要在单纯的真理和做作的形象间做选择时，他们会选择真理。
这两个前提再也不符合事实了。这不是因为人们变笨了，或是变得不诚实了，而是因为人们未曾预见的巨大变化——美国文明向前大踏步前进——模糊了现实的边界。涌入我们意识的伪事件既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真，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假。创生这些形象的进步也使得形象——无论经过怎样的计划、多么做作、多么扭曲——变得比现实本身更加生动、更吸引人、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有说服力。
我们不能说自己受了愚弄。若说我们“知情”，也并不全然错误。这个暧昧世界的创造者相信他们在教导我们，创造它的人是我们最好的公务员，而我们也在其中出了份力。我们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制造问题的是做着受人尊敬的工作、十分勤勉又真诚的人。问题并非源自煽动者、骗子、阴谋或邪恶目的。大量高效制造的伪事件——以各种方式包装，黑白的、多彩的、文字的，还有成千上万种形式——由我们的整个社会机器所制造。这是心怀好意的人每天制造的产品。必须要喂饱媒体！必须要让人民知情！于是，大部分追求“更多资讯”的要求就被误导了。只要我们还把资讯定义为对伪事件的了解，“更多资讯”就只会让症状越来越多，而疾病本身得不到医治。
于是，美国公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幻想比现实更真实，形象比原型更高贵。我们几乎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困惑，因为暧昧的经验如此令人愉快、如此光华四溢，而相信人造现实所带来的安慰又是如此真实。我们成了时代骗局的饥渴附庸，而这些骗局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欺骗自己的。
从本质上说，伪事件总是比真实事件更加有趣、更吸引人。于是，在美国公共生活中，伪事件倾向于把所有其他事件都挤出我们的意识，至少也要掩盖它们。诚恳而且知情的公民很少发现他们对真实事件的经验已被伪事件所掩盖。然而现在，越是孜孜不倦地想让自己“知情”，他们就越多地被伪事件蒙蔽。
在沃尔特·李普曼如今已成经典的著作《舆论》中，他早在1922年就区分了“外部世界和我们脑中的图景”。他将“刻板印象”定义为过分简化的模型，我们靠它们在世界上寻找意义。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脑中粗糙的刻板印象”包括各类大型群体的分类，比如“德国人”“东欧人”“黑鬼”“哈佛男”“煽动者”等等。李普曼解释道，这些刻板印象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在表面上给我们混乱无序的日常生活带去确定性和一致性，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偏见。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刻板印象——过分简化但易于理解的种族、国家、宗教团体形象——只是另一种伪事件。然而，笼统地说，它们更接近政治宣传。因为它们让事情简化而非复杂化。刻板印象挤压并限制人的经验，但又让人心满意足；然而伪事件却以有趣的方式把经验变得繁复而戏剧化。这就使伪事件变得更加诱人；在智识上，它们也更能说得通、更繁复、更引人入胜。一旦发掘刻板印象的成因——一旦揭露政治宣传的源头——就会让刻板印象不那么可信。而关于伪事件策划过程的资讯，只会让伪事件更加迷人。
李普曼对刻板印象的描述在当时很有帮助。但在他创作的年代，还不到伪事件的全盛期。当时，摄影新闻才刚刚起步。《纽约时报》在1919年才刚刚组织广阔世界照片公司。有线传真第一次吸引广泛关注是在1924年，那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给《纽约时报》发送照片，记录了克里夫兰的共和党大会，卡尔文·柯立芝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美联社摄影部在1928年才成立。第一个广泛流传的新闻周刊画报《生活》是1936年出现的；发行一年内，它就卖出了一百万份，两年内两百万份。《展望》紧随其后，于1937年发行。百代在法国创立了新闻短片，直到1910年才引进美国。当1922年李普曼写作《舆论》时，广播还没向消费者播报新闻；当然电视就不用说了。
最近，生动程度和速度的提升、新闻媒体的扩张和增殖，以及公众对新闻的渴望不断增长，都使得李普曼对刻板印象的精彩分析变成了较单纯的年代的遗产。这是因为刻板印象使得经验变得更容易掌握。但伪事件则前所未有地使经验令人满意地变得捉摸不定。1911年，威尔·欧文在《科利尔》杂志上把新时代公众对新闻越发增长的需要描述为“一种哭喊不止的原始精神需求，就像身体的饥饿感”。对新闻的狂热是一种症状，表明过度膨胀的期待超出了自然世界可以满足的上限。它要求合成产品。它引起了一种非理性的无差别饥渴，渴求更新奇、更多样的事物。刻板印象古已有之，以后也将继续存在；但它只是让人对信息的触感麻木。它们是鸦片。伪事件刺激人们的胃口；它在满足对新闻的渴求时，也在刺激着这一渴求。
在伪事件的时代，使我们迷惑的与其说是对经验的人为简化，不如说是对经验的人为复杂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桩伪事件和一起真实事件同时争取公众的注意力，伪事件常常胜出。电视上发生的事将会盖过没上过电视的事。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我们的私人世界，而是公共事务的世界。
伪事件的以下特点使它们能够盖过自然事件：
（1）伪事件更戏剧化。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总是被策划得比非正式对话或两段事先准备的、连贯的正式演讲更有悬念（比方说，压着问题不问，再突然间抛出）。
（2）伪事件是为了传播而策划的，因而更容易传播，更容易安排得生动。参与者的选择基于他们的新闻价值和戏剧天赋。
（3）伪事件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复，因此可以强化它们带来的印象。
（4）伪事件要花钱来策划；因此有人被利益驱使着去散布、扩大、宣传并夸耀它们，声称它们是值得一看或值得相信的事件。于是，它们便被提前宣传、事后重播，好保证这钱花得值。
（5）伪事件是为了让人理解而策划的，因而更容易理解，也因此更让人安心。即使我们无法明辨地讨论总统候选人资格或那些复杂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评价电视表演的效力。总算有我们能够把握的政治议题了，多让人安心啊！
（6）伪事件社交属性更强，更适合讨论，更方便见证。它们的发生都是为我们的方便而安排。之所以有周日晨报，就是因为我们周日早上十分悠闲，可以分些时间给它。电视节目开始时，我们正准备饮上一杯啤酒。第二天早上到了办公室，杰克·帕尔（或其他任何明星）按时播送的深夜秀成了谈资，使在新闻中出现的突发随机事件黯然失色。
（7）对伪事件的了解——包括报道内容，或是事件里安排了什么，又是如何安排的——成了“知情”的试金石。新闻杂志按时给我们出小测，考察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新闻中提到了谁”——也就是新闻杂志所报道的内容。伪事件开始提供一种“公共话语”，这是我那些老派的朋友希望能在伟大著作中找到的东西。
（8）最后，伪事件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催生其他伪事件。它们占据我们的意识，仅仅因为它们数量繁多，而且越来越多。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这条美国公共生活新法则，伪造的事件倾向于将真实发生的事件挤出流通渠道。总统的权力和威望之所以增长，不仅因为其职务权力增长，还因为集中式新闻采集和播报的崛起。总统拥有了比从前更迅速、更频繁、更集中化的方式，得以接触伪事件的世界。可以用相似的方式解释近年来国会调查委员会越发高涨的威望。这些委员会中，有许多没有推动立法的冲动，也没有能被人理解的立法任务。但他们确实拥有前所未有的制造新闻的权力，超过联邦政府中除总统外的所有人。新闻人之所以支持这些委员会，是因为委员会喂养着新闻人：他们构成了一种欢乐的共生关系。华盛顿机构之间争夺权力的战斗成了主导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竞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编造伪事件。
有一个完美的例子，可以指出伪事件如何占据上风——那就是智力问答节目最近获得的极高人气。这些节目原来的吸引力并非源自它能考察智力（或装傻能力），而是来自节目安排得多么精巧——独立小间，持械银行保镖，还有其余一切——以及他们声称要教育公众。
除此以外的唯一例子，就是1960年大选，把智力问答的形式用在总统候选人之间所谓的“大辩论”上。这四场竞选活动被广播网络公司大张旗鼓、自以为是地大肆宣传，极其成功地将重大国家事务弱化成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如果换个恰到好处的粗俗名号，干脆叫作“四十万提问大赛”（奖金：年薪十万美金的工作，长达四年）好了。这是教科书一般的伪事件示例，从它的规划，到它吸引人的原因，到它对美国民主的影响，都是如此。
在大辩论的缘起中，政客和新闻制造者之间存在一种令人疑惑的合作。政治利益围绕伪事件，以它为核心：打光，化妆，基本规则，是否允许记笔记，等等。对表演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讨论内容的兴趣。大辩论转而又激发了数不胜数的伪事件。看过这场表演的人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地阅读相关报道，饥渴地收听新闻评论员的解读。两党议员对辩论可能导致的结果发布“声明”。数不清的采访和讨论节目登上广播或电视，研究它们的意义。民意调查让我们时时了解自己和其他人的各种微妙态度。撩人猜想的话题成倍增加。连该不该举行第五次辩论都成了一段时间内的热点“话题”。
这种戏剧性的情况与重点（但被人忘却了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似是而非的，至少它们的关系模糊到了极点：哪一位候选人更适合做总统。当然，一个人能不能站在弧光灯下，连续两个半小时脱稿回答此前一直保密的问题，以及他能不能在听取一群顾问的建议后，针对长期存在的公共问题，做出深思熟虑的总统决定，这两者之间如果真有联系的话，那也极其微弱。我国史上的伟大总统（罗斯福可能除外）在这种辩论中，表现一定极其糟糕；但我们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煽动者则会大放异彩。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伪事件自此诞生——比如金门–马祖之辩
。然而这些也都是伪事件的好例子：它们是为了被报道而制造的，它关注的问题当初无人关心，还用最做作琐碎的方式描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切实存在且至关重要的问题。
电视媒体在许多关键方面塑造了这种新型政治智力问答比赛的奇观。白修德
在《美国总统的诞生》（1961）中以丰富的细节给出了证明。这场争夺选票的比赛，各方面比起林肯–道格拉斯之辩
以及“辩论”这个词的含义，都远为新奇。白修德认为，肯尼迪在关键的第一次辩论中展现出的可观力量在于，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在“辩论”，而是抓住机会对整个国家发声；尼克松紧紧跟着对手提出的论题，一个接一个地反驳。另外，尼克松还有一个只对电视成立的缺陷：他的皮肤很白，天然带着透明。用光学投影成像的普通照相机拍摄，他的皮肤没什么问题。但电视摄影机通过电子成像，采用带有X光效果的超正析像管。这种摄影机穿透了尼克松的透明皮肤，连皮肤下毛囊里生长的最细短的胡茬（即使刮了胡子）也无所遁形。在关键的第一次辩论节目上，尼克松使用了一种叫作“懒汉剃须粉”的化妆品，但没什么效果。因此，他的形象十分憔悴、胡子拉碴，和精神抖擞、干干净净的肯尼迪大相径庭。
这个美国史上前所未有的、通过对国家大事的辩论教育选民的机会就这样逝去了。白修德指出，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媒体的强迫行为。“电视和广播天然地对沉默和‘死亡时间’避之唯恐不及。所有电视和广播讨论都不得不把问题和答案快速抛出，好像参赛者是智力网球比赛中的对手一样。虽然所有经验丰富的报纸记者和调查者都知道，要对任何困难问题做出深思熟虑、切中肯綮的回答，都需要很长时间。思考时间越长，抛出的想法就越有启发性。即便如此，电子媒体甚至连五秒钟的沉默都无法忍受；三十秒的停顿简直像永恒。因此，候选人只能互相抛出两分半钟的答案，两个人都只能为了摄影机做出反应，无法思考。”任何一位候选人，只要发现他对某项事物的思考探索要花不止两分钟，他就会很快退缩。最后，这些看电视节目的选民做决定时，所依靠的不是深思熟虑的人对重要事务的探究，而是看两位候选人在电视的压力下谁表现得相对好一些。
于是，伪事件便导致我们强调伪资格。这又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用以考验总统候选人的是他们在电视问答节目上的表现，我们自然就会选出善于答题的总统。在民主国家，现实倾向于遵照伪事件。自然模仿艺术。
我们试图公开揭露伪事件的真相，但这种努力本身只会让我们徒劳无功。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描述打光、化妆、会场安排、彩排等等环节时，只会引发更大的兴趣。一个新闻人的解读只会让我们更想知道另一个新闻人的解读。一位评论家质疑辩论没有太大意义，只会让我们好奇另一位评论家会不会有不同意见。
伪事件自然而然地催发了我们的错觉，让我们以为理解了世界，有人把这叫作美国的全能幻觉。也许我们以为，历史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声明”、通过“峰会”、通过“声望”的对决、通过互相遮蔽的形象、通过政治问答节目，全部迎刃而解。
我们一旦尝过了伪事件的魅力，就不由自主地相信它们是唯一重要的事。我们的进步毒害了经验的源头。这毒药如此甜蜜，以至于养坏了胃口，不能再接受朴素的现实。我们看似有能力满足自己过度的期望，以至于忘了这些期望是多么过度。
[1] 《国会议事录》（ Congressional Record ）是美国国会程序和辩论的官方记录，由美国政府出版局和国会印发，约每两周发布一次，在每届国会结束时，编成合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