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雄的陨落
传统类型的英雄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物：摩西、尤利西斯、埃涅阿斯、耶稣、恺撒、穆罕默德、贞德、莎士比亚、华盛顿、拿破仑，还有林肯。为行文之便，把英雄定义为在某些壮举中展现伟大之处的人物（真人或虚构皆可）就够了。他是成就了伟大事业的男人或女人。
当然，这些伟大人物中，有许多依然还在。但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全国人民所熟知的名字——那些不知为何，在美国几乎人人皆知的人——就可以发现，符合旧标准的真正英雄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少。这背后有很多原因。
第一点自然是我们的民主信仰与新出现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视角，这两点侵蚀了从过去继承来的英雄。我们相信普通人有能力自治，与之相伴的是对人类平等的热忱，这便造成了对个体英雄之伟大的不信任，至少也会心生疑虑。民主国家的人民对领袖表现出的过剩德性十分警觉，提防自身的成就被过多地归功于领袖，这情有可原。20世纪，墨索里尼主义、希特勒主义的崛起，以及极权的兴盛，使得因人民轻信伟大领袖的权力而造成的祸害变得过分戏剧化。我们甚至错误地相信，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暴政以领袖、元首之名大行其道，民主必须在没有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存续。
然而，早在希特勒之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就伴随着对民主的轻蔑。从柏拉图到卡莱尔，英雄崇拜都是反民主的信条。贵族统治天然更倾向于相信英雄，即使在今日英国存续的那种温和而衰微的贵族制下，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习惯了王室、女王和上议院的存在，在体现人类伟大的载体面前屈膝，就不那么容易觉得因此受到贬低。大部分政体的基础都在于相信某些受青睐的人身上具有神圣的火花；然而美式民主耻于具有个人魅力的人。我们害怕马背上的人
、半神或独裁者。如果我们的伟人比其他国家要少，可能是因为我们希望或允许自己拥有较少的英雄。我们最受崇敬的国家英雄——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林肯——据说基本上都很“平易近人”。我们崇拜他们，不是因为个人魅力、受上天眷顾、具有天赐的优雅或才能，而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人民的美德。我们崇敬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宛若神明，而是因为他们有如我们自己，进而提升了我们自身的地位。
在这些民主思想形成时、大众政府在美国发扬光大时，社会科学的发展给了我们额外的理由对英雄抱有世故的态度，怀疑其伟大的根基。我们现在把英雄看作所有社会都会有的普遍现象。我们从皇家人类学会最近一届主席拉格伦男爵的《英雄》（1936年）一书中学到：“传统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他考察了极为传统的著名英雄，结论是“没有任何依据相信这些英雄中任何一位真实存在，或他们的功勋故事中有任何史实基础……这些英雄，如果真的是传统上的英雄的话，他们原先的身份也不是人类，而是神明……这些故事讲述的不是事实，而是仪式——换句话说，就是神话”。或者，我们也可以从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1949）中学到，所有英雄——从东方到西方，从现代到古代再到原始时期——都是各种各样“在神话和宗教形象下隐匿的真实”。坎贝尔跟随弗洛伊德的脚步解释道，所有英雄都是某个伟大“创世神话”的体现。他们总是有几个阶段：（1）分离或出发；（2）试炼或成功启蒙；（3）复返并融入社会。现在，是否看到英雄身上所体现的普遍谬误或普遍真理已不再重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超脱了自身。我们把伟大看作幻相；若伟大确实存在，我们也猜测自己知晓其秘密。我们现在以清醒的、破除迷惘的目光看待我们对那些曾经是伟大化身的历史人物的敬意。
如今在开明的教堂和犹太会堂里，《圣经》被看作过时的民间信仰集合，之所以还有欣赏价值，是因为其“精神激励”和“文学价值”——民间英雄也是一样的待遇。他不再被幼稚地视作我们的英雄了。我们对所有体现人类伟大的榜样的崇拜都让自己难为情。我们知道，他们并非表面上那个样子。他们不过是社会幻觉法则的体现罢了。
“科学的”批判性历史及其侍女批判性传记的兴起，也带来了同样的效果。相反，在日本，天皇的神圣德性之所以得以保留，是因为禁止写作有关他的批判性传记。就连明治天皇——建立现代日本的“开明天皇”，留下了详细日记和材料，让西方传记作者大喜过望——也没有被加以准确的批判分析。在美国，20世纪以前，公众人物的传记一般由他们的崇拜者书写。这些作品一般是文学回忆录，体现友情、亲情的诚挚，或政治上的虔诚。甚至更好的传记也是如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是亨利·卡伯特·洛奇写的，约翰·马歇尔的生平由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撰写，罗伯特·E.李被道格拉斯·邵索尔·弗里曼铭记，卡尔·桑德堡为林肯立起一座丰碑。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也不单单是因为致力于揭秘的传记新潮流在充满嫉妒与偏见的20年代兴起，比如说范·怀克·布鲁克斯的《马克·吐温》（1920）和《亨利·詹姆斯》（1925），W. E.伍德沃德的《乔治·华盛顿》（1926）和《格兰特将军》（1928）。20世纪早期，美国历史成为广受认可的专业，因而催生了一系列传记作品，其写作目的很少是个人的致敬。实际上，这些作品常常不过是专业习作罢了；学者们用笔杆子辛勤工作，写到哪算哪。于是，我们对国家英雄的了解远远超过之前的世代所愿意了解的极限。
同时，卡尔·马克思的影响、经济决定论的兴起、对经济和社会历史愈发增长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力量愈发的强调，使单个领袖显得不那么关键了。我们现在被告知，那些清教徒移民不过代表了动荡不安、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思想体现了正在兴起的“清教徒伦理”，这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真正的预言者。查尔斯·A.比尔德及其他人指出，立宪的开国元勋不过是某种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安德鲁·杰克逊成了表达西部兴起的各种描述中的一种。边疆本身取代了人，变成了英雄。“主义”“力量”和“阶级”宣告了历史文学中英雄的死亡。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火热凝视下，英雄的特有素质消解为环境影响和内部失调所构成的一团糨糊。比方说，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激进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1811—1874），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普雷斯顿·S.布鲁克斯一手杖敲在头上的那位参议员，一直是废奴主义者尊奉的英雄、北方事业的烈士。而在1960年大卫·唐纳德学术气息浓厚的出色传记中，萨姆纳身上的崇高品质几乎一点不剩。他成了受痛苦童年折磨的难民。他的追求仿佛源自某种不安全感，源于他那个半被坎布里奇上流社会放逐的私生子父亲。他晚年坚守的原则（与他在被打后好几个月拒绝出席参议会）所体现的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十字军战士的热情。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曾经为萨姆纳写挽歌：
当伟人离世，
后人眼前多年仍有他留下的光辉
指引人类的道路。
但现在，用大卫·唐纳德的术语说，萨姆纳晚年的作为成了“创伤后综合征”。
在20世纪中叶这些年里，英雄几乎从我们的小说中消失殆尽。在任何严肃作品中，核心角色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在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的戏剧中，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和约翰·奥哈拉的小说中，主角都是饱受世界摧残之人。就连小说家的想象力也在构想人性伟大的尝试面前步履蹒跚。
现在，每个美国人，从孩子到成年人，都碰到过极大量的名字、面孔和声音，有历史人物，有外国人。新闻、杂志、邮购刊物、书本、广播、电视、电话、留声机——林林总总的载体给我们带来成千上万个名字、人物或人物的一鳞半爪。在我们的认识中，人越来越多，英雄越来越不重要。新闻、杂志读者或电视观众不仅能看到总统和总统夫人以及总统家人的脸庞、听见他们的声音，还能看见和听见内阁成员、次长、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公共教育的进步、对时事的日益强调，都稀释了我们所认识的事物。重大人物如今成了一千个大人物中的一个。这种情况愈加严重，因为我们越来越少地从书本上获取信息。英雄，就像真实事件一样，被埋没在伪事件的拥堵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