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众的崛起

过去的英雄于是在我们眼前消解，或被埋藏在视野之外。可能除了战时，很难产生新的英雄，来取代旧的。

因为科技和社会科学一日千里的进步，我们给自己制造了奇怪的难题。我们时代的伟大成就，如今已经进步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前沿。以前，英雄的成就大部分是在战场或决斗中达成的，所有人都能理解他有多么英武。殉道者或者蓝胡子激发我们的崇拜或恐惧，这也容易理解。当引人注目的成就还是白炽灯、蒸汽机、电报或机动车时，每个人都理解伟人又达成了什么成就。现在则不一样了。现在，英雄成就在实验室、回旋加速器和电子感应加速器上实现，在公众眼里，这些成就连名字本身都代表了科学的神秘。就连最戏剧性、传播最广的太空冒险都快让我们无法理解了。当然，确实还有寥寥几个例外——阿尔贝特·施韦泽 博士或者汤姆·杜利 博士——他们的英勇事迹人们尚可以理解。但这更说明了人们可以理解的英雄行为只有圣人或烈士的成就，在这方面几千年都没什么变化。而在人类进步的伟大领域内，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世界，我们20世纪的无畏创新者走到了我们难以理解的暗淡远方。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向来如此；深刻思想家的作品对外行大众来说，少有能差不多读懂的。但情形从未像现在这么严重。

即使富有独创性又认真负责的科学记者做出了极大努力（这已经是一个行业了），我们的发明家和发现者所处之地依然晦暗不明。每个年代，公共教育都被科技甩得越来越远。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数学原理》是为那些稍微瞥见他思想中粗略要点的“女士们先生们”而普及的。但有多少“普及”讲师能够——即使以最粗略的形式——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如今，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些发现有多么神秘。神奇的潜在可能让我们想象力飞扬，又不会太过挑战理解力。我们赞叹尤里·加加林与艾伦·谢泼德的飞行壮举，但不怎么明白他们的成就意味着什么。

变得难以理解的不仅是前沿科学。或许大部分佛罗伦萨朝圣者都能理解契马布埃或乔托画作中的美。但如今，有多少纽约人能理解杰克逊·波洛克或罗斯科的作品呢？

被我们视为偶像的作家也晦涩难懂。有多少人能不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芬尼根的守灵夜》弄糊涂？阅读最受尊敬的文人时，所有受过教育的群体也只能做到一知半解。有多少人能读懂T. 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圣琼·佩斯，或是夸西莫多？我们的伟大艺术家在我们所无法描绘的世界作战，手中拿着我们无法理解的武器，对抗我们认为不真实的敌人。我们怎么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英雄呢？

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集体合作越来越普遍，我们也越来越难以分离出一个单独的英雄，以供瞻仰。第一个核裂变反应（也带来了原子弹和原子能）就是一个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的研究产物。这项事业中，谁才是英雄？是爱因斯坦吗？如果没有他在理论上的大胆，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或是格罗夫斯将军？还是恩里科·费米？社科学者的研究也成了群体项目。由卡内基基金会赞助的研究《美国的困境》是黑人及美国民主研究的丰碑，有几十个学者和合作研究项目都为其做了贡献。贡纳尔·默达尔是研究项目指导，也是此书的主要作者，他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大公司董事会主席。今天，美国人所接触到的大量文字作品——从广告到政治演讲——基本上都被当作集体作品。若某位总统候选人发表了雄辩的选战演说，人们敬佩的是他精妙的管理手段，能够组成这么优秀的写作班子。我们在读公众人物的书时，即使是传记和最私人的回忆录，都无法不去想他们背后的捉刀写手。

总而言之，我们在美国见证了“民众”的衰落和“大众”的崛起。民众多半没什么学养，但在不自觉中，他们有着特殊的创造力。民众的典型创造包括口语、姿态和歌曲：民间传说、民间舞蹈和民歌。民众会自我表达，其创作直至今日仍被学者、古文物收藏家和爱国者收集；它是一种声音。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媒体和大众传播的世界，大众却是靶子而非箭矢，它是耳朵而非声音。大众是他人想要触及的——通过印刷品、照片、图像和音响。民众创造英雄，大众却只能看他们、听他们。大众希望被展示、被告知。我们的社会，同苏联所说的群众并不相干，但依然受我们自己的“大众”概念统治。民众有一个自己创造的宇宙，有它自己的巨人与侏儒，巫师和巫婆。大众则活在迥然不同的充满伪事件的幻想世界中。大众所接触的文字和图像在捏造大人物的同时，也在祛除他们的魔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