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人类伪事件的典型

就如同我们时代的伪事件倾向于盖过真实事件的风头，名人（这些人类中的伪事件）也倾向于遮掩英雄的光辉。他们紧跟潮流，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常常雇用媒体经纪人。而且，他们的数量要多得多。名人很快消亡，但更新速度更快。每年，我们眼前的名人都比前一年多。

就像真实事件常常被塞入伪事件的模板中，在我们的社会里，英雄要存活，就得发展出名人的特征。得到最好宣传的，似乎就是最真实的经验。如果有人在我们的时代成就了英雄的功绩，所有公共信息的机器——媒体、讲坛、广播、电视——就会迅速把他变成名人。如果他们做不到，那这位准英雄就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悲剧案例便是查尔斯·A.林白的故事。他独自一人成就了20世纪最英勇的功绩之一。他达成的是那种最史诗级的英雄成就。但他被贬低成了名人。于是，他不再能代表其成就所赋予他的德性。他被空虚填满了；而后他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7年5月21日，查尔斯·A.林白驾驶单翼机“圣路易精神号”，首次完成从纽约罗斯福机场到巴黎勒布尔热机场的单人不间断飞行。毫无疑问，这是经典意义上的英雄成就；这是英勇的成就——独自一人对抗自然的伟力。在那个沉闷、缺乏英雄的年代，林白的飞行仿佛一道闪电，展示出个人的勇气。除这次飞行外，林白就是个平凡人。当时他二十五岁，出生于底特律，成长于明尼苏达。他不是伟大发明家，不是领袖。他没有超群的智力、口才或创造性。就像当年许多年轻人一样，他疯狂地热爱飞行。天空是他的领域。在那里，他显示出极致的技巧和超凡的勇气——甚至到了蛮勇的程度。

他是真正的英雄。但这还不够，又或者是太过了。因为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名人；他将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名人。他作为英雄的兴衰、他的磨难、他的转变，他作为名人的起起伏伏，都在肯尼斯·S.戴维斯为他撰写的传记中得到精彩讲述。

林白本人料定这一成就会让他上新闻。在离开纽约前，他向《纽约时报》出卖了这一新闻的独家报道权。这个印象中天真而羞怯的男孩到达巴黎后，在麦伦·T.赫里克大使宅邸遭遇了一大群扑上来的新闻记者。但他一直等到《时报》代表允许，才肯发言。他其实还购买了报纸剪报服务，寄送给他当时正在明尼苏达教书的母亲。然而，怀着某种难以名状的考虑，他要求将剪报服务费用限制在五十美金。（即便如此，剪报公司还是将他告上法庭，称他没有付清超额的服务费，这显然是在求名求财。）要不然，他就得把余生所有收入拿来支付关于自己的剪报账单了。

林白在报纸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这次飞行后的第二天早上，作为严肃新闻标杆的《纽约时报》把前五版全部用来报道他的事迹，只在第五版附了几个广告。其他报纸的报道篇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广播评论员连续几个小时都在谈论他。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硬新闻。这次飞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持续了三十三个半小时。林白把能说的都对巴黎的记者说了。他的相貌、身形和个性都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他的性格也不为人所知。有些年轻女子说他“高大英俊”，但他的相貌实在平平无奇。他就是邻家男孩。飞行后第二天，为了介绍这个年轻人，全国报纸比平时多用了二万五千吨新闻用纸。在许多地方，报纸销售量比平时多出两到五倍，要不是机器跟不上，还能卖出更多。

林白在1927年6月13日回到纽约。第二天，《纽约时报》前十六个版面上几乎全都是他的新闻。林白的庆功会在海军准将酒店举办（据说是“现代史上”为个人举办的最大的庆功会）。会上，前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致辞，极尽溢美之情。他无意间准确地刻画了这位从美国英雄变成美国名人的年轻人的特点：“我们衡量英雄的方式和衡量船只的方式是一样的，看的是排水量 ，林白上校取代了一切。”

至此，林白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类伪事件。实际上，由于这个成就的完成过程过于简洁，成就本身单纯得惊人，因而无法提供附带的新闻。关于林白最大的新闻，就是他本人成了个大新闻。伪事件以几何级数增长，速度比平时更快，因为林白的名气来得太突然、太惊人。要编造故事说他是个怎样的大名人并不难；说这个年轻人几天前还默默无闻，现在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说他怎么得到总统、国王和主教的接见。除此之外，他身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林白唯一惊人的英雄事迹很快就被他惊人的名气远远盖了过去。如果是名气成就了名人，那这就是最大的那一位。当然，独自飞越大洋确实是非凡之举，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依靠这一举动占据所有的新闻版面。他作为英雄的地位远远比不上他作为名人的地位。更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夜之间。

很大一部分新闻很快就变成林白对这些“新闻”和自身名气的反应。人们对林白的敬佩源自他对名气那令人敬佩的回应，以及他接受名人身份时的优雅姿态。“闪电”传记出现了。这些传记不过是林白在礼节性访问美国和欧洲各国首都期间狂欢般涌现的新闻报道的摘要。这就是英雄林白死后作为名人的生活。这就是名人的同义反复。

之所以林白在随后几年内都受到公共关注，一直是名人，主要是因为两个事件。其一是他在1929年5月27日与文雅又标致的安娜·莫罗结婚。新娘的父亲是德怀特·莫罗——摩根的合伙人，时任驻墨西哥大使。现在，他们成了“孤鹰夫妇”。新婚燕尔，他成了最吸引人的新闻原料。感人的浪漫伪事件就这样加到了原来那一切之上。他的新闻价值重燃起来。媒体的热情避无可避。不屈不挠的新闻人没了可供揣测的材料，便冷嘲热讽地说林白这样躲着记者，其实是想借这种卑劣的手段提高新闻对他的兴趣。当林白称他只会和清醒且体面的报纸合作，别的一概不考虑时，那些被他排除在外的记者便将他的拒绝发挥成更多的新闻，远超他的声明本身所能引起的注意。

延续林白名人生涯的第二起事件，是其幼子的绑架案。1932年3月1日，绑架案发生在他的新泽西州霍普威尔乡间新屋。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林白”只是个空壳，新闻制造者往里注入他们编造的东西——甜腻的、煽情的、传奇的、诽谤的、奉承的，或只是单纯感叹其不可思议。现在，当一切制造新闻的机会都被穷尽，只能切切实实地来消费他的家人了。这里一定埋着个好故事。用肯尼斯·S.戴维斯的话说，这一事件是奉献给名气之神的“血祭”。由于该案件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虽然疑犯被处决，还是没人能切实知道，如果报纸和公众没有如此行事，孩子是不是能安全回来。媒体（在无能的警方的合作下）无意间破坏了真正的线索，之后又收集并公布了无数假线索，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在利用林白的个人灾难时，媒体比往常更加起劲。

林白之子的绑架案，就像林白的跨洋飞行一样惊人。两件事都没有多少硬新闻可供报道，但这不妨碍新闻专栏塞满了关于它们的消息。地方新闻编辑对绑架案的报道没有任何篇幅限制。“我想不到任何能与之匹敌的故事，”合众通讯社综合新闻经理观察道，“除非美国打仗。”赫斯特旗下的国际新闻社摄影部把所有员工都派到这个项目上，他们租了两辆救护车，装满摄影器材，警笛大响，穿梭于霍普威尔和纽约之间，去程开往林白府邸，回程就把车当成暗房冲洗照片，一到目的地便可付印。为了在霍普威尔现场报道，国际新闻社还另派了五个人三辆车。合众通讯社派了六个人三辆车；美联社派了四个男职员，两个女职员，四辆车。到3月1日，纽约《每日新闻》已有九位记者身在霍普威尔，第二天又增派三人；纽约《美国人》报社则派了一打人（包括社长小威廉·伦道夫）；纽约《先驱论坛报》派了四人；纽约《世界电讯报》《纽约时报》，费城的《纪事报》都各派了十人左右。这还只是开始。

第二天，媒体同意林白的要求，离开他在霍普威尔的居住地，以鼓励绑架犯放归孩子。新闻洪流没有停止。二十四小时内，国际新闻社就通过电报发出五万字（都够填满一本小书了）报道这一罪案；第二天，三万字；此后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一万字或更多。美联社和合众通讯社也为订阅者提供了与此相当的服务。许多报纸都用头版全版报道此事，内页还续了一些版面，持续整整一周，直到确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报道。然而，新闻还是连续不断——教科书般的伪事件——线索、留言、本地特别专栏，还有业内称作“想法”的板块。

很快，在新闻方面，这一犯罪再没什么能做的了。再没什么可以报道、发明或捏造。人们的兴趣很快就落到一系列衍生戏剧事件上，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记者自己制造的。有的报道关注原事件如何被报道，处理这件案子的几位警员弄出什么乱子，谁将会、谁应该成为林白的媒体发言人以及与绑匪联系的中间人。还有大量新闻关注围绕该事件的所有新闻加在一起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关注林白夫妇如何应对这一热度。

到了这个阶段，禁酒令时期的著名罪犯也来凑热闹。“老膏”斯皮塔尔和欧文·比茨这两位纽约地下酒吧老板，短暂地吸引了聚光灯。他们由莫里斯·罗斯纳推荐，这位罗斯纳有黑道门路，很快就在林白跟前成了私人秘书之类的角色。斯皮塔尔和比茨由于努力联系绑架者，上了几天头条；后来他们又怀疑可能是臭名昭著的底特律紫帮或阿尔·卡彭在芝加哥的手下暴徒犯事，又上了头条。这两位中间人成了大人物，直到斯皮塔尔主动退场，还十分得体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解释道：“如果是我认识的人，而我不指出是谁，那就让我遭神罚。我到处找人，最后结论是，绑架犯是头独狼。”阿尔·卡彭本来就因为即将因逃税入狱服刑而名气高涨，又因为试图在事件中施以援手，声望更盛。在接受赫斯特报纸“严肃”专栏作家亚瑟·布里斯本采访时，卡彭悬赏一万美元，寻求能让孩子安然归家、使绑匪落入法网的线索。甚至还暗示，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就能帮助孩子获救。

这个案子本身制造了一大批新名人，人人都没怎么弄清他们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但其新闻价值使他们变得举足轻重，包括新泽西州警察部门长官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校、霍普威尔警长哈利·沃尔夫、孩子的保姆贝蒂·高、布朗克斯学校离休教师J. F.（外号“贾福思”）康登博士——他自愿做此案的中间人（他还主动从毕生积蓄中拿出一千美金加入赏金，“好让深爱孩子的母亲能和骨肉团聚，也让林白上校知道美国人民感激他以自己的勇气和无畏所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造船人约翰·休·柯蒂斯——他有点疯疯癫癫，假装自己找到了绑匪、盖特森·B.米恩斯（《哈丁总统的离奇死亡》作者，假装成绑匪的谈判人，事后被控以此诈骗艾福林·华休·麦克林夫人十万四千美元）、莫罗家的女侍应维奥莱特·夏普——她嫁给了莫罗家的管家，在绑架案发当天与年轻男子约会（她被威胁要受警方盘问，并因此自杀），还有无数其他人。

仅仅几年后，聚光灯就不再关注林白了，热度走得就像当年来时一样快。每年发布的大部头《纽约时报索引》列出前一年十二个月报纸上各主题被提及的次数，非常精确地记录了这一事实。1927年到1940年，每年的索引都用了好几栏篇幅，用小字逐项列出提到林白的报道。1941年索引中，这种列表占了三栏的篇幅。然后，突然间，新闻流就干涸了，首先是缩减到断断续续的几篇，然后就一篇也没了。1942年到1958年，所有报道加起来也不到两栏篇幅——和1941年比起来只是当年的一半。在1951年和1958年，甚至一次都没有提到林白。1957年，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领衔主演的电影《林白征空记》面世，票房惨淡。对点映观众的调查显示，四十岁以下的观众中，没几个人知道林白。

《纽约客》上一幅漫画很好地展示了问题的核心。刚看完《林白征空记》的父亲和年轻的儿子从电影院走出，男孩问：“如果大家都觉得他做的事情这么了不起的话，那他怎么都没火过呢？”

于是这位英雄像名人那样突然死亡。他出名了十四年，远远超过普通名人的寿命。查尔斯·A.林白之所以消失得如此突然，还有一个附带的解释：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要做到“面面俱到”。民主信仰不满意于仅仅是无畏飞行员的英雄。他必须成为科学家、勇于发声的公民、一位领袖。不幸的是，他的名人地位说服他成了公众发言人。当林白屈服于这些诱惑时，他就越界了。但他的越界（不像某些人，比如阿尔·卡彭和他的心腹以前走进棒球场落座时会收获人们的鼓掌致意）本身并不戏剧，也没那么大新闻价值，无法构成新的恶名。他的发言无聊、暴躁、恶毒。他积累了新的名声，成了新纳粹、粗俗的种族主义者；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奖章。很快，名人就变得一文不名。芝加哥一座摩天大楼顶上的“林白射灯”被更名为“棕榈射灯”；在科罗拉多洛基山上，“林白峰”被重新命名为含糊的“孤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