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采访与发布会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体验，我们读到、看到和听到的，都包含了伪事件的成分。我们对它们期望更大，也得到了更多。它们漫过我们的意识，在美国增殖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快。就连增殖速度本身也在不断加快。在教育、消费与个人关系领域是这样，而在本章所描述的公共关系领域，更是如此。

若要对伪事件起源与崛起做完整解释，那就相当于讲述美国的整个历史。考虑到眼下的目的，只要回顾近期几个较具革命性的进展就够了。

供应与需求在现代的极大增长，始于19世纪早期。在那之前，报纸专栏里满是没劲的国内外事务二手转述或转载文章。剽窃法与版权法还没有制定。大部分报纸不过是个幌子，用来传扬政治立场，列举船只到岸离岸信息，刊登老生常谈的文章与实用的建议，发布商业或法律告示。

不到一个半世纪前，报纸开始传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最新报道，由目击者或身处现场附近的专业记者撰写。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电报技术得到完善，并应用于新闻报道。两位报纸记者——就职于费城《公众纪录报》的威廉·M.斯温与肯塔基州法兰克福的阿莫斯·肯德尔是国家电报网络的奠基人。1846年，波尔克 的总统咨文由电报发送，首开先河。1848年美联社成立时，新闻成为可供买卖的货物。而后，轮转印刷机问世，这种机器可以在连续纸张上同时双面印刷。纽约《论坛报》在19世纪70年代采用的高速印刷机每小时可以印制一万八千份报纸。内战与其后的美西战争为生动的实时实地报道提供了原材料和动机。好胜而大胆的巨头如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激化了追逐新闻的竞争，也让报纸发行量增加。

这些事件都从属于一场巨大却鲜有人注意的革命——我将其称为图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人类制作、保存、传输并发布清晰图像的能力——包括印刷图像，人像、风景与事件图片，还有反映个人与民众声音的图像——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印刷速度的提升本身就是革命性的。相比之下更具革命性的，是制造直接映照自然的图像的新技术。摄影技术注定要让印刷物沦为次要的存在。不到一个世纪，美国人就飞越了银版照相技术和彩色电视技术之间的鸿沟。1873年，干板摄影技术发明；1876年，贝尔获得电话技术专利；1877年，留声机问世；1884年，感光胶卷出现；1888年，伊士曼柯达一号诞生；1891年，爱迪生注册无线电专利；1900年前后，电影问世，同一时期，声音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在世上传播；1928年，全国性政治盛事首次通过广播转播；1941年，电视开始在商业上举足轻重，最近，彩色电视更是如此。

逼真这个词获得了新的含义。现在可以真切地传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嗓音与姿态，将其无比真实且亲密地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生动鲜明的图像让苍白的现实失色。彩色有声电影让整整一代先锋影迷把本杰明·迪斯雷利看作是和乔治·亚利斯撞脸的古人，就像电视让下一代观众把西部牛仔看作对约翰·韦恩的拙劣模仿。 而大峡谷本身则成了柯达彩色胶片上原版景色那令人失望的复制品。

报道并展现事件的崭新力量是个新诱惑，引着新闻人在遇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之前准备好可信的照片和报道。而人们又常常把自己的能力当成必需品。读者与观众很快就被报道的生动与照片的“真实”所折服，而不再关心被记录的事件是否自然发生。

于是，全天候媒体问世了。新闻报道之间的时间差很快就缩小到必须提前计划如何披露哪桩新闻，才能保证每版报纸或每期广播都能报道出“新”闻了。每周新闻和每日新闻后，出现了“特刊”和许许多多常刊。费城《晚报》很快发展到每天要发好几刊。新闻人永不休息。版面越多，填充版面的速度就要越快。为了让这么多版报纸说得过去，就越来越需要让新闻不断变化，或者至少看上去在变化。人们醒着时，广播还在一刻不停地播放，这让记者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每小时有整点新闻，有时候还有半点新闻。节目随时被特别快讯打断。怎样才能避免致命的重复，避免让人看出无事发生、看出新闻采集者在睡觉、看出竞争对手比你更机敏？印刷和广播成本变高，从财务上来说，也有必要让印刷机一刻不停，电视机画面也要一刻不断。制造伪事件的压力越来越大，采集新闻变成了制造新闻。

“采访”就是图像革命所造就的制造新闻的新方法。后来，采访进一步发展，变成广播与电视上冗长的公众人物座谈和竞答，还有长达三小时喋喋不休的对话节目。虽然采访技巧看似直截了当——其原始状态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年代——但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是相对近期的美国现象。波士顿《时事通讯》在1719年3月2日对海盗黑胡子之死的报道显然基于对某船长的采访材料。最早的一次现代采访——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第一次——由詹姆斯·戈登·贝内特主持，这位张扬的纽约《先驱报》编辑在1836年4月16日就罗宾逊–朱厄特谋杀案进行了采访。艾伦·朱厄特是妓院里的妓女，有人发现她被人用斧子杀害。理查德·P.罗宾逊是镇子里的年轻男人，被控谋杀。贝内特抓住机会，层层叠叠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此推动他名下《先驱报》的发行量；没多久，他的报纸就天天供不应求了。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利用这个故事，其中就包括实地采访妓院老板罗西娜·汤森。

研究新闻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第一次对著名公众人物的真正采访发生于1859年7月13日，那天霍勒斯·格里利在盐湖城采访杨百翰，向他提了许多关系到公众利益的问题，并将他的答案一字不差地刊登在他的纽约《论坛报》上（1859年8月20日刊）。 “采访”一词在现代美国意义上得到广泛使用，就是在这件事前后。早在此之前，这个报社就落下了做作的名声。《民族》杂志抱怨道（1869年1月28日刊）：“这次安排的所谓‘采访’，总的来说，不过是一个迂腐的政治骗子和另一个记者骗子的联合作品罢了。”几年后，另外一位杂志编辑把这次采访称作“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圈套，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新闻业声名扫地，沦为一股恶臭，为所有正直的鼻孔所不容”。许多人拒绝这种做法，认为这是对隐私的侵犯。美国做出表率后，同样的事情在英国和法国上演，但在这两个国家，采访的发展要慢得多。

即使在发明采访以前，美国新闻制造业就挣得了新的尊荣地位与可畏的权势。1828年，麦考利 把坐着记者的议会走廊叫作“国家的第四等级” 。但麦考利肯定想象不到记者在20世纪美国的崇高地位。他们早早把自己变成了人民的保护者。据说他们拥有超然的态度，没有党派的偏见，紧贴信息的源头，具有缜密清晰的表达能力，又时时刻刻直接接触全体人民，这使他们也成了人民的顾问。外国观察者如今会震惊于华盛顿媒体团所拥有的近乎写进宪法的——或许该说是凌驾于宪法的——权力。

在现代总统新闻发布会于1933年兴起后，首都的记者就获得了定期当面问询、羞辱、刺激总统的权力，将他逼入某种立场或公开拒绝某种立场。总统可能以不方便为借口拒绝会见一群政见不同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但他鲜有胆量拒绝媒体。拒绝本身就是新闻。这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其背后是新闻人所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无可奉告”这个词本身都传递出至关重要的信息。新闻人的名声——现在这个群体还包括广播、电视和杂志雇员——取决于有没有能力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让政客下不来台；他们的生计本身取决于公众人物是否愿意配合他们。在1950年之前，华盛顿就驻有一千五百位通讯记者，另有近三千位政府新闻官员专为他们服务。

新闻人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定期正式发布会上，更体现在其他全国性节目上——如《会晤新闻界》和《面向全国》。1960年，大卫·苏士侃主持的深夜谈话节目《开放式结局》就争取来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三小时的出场。在当年总统候选人间的所谓“大辩论”期间，也是新闻人在发号施令。

肯尼迪总统一上任，就在1961年开始直播总统例行新闻发布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发布会的性质。新闻人不再是传达总统发言的重要中介。但这种新的形式引起了新的兴趣，也就是对戏剧性表现的追求。在家中和办公室里的民众看过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后，便比以前更希望听到娴熟的评论员对此发表相互抵触的解读。新闻评论员的传统角色是当下历史的解读者，如今又添上戏剧批评家的身份，这让他们更有吸引力了。即使在这种新样式中，提问的还是新闻人。他们仍旧是人民的保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