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炮制新闻

英国宪法是由从中世纪起积累的材料组成的。我们被告知，英国宪法之所以生效，是因为英国人民乐意忍受大量的法律拟制。 君主制只是其中最突出的那部分。我们美国人之所以能让我国18世纪的宪法适用于20世纪的技术，则依靠生产繁多的伪事件，以及发展那些制造伪事件并帮我们解读它们的行业。一位有见识的公民应该知道的信息和他实际能够知道的信息之间，越来越不对称。随着官员欺瞒、捏造能力的增长，这种不对称也越发明显。新闻采集者筛选、发明、设计的需要也随之越发增多。于是，整个公共信息系统不可避免地产生越来越多的“包装”新闻，越来越多的伪事件。

美国对伪事件的偏好，早早就能在《国会议事录》 ^[1] 中找到一个微小但预言性十足的例子。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和法国的议员如实记录了审议机构中的所有发言。然而，自《国会议事录》在1873年首次以这个名号出现起，就只在表面上完整体现国会讨论的过程，而同国会内实际的讨论一点也不像。尽管偶有些小声抗议，《议事录》却依然是繁杂的庞然大物，将实际会议记录掩埋在未发表的演讲、未被读过的以及难以卒读的文山之下。我们之所以乐意忍受这种状况，只能用全国上下都缺乏幽默感——或都具有幽默感——来解释了。可能这也能解释一位沮丧的《议事录》改革者1884年在参议院的判断：“美国公众一般来说都把国会事务看作综艺汇演，除了演员拿到的工资，其余一切都是假的。”

每日都有大量例行“新闻发布会”举行，来自国会议员办公室，来自总统新闻秘书，来自公司、慈善组织和大学媒体关系部门，这都可以看作是涵盖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国会议事录》。他们只是对自然发生的事件做了不那么准确的记录罢了。为保证某个事件可以得到“新闻曝光”（尤其是当这个事件没有新闻价值时），人们必须以适当形式举办“发布会”。“新闻发布”这个词本身（很明显是个美国发明；1907年首次出现在记录中）直到最近才被广泛使用。把这种活动叫作“发布会”，本身就十分异样，改叫“新闻延迟”可能还比较贴切，因为其目的本身就是要防止公众知晓某些信息，待到特定日子才予以披露。报纸记者以带点贬低味道的黑话，将新闻发布会称为“施舍”（hand-out），这个词本来指的是家庭送给乞丐的馊臭食物。虽然该词的新意涵已通行于新闻采集行业，但因为是最近才有的发展，还没来得及收录进词典。

发布会上的新闻预先烹调过，封装储存，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其版式识别度很高（一般来说是油印的），并且印上了日期，比方说2月1日，但它还同时指出“于2月15日向公共媒体通报”。其内容是用过去时态写的，但描述的一般是新闻发布会当日尚未发生的事。利用并解读新闻发布成了新闻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国家记者俱乐部位于华盛顿的会场中有个大架子，每天都放满了最新的新闻发布，记者甚至不用前往发布会现场。1947年，准备新闻发布材料的政府新闻官数量甚至两倍于收集它们的新闻人。

大众已经非常习惯这些安排，以至于公职人员只要没按照事先发布的文稿讲话，就能“搞出个新闻”。1961年4月28日晚肯尼迪总统在芝加哥演讲，次晨的早报（前夜就印刷完毕，以在第二天一早送往各家）只刊发了新闻人员提早拿到的稿子。总统抛开稿子讲话后，芝加哥《太阳时报》最新一期报纸头条写道：“肯尼迪脱稿演讲……”底下的文章强调总统脱离了定稿，并以几乎相同的篇幅刊登了他的实际讲话和根本没讲的稿子。显然，这里最大的新闻就是总统不按提前准备好的剧本来。

我们开始怀疑事件到底怎样才算“初次发生”。记录“已发生”的事件和已说过的话的正统新闻，看起来越来越像提早发布的。越来越多的新闻事件变成戏剧表演，“新闻中的人”按照脚本演得或好或坏。事先准备好以供“未来发布”的故事，同日历上那天实际发生的事件，真实性不相上下。

近年来，成功的政客一直是最能熟练利用媒体与其他方式制造伪事件的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被海伍德·布龙称为“美国总统中最优秀的新闻人”，是第一位现代大师。当报社老板在没多少人读的社论中反对他时，罗斯福本人则在一群友好的华盛顿记者的合作下，用头版头条制造所有人都在读的新闻。他在制造“事实”——伪事件——而社论作者不过是表达意见。人人皆知他如何使用试探性声明、如何利用非正式评论的伦理、如何把总统新闻发布会从无聊仪式变成后任总统无敢轻忽的国家传统，又如何发明了炉边谈话。他知道新闻人靠新闻吃饭，就帮他们制造新闻。他也足够了解新闻制造的技巧，从而能让新闻报道导向他的目的。

就拿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2月18日访问佛罗里达平民保育团营地时的几个评论作例子吧，当时战争氛围日渐紧张：

我想传达一些信息，但不能这么说。换句话说，这东西是我不能直接讲的，但它又是我发言的背景。如果我来写报道——你们也知道我经常这么做——我就会这么写——你们知道是什么套路：当被问到什么时候返回（华盛顿）时，总统暗示不可能给出任何日期；因为，虽然他希望能到3月3号或4号才回，却不断收到消息称国际情势依然不稳，因此总统可能有必要在3月3号或4号之前返回（首都）。据悉，这些消息关乎某些国家可能新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不是通过常规外交渠道提出的，而是通过较新的那种关系；换句话说，利用了对侵略的恐惧。

罗斯福非常温和，自然不造作，口才单纯而雄辩，他的公开讲话以一种崭新的亲密感贴近民众。然而矛盾的是，总统发言在其任期内变得微妙，满是算计。在他的写作班子里，除了新闻人，还有诗人、剧作家，以及一班职业演讲撰稿人。这个为打造个人的诚恳与天然印象而生的协作系统非但没有降低效率，反而引发了具有新闻价值的额外兴趣。这个或那个短语是罗伯特·舍伍德还是塞缪尔·罗森曼法官写的？ 总统拿到写作班子给他的稿子之后，做了多少改动？公民们对某篇演讲稿写作过程的兴趣几乎和对稿子内容的兴趣一样高。当总统演讲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策划良久的集体作品，而罗斯福只是其中的明星演员。

当然，罗斯福总统做了很多伟大决策，他只是去推动其生活年代里的波澜，而非制造它们。但是，纯粹依靠伪事件来打造一段政治生涯是可能的。已故的约瑟夫·R.麦卡锡正是如此，他在1947年至1957年间任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若非依靠我先前描述的不眠不休的“信息”机器，他不可能拥有这种政治生涯。他有种天然的才能，懂得制造与潜在现实有着模糊联系的新闻事件。在麦卡锡最风光的时期，理查德·罗维尔在华盛顿做记者，他回忆道：

他知道怎么上新闻，即使在某些罕见情形下，他没法杜撰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非事实信息能透露，也还是能上新闻。比方说，他发明了晨间新闻发布会，发布内容就是下午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们会出席——这个时候，他们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见铃声一样，形成条件反射了——而麦卡锡会说，他只是想告诉他们，他在今天晚些时候会公布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可以刊登在明天的晨报上。这会让他上下午的报纸头条：“麦卡锡将在首都披露新信息。”下午到了，如果麦卡锡真有什么可说的，他就会说出来，但他常常没什么可说，但这也没关系，他会说他还没准备好、遇到了一些困难、弄不到他需要的“文件”或者有个“证人”找不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头条：“麦卡锡新闻发布延迟——正在寻找神秘证人。”

对渴求新闻的记者而言，麦卡锡有种魔鬼般的魅力和几近催眠般的力量。他们几乎是捏着鼻子感激他，感激他制造了这些产品。他们震惊地发现，他竟能靠这么点微不足道的材料搞出这么多新闻。许多人恨他，但所有人都帮他。某记者说他们有种“一视同仁的客观性”，正是这种客观性害了他们。换句话说，麦卡锡和新闻人都靠着同一种合成商品蒸蒸日上。

麦卡锡参议员的政治财富中，那些自认为恨他的人所贡献的额度，几乎和少数以他为友的人一样多。如果不是所有人对他的积极帮助，他就不可能制造这些让他臭名昭著又手握重权的伪事件。报纸编辑自以为是地攻击这位参议员的“同谋者”，他们自己对此却根本无能为力，无法削弱他的威望。甚至当他们在内页版面的社论上攻击他时，还在为他上头版头条添砖加瓦。新闻人是他最有力的盟友，这是因为双方在一道制造伪事件。他们作茧自缚，诚实的新闻人和寡廉鲜耻的参议员麦卡锡是同一门生意上的不同分支。

按新闻人的传统用词，“硬”新闻和“软”新闻间有清晰的分界。硬新闻应当是对重要事务的坚实报道：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福利、科学。软新闻报道的是流行爱好、奇闻异事或娱乐消遣：包括耸人听闻的本地事务、贩卖丑闻、八卦栏目、连载漫画、电影明星的性事，以及最近的杀人案件。新闻批评家攻击今日的美国报纸不够“严肃”，将越来越多的版面划分给软新闻，而非硬新闻。

然而，伪事件越推越高的浪潮将两者之间的区分洗去了。举个例子，1960年6月2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身在檀香山，正在往远东的访问途中，去会见韩国、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芝加哥《每日新闻》给读者带来整整七栏的头条：“艾克对这次旅行做何感想？幕僚缄口不语”“毫不忧虑”“执政党成员对新闻人的提问深恶痛绝”。还有一个双栏长度的报道这样开头：

檀香山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远东之行的态度依然讳莫如深，捂得像他的高尔夫分数一样严实。总统在位于帕里山迎风面的卡内奥赫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下榻，附近是蔚蓝的太平洋与十八洞高尔夫球场。他可能是在那里研究亚洲之旅的利弊。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正这么做。执政党成员非常厌恶人们查探白宫对亚洲之行的态度，尤其是日本之行告吹的那场闹剧。

报道结尾写道：“然而，现实迟早会降临。如今看来，恐怕这个时刻很快就要到了。”

如今，成功的记者必须做新闻的接生婆——多半还得做产妇。他依靠采访技巧，煽动公众人物说出听起来像是新闻的话语。在20世纪，这种技巧已经变为诈骗术，在技艺高超的人手中，甚至可以左右国家政策。

时间的压力，以及稳定制造新闻流以填满媒体内容的需要，引诱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记者利用采访和其他技巧制造伪事件，手法翻新，越来越天才，越来越咄咄逼人。身在华盛顿的通讯社记者要面临的现实之一是，美国的晚报比晨报要多得多。东海岸午后报纸要在早上十点之前付印，而自然发生的新闻在那时还没机会发生。“这意味着，”一位有良心的首都记者在道格拉斯·卡特可敬的《第四权》（1959）一书中透露，“通讯社记者必须要写‘隔夜’新闻，基本都是编造的——这些报道是前一天晚上写的，但要让第二天下午看到报纸的人觉得上面写的都是当天的事。”

在特定情况下这意味着什么？从某个辛勤工作的记者所经历的苦难上，就可见一斑。这位记者是在努力做本职工作，挣口饭吃。当时，参议院正在就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 展开辩论。虽然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有分量的事件，但条约通过基本上板上钉钉；这里没什么文章可做。因此，为了写报道，这位记者去找了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后者向他保证，根据这个条约，奥地利不会得到金钱或军事援助，只有长期贷款。“这就成了我的新闻导语，”记者回顾道，“我做了该做的事，拿到了会成为第二天新闻的信息。”

第二天，辩论举行。辩论很无聊，也很难编出新闻来。幸运的是，参议员詹纳说了句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关的难堪笑话。这位记者（在考虑报道此事的其他通讯社记者会做什么之后）把此事发了过去，作为“增补材料”。下午三点半后不久，条约就通过了。这自然成了通报，而且得为关于辩论的故事写一篇新导语。但在这时，饱受压力的记者还得给第二天的晨报准备全新的报道。

但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条约通过的简报发出太晚，已经赶不上大多数东海岸晚报的截稿期，只剩大城市的报纸可登了，比如一天出七刊的费城《晚报》。我必须找个新角度写稿子，发到那些没有刊登条约新闻的晚报上。

它们不想仅仅刊登隔夜的辩论旧闻。它们想“压”别的报纸一头。所以，直截了当地说，我去找了参议员赛伊，设法让他说出詹纳的做法削弱了总统的权威。实际上，赛伊的指责比《奥地利国家条约》通过本身更具新闻价值。但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要找个新爆点写稿子。对于赛伊来说，这不是他主动说的话。我在这之前给另外七个参议员打了电话，到第八个才终于弄出一些对詹纳的评价。我知道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批评。这些参议员没有打电话给我，是我打给他们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制造了新闻。是记者的想象影响了参议员的看法，催生了他自己可能不会想到的观点。

这种做法可能非常普遍。一位通讯社记者天天对乔治参议员穷追猛打，追问他对外贸的看法，直到他终于让乔治说出日本应该和红色中国贸易，而不是把纺织品倾销到美国市场。然后这位记者直接去找了参议员诺兰，让他反驳这个建议。这制造了一则好新闻，还激发了一场小小的政策辩论，这场辩论本来不会发生。“隔夜新闻”是通讯社探索性报道的最好战场。这可能该叫“榨取新闻”。

记者十分明智地补充道，他这个职业现在的任务不是以最快速度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相反，它被“包装问题”影响了。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报道新闻，但也要保证新闻流的稳定。比如说，每周六早上我们都会去见几位国会领袖。我们可以把见面时得到的所有消息都写在周日的晨报里，但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学会了安排这些新闻，均匀地排在周日和周一的报纸里。”

头脑简单的看客可能会以为，电视和现场新闻报道的兴起可能会带来压力，让人们如实报道自然发生的实际事件。然而讽刺的是，就如先前的清晰图像技术一样，这些技术只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伪事件。

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回到美国时（这是在杜鲁门总统解除了他在远东的指挥任务后的事，当时是1951年4月11日，朝鲜战争期间），他的“凯旋”之旅遍及各州。他受邀到芝加哥庆祝“麦克阿瑟日”（1951年4月26日），这个节日是市政局通过决议设立的，安排了精心设计的庆典，包括游行。

由三十一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组成的团队，在库尔特·兰充满想象的指挥下，占据了麦克阿瑟游行路线上的战略性位置。他们的目的是记录人群的反应，并把观众所看到的（或自称看到的）景象和他们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作比较。这项天才的研究确认了我的观察，我们越发倾向于用编造的内容来填满自己的经验。新闻报纸当然给大家做好了心理准备，迎接芝加哥《论坛报》当日早晨预告的“凯旋英雄受到欢迎——中西部史上最大、最温暖的迎接仪式”。实际挤在人群里的人，有许多抱怨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某些地方，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才能有幸瞄到将军一眼。

但电视转播的角度则非常不同。得益于四处分布的摄影机，电视媒体于是以它自己的方式指挥这次活动，与在场者一头雾水的经历大为不同。摄影机精心对准“重大”事件——换言之，突出活动的戏剧性。对电视观众而言，将军一直处在注意力的核心，从他在下午2:21出场开始，直到3:00突然信号中断，都是如此。播音员不断重复（脚本中超过十五次精确提及）这场面多么前所未有，“是这个城市最壮观的热情欢迎”。电视屏幕会让你产生这样的印象：狂热的欢呼在游行前、游行中和游行后持续不断。当然，这些摄影机都特意挑选了“活动”画面，展现不断挥手的喧闹人群；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欢呼、挥手和叫喊实际上并非朝向将军，而是朝着转向他们的摄影机。现场观众两脚酸麻，熬过漫长的无聊时间，许多人毫无兴致。而电视观众，看一眼将军又看一眼热情群众，耳朵里连珠炮似的旁白强调着人群和明星间的互动，他一定会以为，这是一场连绵不断的精彩盛典。

这些社会学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该活动在电视上的呈现（相对于亲眼所见而言）“全程完全在意料之中，对事件经过的阐释符合人们的期望……电视节目的制作遵照观众所期待的样式”。实际在场者则遭受双重失望。不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没看到多少东西（看到的时间也十分短暂），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一场好看得多的电视表演（比他们期望看到的远远精彩得多）。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抱怨：“我打赌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比我多！”以及“早知道就待在家里看电视了！”。当在场者嫉妒在家的伪事件观众时，电视评论员自然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观众“真在现场”该有多刺激。

然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指出，对于许多在场者而言，当天最大的刺激就是上电视的机会。所有人都想让自己的名字见报，几乎所有人也都喜欢想象在电视上露脸（如果能通过录像带亲眼看见电视上的自己，那就更妙了）。同样，跟踪报道肯尼迪与尼克松1960年总统竞选之旅的记者也指出，电视媒体拍到的大片人群中的许多“支持者”之所以前来，是因为想上电视。

电视报道让所有人得以成为扮演自己的演员。最近，我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闲逛，碰巧看见学生之间的拔河比赛。看到女生队把男生队拽进了植物园池塘里，弄得他们浑身泥水的景象，确实十分有趣。主要电视媒体的摄影人员也在场。女队的胜利在我看来简单得有点可疑了。我一头雾水，听人说了真相才明白，原来这不是真比赛；真正的拔河比赛一两天前就办过了，但当时的电视转播条件不够好。这场比赛是为了电视节目而重演的。

1960年12月2日，在新奥尔良合校风波 期间，市长德雷赛布·S.莫里森向新闻人写了封信，提出让新闻和电视稍停三天，不要再报道这场争端。他辩称印刷媒体和电视媒体的报道夸大失实，对城市形象和旅游业造成伤害。人们形成一种印象，以为这里暴力泛滥，而他说只有千分之一人口参与抗议。但他同时也指出，只要电视媒体在场，就是在酝酿混乱。“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到现场就是为了上电视，然后立刻赶回家，看下午和晚上的节目。”至少有两位电视记者在人群里到处采访抗议者，问些煽动性问题，比如“你为什么反对种族间通婚？”莫里森市长说他亲眼看见电视摄影师“布置场景”，然后说服一群学生做“啦啦队”，指挥他们喊叫或抗议。认真负责的记者群体义愤填膺地拒绝了市长提出的新闻暂停期，声称“新闻自由”受到威胁。新闻自由从前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而设立的制度，如今却常常只是记者保住制造合成商品特权的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