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伪事件与政治宣传

伪事件的崛起以许多微妙的方式混淆了我们作为观众和作为演员的身份——用哲学家的话来说，混淆了“主体”和“客体”。如今，我们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摇摆。威尔·罗杰斯曾说：“电影业是唯一能让你站到前头向自己鼓掌的行业。”如今，我们不需要成为专业演员就能体会到这种满足感。我们可以在群情汹涌的人潮中出现，然后回家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无怪乎我们已经弄不清什么是自然发生的事件，也不知道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伪事件的新形式，尤其在政治界，为政客和新闻人带来新的困惑。政客（如我们例子里的罗斯福，或是任何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创作一个故事；新闻人（就像我们所引用的那位通讯社记者，或任何发表刺激性煽动言论的记者）自己则生成事件。新闻的参与者常常不确定到底是谁在行事，又是谁在报道，就更别指望公民能够知晓实情了。谁是历史，谁又是历史学家呢？

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纠缠，历史和历史学家之间的混杂，演员和记者之间的模糊，有一个极好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的“泄露”新闻。如今泄密已经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项历史悠久的重要制度。它实际上是官方向公众传递重要信息的主要手段。

而泄露这个词新获得的不合常理的意涵，正是理解民众所处世界的非现实性的一条线索。根据词典定义，“泄露”就是“意外让液态物体流出或流入：如，船漏了”。但现在，新闻泄露是精心设计的通气手段。它当然是政府官员为了达成某种明确目的（泄露，比直接宣布目的性更确切）的手段，可以是公布声明、提出问题，或是给出暗示。这种行为，更准确地说，应该叫作“私下公布”“间接声明”或“隐匿新闻”。

新闻泄露是绝妙的伪事件，从起源到发展，都体现出伪事件世界的另一条公理：伪事件催生更多伪事件。我将在后文对此进一步详述。

依靠华盛顿发达的新闻采集机制——包括计划内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或供未来发布使用的预定发言稿，还有其他数不清的既定做法——新闻的常规套路已经固化。政府官员和记者都感到需要更有弹性、更暧昧的交流模式。总统新闻发布会本身的起源就是某种新闻泄露。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有时候会让林肯·史蒂芬在自己接受剃须服务时采访他。其他总统也时不时给自己偏爱的记者采访的机会，或是对友好的新闻人透露一些暗示。与之相似，现在的新闻泄露机制起源于政府官员的偶尔行为，向某位记者十分自信地透露一些已经定下来但尚未公开的信息。然而现在，新闻泄露几乎成了有组织的行为，受到严格的规定束缚，几乎和正式发布会一样。因其暧昧程度更甚，还带有十分吸引人的密谋感，故而受到所有相关人员的青睐。有组织的新闻泄露对政府官员和记者双方的发明能力和伪装能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如今在华盛顿，政府要员养成了这种习惯——在其他地方也一样，只是规模较小：政府成员和新闻界精选的几位代表共进晚餐。在晚餐前，惯例上要喝一轮酒，在此之前则是一段时间克制的愉快交际。所有人都清楚规则：这是私下聚会，其后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要根据规则发布，用词也该在技术上得体。晚餐后，副部长、将军或海军将领允许他人提问。他可能会回忆过去的新闻与国家计划背后的“实情”，或是宣布政策。记者也很有信心，就算官员靠不住，至少同行对这种规矩的尊重靠得住。所有人都明白在场的所有言论能披露到什么程度：要引用的话，什么话可以直接引用，什么话是“幕后消息”，什么又是“深层幕后消息”，什么信息必须被归于“一位发言人”或“一位知情者”，什么是猜测，什么是传言，什么又是极小的可能性。

这些场合和从这里获取的报道充满暧昧。记者本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听到的是简单的实情、刚刚定下的政策，还是政府方面的期望，或对方是不是在刻意散播不实信息以安抚公众对实情确实如此的恐惧。政府官员本人（有时候只是发言人而已）可能也不清楚。记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不实的线索编织成报道，别让读者觉得这报道满是胡言。有些人批判这些体制化的新闻泄露是针对公众的某种反情报活动，不应出现在共和国里。其重要性越发增长，一些关于当下政治最有影响力的报道，正来源于此。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55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布了一个三栏的头条报道：“美国预测红色中国将在4月攻击群岛；考虑全面防御。”三天后，在同样的版面刊登了矛盾的报道：“艾森豪威尔认为现在中国群岛不会有战争。”这些头条底下的文章都十分冗长。两个报道都没有指出这些看似实情的消息源于何人。当时未披露的幕后故事（几个月后，道格拉斯·卡特记录了实情）是这样的。第一个故事里，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B.卡尼将军与几个记者吃了顿非正式的“背景”晚饭。然后将军向记者透露了一些消息，记者（和他们的读者）认为这是真实信息。由于这些内容“不能指明来源”，记者就不能提及任何相关的真实信息——比如说，这只是卡尼将军的个人观点。这位卡尼将军一直声称在亚洲必有一战，而许多华盛顿人士（甚至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不赞同他的观点。在基本规则下，第一个报道只能在被赋予客观权威性的前提下，才能登报。该报道于是带上了一种毋庸置疑的官方味道，而它本身并没有这个资格。第二个与其矛盾的报道实际上并非来自总统本人，而是总统的新闻官詹姆斯·哈格蒂。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先前的报道，大为震惊，便迅速组织了另一场“背景”会议，否认第一个报道引起的各种推论。如果这场闹剧确实有任何意义的话，到底是什么呢？这其中难道有任何真正的新闻吗——除了卡尼将军与詹姆斯·哈格蒂之间的异议？然而，这些事实却是新闻人不能刊登的。

伪事件如几何级数一般催生其他伪事件。其中部分是因为每一种（被计划的）伪事件都倾向于仪式化，都有自己独有的规矩和刚性。由于每种伪事件都有独属的刚性，由此而来的压力便催生出另一种衍生的伪事件，其形式更灵活、更诱人、更暧昧。于是，当新闻发布会（本身也是伪事件）形式化以后，就催生了系统化的新闻泄露。当泄露被形式化后，还会有其他手段产生。当然，精明的政客或有进取心的记者对此心知肚明，也知道该怎么利用这种情况。这很少是为了明目张胆地骗人；多半只是为了制造更多“新闻”、提供更多“资讯”，或是为了“促进沟通”。

比方说，一场非正式的背景记者会，即使只是试探性会议或外交手段（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有时候就会这样做），也成了官方“否认”或“不承认”的基础，使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得以推测和解读，催生电视和非电视媒体对各位参议员、众议员与其他公职人员的专访。在公众视野中做出的任何声明或非声明，都会成为其他人发布反声明或拒绝评论的基础。这一切都使得最初催生它们的场景变得更加模糊。

现在，华盛顿记者面临的考验很少涉及准确且精彩报道的技术，而多针对处理隐秘暗示的娴熟程度。如果他想维护自己的新闻渠道，就必须积累一套词汇、开发一种风格，用来掩盖新闻来源和生活中的真相，同时还需显得自己提供的是无可动摇的事实。他的货品有一大部分是自己与其他人对所报道的真相的猜测。他生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虚影里。他出力构建这种晦涩和阴暗，若没有它们，他用报道所照亮的“现实”就变得无关紧要。现在，机敏的行政人员也得具备相似的技巧，必须掌握这门“在不说谎的情况下否认事实的技术”。

这些淹没我们意识的伪事件必须和政治宣传区分开来。这两种东西确实有共同之处，但我们所面对的特殊问题，恰是由于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同主宰极权国家的政治宣传截然相反。政治宣传——比如说，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定义的那样——是故意扭曲的信息，其效果主要来自情绪上的感召。伪事件是模棱两可的事实，而政治宣传是激动人心的谎言。伪事件的兴盛源自我们真诚地渴望资讯，渴望拥有“所有真相”，甚至不满足于现实存在的信息。而政治宣传则以我们乐于被煽动的意愿为食。伪事件戳中我们接受教育的义务，而政治宣传针对我们想被挑拨的渴望。政治宣传用观点取代事实，而伪事件通过合成事实，为人们做出自主判断提供“真实的”基础，间接发挥效果。政治宣传则明目张胆地替他人做决定，直接施加影响。

在极权社会中，人们接收到大量故意编造的谎言，而真相自然被扭曲，但呈现的方式本身毫不暧昧。政治宣传的谎言被当作真话来传播，其目的就是让人相信真相比实际情况更简单、更易懂。“政治宣传的目的，”希特勒解释道，“不是为一些厌倦于享乐的小主子不断提供有趣的变化，而是为了说服；这意味着，要说服大众。然而由于大众的惰性，即使只是让他们意识到某事，都必须要一段时间。即使是最简单的想法，也必须要通过上千次重复，他们才能记住。”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伪事件让简单的事情显得比实际更微妙、更模糊、更可疑。政治宣传过分简化了经验，而伪事件把它变得太过复杂。

乍看之下，伪事件的兴起与专业新闻人职业伦理的发展正巧同时发生，这种伦理要求新闻人必须在报道新闻时去除一切社论和个人判断。然而，如今正是在制造伪事件的过程中，新闻人找到了极大的余地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想象。

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具体而言，在一个识字率高、富有、竞争氛围强、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民会完全被伪事件占据视野。对我们来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广播自由也包括制造伪事件的自由。互相竞争的政客、新闻人和新闻媒体加入了制造伪事件的比赛。他们互相争斗，竞相以引人入胜、“信息量大”的方式解读世界，提供这个世界的形象。他们可以自由地怀疑事实、创造新闻、要求他人回答自己编造的问题。在我们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人们面对着互相矛盾的伪事件，被允许从中判断。当我们在说使公众“知情”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