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豆浆店谈出“芯”产业

效仿韩国成立“工研院”

“我们如果再不做，就赶不上了。”

大约在1971年，中国台湾新上任的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孙运璇应邀访问韩国，看到韩国科技研究院高薪聘请一批韩国留美学人，生机勃勃地开发电子、化学、纺织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对比中国台湾科研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他不免十分焦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发生过几次转变。一开始是实施进口替代策略，优先发展投资少、技术要求不高、能增加就业的民生产业，如纺织、食品、水泥和塑胶，以替代民用产品的进口，节省外汇开支。进口替代策略很成功，它几乎完全依靠民间资金，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让台湾地区走出二战导致的经济泥潭。

然后，台湾地区改行出口替代策略，在高雄、台中等地创建了3个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鼓励产品外销，大力发展以轻纺工业和电子组装为核心的来料加工出口。台湾地区在1960年的时候，出口额仅有5亿美元，出口产品以米、糖等初级农产品为主。到了1973年，台湾地区出口额增加到40亿美元。在此期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5.3%，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多，达到706美元。美国和日本将生产设备供应给中国台湾，然后再从中国台湾进口商品，单单对美国的出口额就能占到中国台湾出口额的一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整体经济高度，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然而，中国台湾也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难以为继的关口。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四小虎”紧跟上来，它们拥有远比中国台湾数量更多且成本更低的年轻劳动力。中国台湾无法再在玩具、雨伞、鞋帽之类的轻工产品上与之竞争，亟需寻找到下一个时代可以接棒的产业。于是，孙运璇向蒋经国提议，希望仿效韩国的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由台湾地区资金主导的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

孙运璇是山东蓬莱人，13岁随父闯关东到哈尔滨，1934年以当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伪满洲国”治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随后秘密返回关内，一直从事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运璇奉命接收台湾电力公司，在短短5个月内就将台湾地区的电力供应恢复到战前的80%。他在台湾电力公司工作近20年，将台湾地区电气普及率一举提升至99.7%，为台湾地区工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当时台湾地区经济管理人才严重匮乏，不得不从公有企业中找人，孙运璇遂得到重用。他在出访时发现，韩国创设了科学技术研究院，引进韩裔美国人进行领导，集全国之力推动工业发展，便有了建立“工研院”的想法。

为了能够像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一样突破当局法规对公务员薪水的限制，以高薪聘请海外专业人才到中国台湾从事技术研发，孙运璇申请以财团法人的形式成立“工研院”，却招来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委员会”认为，“工研院”乃当局出资，当局却没有管理权，有“化公为私”的嫌疑，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提案最终被否决。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对能源极度贫乏的台湾地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台湾地区经济动荡、物价飞涨，才连续3年顺差的外贸再度出现逆差；1975年生产总值增长率骤降到7.4%，创下195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消费品价格指数也在一年内从8.2飙升到47.5。蒋经国提出要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方面推出“十大建设计划”，将出口替代政策调整为出口扩张政策，优先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重工业。当时台湾没什么钱，十大建设计划所需要的60亿美元巨额资金有四成需要依赖外债，许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蒋经国称“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十大建设计划遂得以实施。

十大建设计划覆盖炼钢、造船和石化等重工业，亟需大量工业技术人才，遂给了“工研院”提案起死复生的契机。加上孙运璇多方奔走、顽强游说，努力与“民意代表委员会”沟通，最后该计划在重新提交时仅以勉强超过50%人的同意获得通过。于是，孙运璇将自己部门下辖的联合工业、矿业和金属工业3个原本是公有单位的研究所合并，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工研院”。孙运璇后来被尊称为“工研院之父”。

“工研院”虽以“工业技术”为名，但孙运璇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它只为传统工业服务。他认为，模仿西方国家，靠大规模进口资源维持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模式，不一定适合地方小、人口少的中国台湾。中国台湾缺乏能够让外资感兴趣的自然资源，市场又很狭小，只能朝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转型。“工研院”应以高科技为导向，带动中国台湾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在孙运璇的心目中，“工研院”应该要成为中国台湾这条亚洲小龙的龙头。

“工研院”成立后，蒋经国希望推动几项有突破性意义的科技计划，“项目越大越好”。他的秘书长费骅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台湾交通事务主管部门下属的台湾电信部门负责人方贤齐。方贤齐当时兼任“电子工业发展小组”的召集人，这个小组是在时任“经合会” 副主任委员的李国鼎的主导下成立的，负责对台湾地区如何发展电子工业进行研讨。在推动台湾地区科技发展的这几人中，孙运璇有权，李国鼎有望，方贤齐是实际执行人。方贤齐受命后立即赴美，找老同学潘文渊商议。

潘文渊是江苏苏州人，1931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公费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无线电系获工程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5年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普林斯顿实验室工作。潘文渊30年间共发表科技论文百余篇，获30项美国专利及200项国际专利。因业绩卓著、学界驰名，潘文渊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促进会（AAAS）会士、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IRE）会士和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会士。受方贤齐之邀，潘文渊立即动身前往台湾，为台湾下一步的技术发展方向把脉。

300元新台币 的早餐会议

1974年2月7日，在台北市南阳街的小欣欣豆浆店，7个人凑在一起吃了顿早餐。

这些人个个都大有来头。除了我们已经认识的费骅、孙运璇、方贤齐和潘文渊，还有时任台湾地区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高玉树、“工研院”的首任院长王兆振和“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大家一边喝豆浆吃油条，一边热烈地讨论。潘文渊提出，集成电路（俗称芯片）是电子工业中最核心的部分，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是台湾地区工业技术最有机会往高科技转型的方式，应该作为台湾地区产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方向。他用了一个半小时将半导体投资计划的规划方向、具体做法、时间安排和投资金额说得清清楚楚。他还以腕上戴着的电子表为例，给大家说明芯片的重要性。他的建议获得了与会官员的认同。

应该说，当时台湾地区能看中芯片产业，是非常有前瞻性的。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发明了晶体管，标志着半导体产业的诞生。1958—1959年，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和仙童的罗伯特·诺伊斯分别独立发明了芯片。1964年，IBM 推出第一款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System-360。1966年，IBM的罗伯特·登纳德发明了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也就是在现在的计算机和手机上普遍使用的内存。1971年，英特尔推出了第一个微处理器4004。在台北“早餐会议”召开的这一年，英特尔推出首款商业化的8位单芯片微处理器8080，让个人电脑的诞生成为可能。

其实，自1960年台湾交通大学成立“电子研究所”开始，台湾地区就在培养半导体方面的人才。台湾交通大学后来还成立了“半导体研究中心”，1966年在实验室里制造出台湾的第一颗芯片。台湾地区对芯片的关注不算晚，但一直停留在学术机构做研究的萌芽阶段。大多数台湾同胞连什么是芯片都没有概念，更不要说能认识到芯片产业的重要性。当地的芯片产业能够启动，实在受益于潘文渊的直接推动。

这一次决定了台湾地区未来电子工业领域的命运走向的“早餐会议”，一共只花了300元新台币 。

“早餐会议”结束后，潘文渊就在圆山饭店闭关10天，写下“集成电路计划草案”。该草案在提交当天就获得了孙运璇的认可，台湾地区发展芯片产业的大方向就此落定。“工研院”因此成立了“电子工业发展中心”，作为“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计划”的执行单位。

1974年10月26日，孙运璇在美国新泽西州潘府宴邀7名信息产业界有名的华人专家，组成“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国台湾电子技术发展的咨询机构。为了避嫌，潘文渊放弃满额的退休金，提前从美国无线电公司退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讨论中国台湾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方向。讨论一般安排在周末，轮流在委员会成员的家中进行，所有人均不领任何报酬。委员会认为台湾应引进芯片制造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并在7家美国大厂中最后选定美国无线电公司为合作对象。

美国无线电公司是诞生于真空管时代的电子行业巨头，也是早期半导体产业的主要玩家之一。它引领了CMOS技术的发展，率先研制出CMOS芯片和CMOS微处理器，拥有较多与该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IP）储备。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是台湾地区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商和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台湾当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要价相对其他美国公司来说不算高，可仍需要台湾当局投入1000万美元的资金。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来购买技术而不是自主研发？这就关系到潘文渊反复提到的“时间”问题。因为半导体行业受摩尔定律推动，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低起点的企业如果想借助较长时间的自主研发来成长，大概率是无法跟上行业步调的。相反，一旦成功在行业中抢占到领先的位置，就将获得惊人的回报，进而将跟随者远远甩在身后。所以，市场的后来者要进入半导体产业，需要通过购买最先进的技术来抢跑。由于对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潘文渊后来被尊为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之父”。

台湾地区当时的外汇储备不过10亿美元。以这样弱的经济实力，很多人并不赞同在芯片技术引入上投下如此大的一笔巨款。他们质疑中国台湾发展电子产业的能力：“加拿大和英国都试过并失败了，成功谈何容易？”孙运璇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扛起巨大压力，推动该项目得到批准。这项耗费1000万美元完成的芯片技术转移项目，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未来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我们看到，当时民间是根本不可能投入这样一笔巨款来做半导体技术引进的。事实上，不仅台湾地区如此。不论是在日本、韩国还是在祖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球化市场竞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要素的结合。

台湾芯片产业的火种

1976年3月，“工研院”与美国无线电公司签订为期5年的技术转移合约，合作开发芯片。“工研院”从美国无线电公司买到专利技术后，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史钦泰、杨丁元、章青驹等博士放弃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加入“工研院电子工业发展中心”，投身芯片技术引进。4月，“电子工业发展中心”开始分批派人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受训，前后一共招募了40多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分成设计、制造、测试、设备4组。第一批13人，出发时由孙运璇亲自授旗壮行。

这个培训计划后来为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贡献了许多重量级人物。几个领队中，史钦泰成为“工研院”院长，杨丁元创办了华邦电子并担任总经理，章青驹则先后成为华邦电子的副董事长和世界先进积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界先进）的董事长。在队员当中，则出了联华电子副董事长刘英达、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台积电副董事长曾繁城、台湾光罩董事长陈碧湾、创惟科技董事长王国肇、胜华科技董事长黄显雄等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领军人物。

为了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技术落地，实现对芯片的自主设计和制造，7月，在孙运璇的协调下，“工研院”在新竹征用了土地，开始破土兴建台湾地区第一座芯片示范工厂。该示范工厂耗资5亿新台币，使用7微米工艺，每周可量产300片3英寸晶圆。“工研院”看好民生消费电子及通信等领域产品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以电子表作为验证技术成果的载具，“但我们投入的所有专家、学者、人才都不只是为了将这个计划当作科研专项计划来执行，做出电子表就结项，而是一开始就规划完完整整地引进集成电路技术，让台湾地区日后能拥有自主研发与生产的能力！”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电子工业研究所”（简称“电子所”，前身为“电子工业发展中心”）所长胡定华亲自主持和努力推进示范工厂的兴建，为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燃起了第一把火。

胡定华是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先驱者，很多半导体扶持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他手中完成的。胡定华194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后随父母来到台湾。他赴美国密苏里大学获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后归台，任教于台湾交通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主任。听说台湾要发展半导体后，胡定华异常激动，主动给素不相识的潘文渊打电话自荐，成为“工研院电子工业发展中心”的负责人，直接参与推动台湾地区芯片产业的发展。主持兴建台湾第一座晶圆厂时，胡定华年仅33岁。那时了解半导体的人并不多，阻碍重重，但胡定华总是当仁不让、据理力争。“在大人（当局）心中，老胡是冲动、不懂事的小孩，得罪了不少人。”

一年多后，示范工厂落成，那些在美国接受完培训的年轻人也返回中国台湾，在这里利用他们刚刚学到的技术试生产电子表的芯片。示范工厂营运满6个月后，成品率竟高达70%以上，而美国无线电公司所属的工厂的成品率仅有50%。美国无线电公司对这个示范工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意买下这个工厂。“工研院”坚持要求拥有自己的产线，理由是要靠它带动中国台湾电子产业的升级，这才保住了这个产业火种。

1978年，方贤齐成为“工研院”的第二任院长，“工研院”的半导体项目也就有了更有力的推动人。1979年初，“工研院”的半导体示范工厂营运满一年，由于成本控制得宜，净利率高达20%，运营团队开始有了成立新公司的想法，而“工研院”也有意将发展重心调整回技术研究。彼时正逢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台湾地区经济再次受到重大冲击。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经济发展策略，正式提出发展“两高、两低、两大”（技术程度高、附加价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程度低、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潜力大）的高科技产业。示范工厂转作民营正是时候。于是，“工研院电子所”打算组织一批民营企业作为原始股东参股，在新竹成立一家既能设计又能制造芯片的公司。

然而，当时国际上半导体制造的主流是4英寸晶圆厂，先进国家甚至已经有5英寸、6英寸晶圆厂，仅凭一座3英寸晶圆厂无法形成竞争力。而且，当时台湾地区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对半导体所知甚少，投资意愿不高。原计划是从民间筹资8亿元新台币，让民间资本占一半股份，最后仅从民间筹到5亿元新台币，剩下的股份由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下属的开发基金、台湾交通银行及“工研院”认购，官方资本竟占了70%。

等到原始股东终于凑齐，大家发现，每一家企业的名称中都有一个“华”字，于是这家新成立的半导体企业就被取名为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5月22日，联华电子成立，它也是由“工研院”的技术孕育出来的第一家芯片制造企业。方贤齐出任联华电子的董事长，独立芯片封装厂华泰电子的创办人杜俊元出任总经理。

联华电子诞生半年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也正式设立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设立，离不开李国鼎的力推。

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

李国鼎年长孙运璇3岁。他1910年出生于江苏南京，24岁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来台后担任台湾造船公司的总经理，因受台湾当局器重，又担任“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的专任委员，从此头角峥嵘。他制定奖励投资条例，创办高雄等3个加工出口区，为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65年，时任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李国鼎给荷兰飞利浦公司的董事长腓特烈·飞利浦做了一次简报，其中正在力推的出口加工区及台湾地区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令腓特烈印象深刻。腓特烈回国后即力排众议，决定要到遥远的台湾设厂投资。从那时起，飞利浦就一直是台湾地区最大、最成功的合作商之一，这为日后飞利浦参与草创台积电埋下伏笔。1969年，李国鼎改任中国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与孙运璇同为主导当地经济发展的大旗。

李国鼎受人敬重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忙不停、行动派”，“永不停止的火车头”，不仅要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在有问题被揭开时，必须对这个问题慎思明虑并提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李国鼎经常会亲自出马帮助企业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二是“计利当计天下利”，“丝毫没有为个人和为亲朋好友谋求私利的成分”。 因为经常在主管领导面前坚持己见，1976年，李国鼎被迫辞去财政负责人职位，改任“政务委员”这样的闲职，并兼任科技小组召集人。孙运璇资历较李国鼎浅，但两年后，却是孙运璇上任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李国鼎毫不计较，埋头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孙运璇也放手让他去干。

仕途不顺的李国鼎，却开启了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旅程。早年身为物理学者的扎实训练，以及“毕生学习，用功始终如一，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新知”，让他可以快速理解半导体、网络通信等新技术。科技小组是个编外机构，李国鼎竟干得有声有色。他制定《加强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支持多所大学研究机械与电机，进行技术与人才的储备。许多年后，当年强迫他辞职的主管领导对李国鼎说了这么一句话：“过去我不认为人力规划工作那么重要，现在体会到其重要性，辛苦你了。”他主导召开每四到五年一次的“科学技术会议”，延揽岛内外一流的科技专家对科技发展建言，共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以明确规划科技发展方向，建立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联系渠道。他全程参与和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让硅谷华人来台湾创业变得更容易。李国鼎还主导成立了智库性质的“资讯工业策进会”（简称“资策会”）。他请工商界相关人士吃了一顿饭，就募得了“资策会”成立所需的8000万元新台币。那些出资人后来表示，他们当时实在不懂信息产业是做什么的，但李先生叫他们拿钱，他们就全力配合出资。“资策会”在推动台湾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李国鼎筹设科技顾问委员会的过程中，许多人表示反对。蒋经国问李国鼎：“什么是半导体？”李国鼎率直回答：“我不懂！”蒋经国说：“等搞懂再设科技顾问委员会，较符合经济效益。”李国鼎答：“就是不懂才要设，否则会浪费预算。”蒋经国听后说：“你去处理。”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李国鼎一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蒋经国对此也无可奈何。“科技顾问会议”自1980年始每年召开一次，由岛内外专家共同对科技进行产、官、学、研各方面的咨议与沟通，以凝聚共识并提供新的政策建议，对台湾地区科研的发展方向和资源投入有相当大的影响。德州仪器名誉董事长及创始人之一哈格蒂担任该委员会的第一位首席顾问。后来，张忠谋也是先担任科技顾问，然后才正式来台湾地区工作的。

李国鼎认为自己对台湾地区最重要的贡献是：“我把台湾的投资环境搞起来了，只要这件事情做对了，做好了，其他的事都会自己发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创立。

创建新竹科学园区

为了引进资金和人才，促进台湾地区工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在日后被誉为当地“经济发展建筑师”“科技教父”“信息工业舵手”的李国鼎的推动下，由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和“科学委员会”共同筹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于1980年12月15日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力推的加工出口区均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增加就业和赚取外汇为主要目标。而新竹科学工业园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依托于“引进—消化—出口”的高技术、外向型工业园区。

之所以选择在新竹办科学工业园区，是因为新竹靠近“工研院”、台湾交通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李国鼎希望这些科研机构能够帮助新竹园区成长为“亚洲硅谷”，就像斯坦福大学催生硅谷一样。需要说明的是，地区要发展高科技，仅靠一个“工研院”是绝对不够的，几所大学后来在半导体人才的供应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人对9家台湾芯片制造大厂的领导人的学历做过统计，对于17位董事长或总经理，中国台湾地区3所大学的贡献是21人次，美国贡献最多的斯坦福大学仅有3人次（有些人就读过其中两所甚至三所大学）。在与微电子元件相关的权威性国际期刊与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竟然来自台湾交通大学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如果没有本地大学培养的半导体人才，引进的先进技术不可能那么容易地落地或被吸收和消化，台湾地区也不可能追上乃至超越国际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水平。

台湾当局给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许多优惠政策，如5年免税、外资同等待遇、低息贷款等。园内企业进口机器和原料都不用付关税，商品如在本地销售，也可减免货物税，这里相当于一个自由贸易区。园区预先建造了许多标准厂房，还可提供电脑设备、精密仪器甚至汽车租赁服务，企业人士拎包入驻即可。园区管理局设立单一窗口办公，简化入驻手续。园区给入驻厂商的员工提供各种生活便利，甚至为外商子女开办了双语学校。总之，园区着力打造一个美式的“小环境”，以吸引已经西化的华裔人才归来。新竹科学工业园后来成为祖国大陆在各地建设科学园的最佳范本，李国鼎的经济管理思想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成立，标志着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始进入技术发展阶段，这也是从传统经济转入现代经济的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是，在孙运璇最初给园区命名时，其全名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但不久后“工业”二字就消失了。新竹园区的定位聚焦在“科学”，而不是发展一般的工业产业。

新竹园区以信息电子产业为发展的重心，其中半导体是重中之重。新竹园区半导体产业成功的一大要素是群聚效应。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的资金来源以民间资本为主，半导体厂商的规模普遍较小。很多小厂商虽然只能在半导体产业链中选一个小环节来开展业务，但却在各自的领域取得很好的发展，它们既能在某个细分市场做到全球顶尖水平，彼此之间又能互为最佳合作伙伴并寻求结成战略联盟的机会。这些半导体厂商几乎都集中在新竹园区，形成了很强的整体竞争优势。中国台湾又承接了美国电脑厂商的大量OEM（代工）订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基地之一，对内存等电脑相关半导体产品的需求量很大。电脑生产业与集中在新竹园区的半导体产业构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帮助新竹园区茁壮成长起来。全世界想学硅谷的科学园区很多，新竹园区恐怕是学得最成功的一个。

新竹园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海归人员创立的企业及本土资本为主导。根据“资策会”1997年的统计，在新竹园区245家企业中，有202家属于台湾地区，其中又有97家由海外学人创立，非台资公司仅占17%。以本土人员和资本为主导，确保新竹园区可以自己实现技术积累，不依附于跨国公司，这样才有利于本土高科技产业的长期发展。 要知道，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家用电器时代，外资密布中国台湾。到了电脑产业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外资几乎全跑光了。这是因为，外资原本在中国台湾的研发投入就微不足道，一旦当地不再有廉价劳动力，外资当然跑得比兔子还快。如果像新竹园这样以当地技术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园区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台湾“拉美化”几乎是必然的。

联华电子的辉煌

在新竹科学园区发展的早期阶段，联华电子无疑是最重要的公司。

因为半导体行业的门槛很高，当时人们普遍不看好联华电子。联华电子还是决定到实业界闯一闯。

联华电子从美国引进4英寸晶圆生产线，“工研院”协助联华电子建设厂房、装配设备和培训员工，还向联华电子转移了新开发的3.5微米工艺和40多个工程师。联华电子的创建可说是一波三折。工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建设，好不容易试产成功，接连而来的却是1982年的经济不景气和一场火灾，联华电子遭遇严重亏损。

在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联华电子的领导层看到美国家用电话兴起的商机，开发出了8位的电话芯片，并通过加价25%包下封测厂菱生的产能，在电话芯片需求量爆发之际狠赚了一笔，打了漂亮的一仗。联华电子的电话芯片仅用一年时间就从400万颗的出货量猛增至2400万颗，一举占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等地一半的电话芯片市场。联华电子从此开始年年有盈余。

联华电子在管理上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它的理念是：“管理很简单，就是逻辑加常识。”企业很早就提出要让每个员工都成为老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司设立了3个步骤：首先，将员工分红配股变成制度，企业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盈余以股票方式分配给员工；其次，与声宝、东元电机、鸿海精密等联华电子的股东交叉持股，在员工股份还不够多时，削弱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意愿，巩固管理层对公司的经营权；最后，成立由联华电子高管担任法人代表的投资公司，买进联华电子股票并进入董事会。 联华电子还讲究能者多得，提出“专业经理是公司经营主体”，坚信一家公司超过80%的成绩仅仅由20%的人创造，所以特别重视精英人才，将公司分红的80%都分配给业绩排名前20%的人。联华电子的政策赢得了员工的忠诚——“在联电，我们每个员工都觉得公司是自己的”。

虽然台湾当局在1980年修订所谓“公司法”时就曾强制规定公司须于章程中列示员工分红的比例，并规定可以以现金或股票的形式发放分红。但那时候台湾地区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给员工发放股票分红的极少，这项规定形同虚设。联华电子首开风气，给员工分股票的做法引得台湾地区科技企业纷纷效仿，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分红配股制度对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当地高科技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多年实践来看，员工分红配股制度的确可以创造出科技新贵的高薪神话。《华尔街日报》称台湾地区拥有全球最慷慨的分红配股制度。

联华电子的难题

1984年，联华电子碰到了一个晶圆厂普遍都会碰到的问题：它想将工厂的设备更新换代，引进6英寸线，扩大新一代工艺的产能，将联华电子扩张成百亿元新台币资本的大厂。但扩产又很可能面临产能不饱和、成本没有竞争力的风险。当时整个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值只有150亿元新台币，产业规模不如大陆。作为一家既做芯片设计又做芯片生产的IDM厂，联华电子自身的订单有限，只有与其他芯片设计公司合作、扩大晶圆代工业务，才有可能让产能饱和。于是，企业领导层就做了一份关于“扩大联华电子”的企划书。他们认为垂直反整合时代将要来临，因此在企划书中提出一个构想：与美国华人合作投资设计公司，用设计公司打头阵，然后在台湾地区做晶圆代工，强调设计和制造走国际分工、产销互补路线。垂直分工的好处是，产业链上的每家公司能通过聚焦于某一技术而实现专精化，行动更加灵活开放，同时这样做还可以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这一构想与如今芯片产业设计与制造的分工合作大势十分吻合。

那时联华电子营业额只有10亿元新台币，而推动这项计划需要的经费是其营业额的好几倍。方贤齐和潘文渊认为，这件大事应该听听张忠谋的意见。张忠谋当时是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新聘的科技顾问。于是，联华电子便托人将这份企划书带给张忠谋，希望得到他的认可，从而帮助联华电子获得台湾当局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份企划书未得到张忠谋的回应。

1985年2月，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准备推出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联华电子也有意承揽。于是，刘英达和“工业局”的宋铁民一同前往美国，与张忠谋在通用器材公司总部见面详谈。这次见面“话不投机”，却成了张忠谋后来掌管该项目的契机。回来后，宋铁民做了一个报告，建议“联华电子自己进行投资应予鼓励，‘经济部’如果真有意愿，可以另立公司，但必须把张忠谋先生请回来主持” 。从这份建议来看，张忠谋可能认为联华电子已经转成民营主导，承接这么大的当局项目便有化公为私的嫌疑；也有可能，他不相信联华电子有能力经营好这个大项目。

形势的变化让联华电子也不再需要当局的资金支持了。1985年7月，联华电子上市，成为岛内第一家电子类上市公司。上市第一年，联华电子销售额达到13亿元新台币，获利2亿元新台币，利润之丰厚让原来不愿投钱的人都后悔不迭。联华电子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民间资金开始大量注入半导体产业。宣明智认为：“对于（台湾）半导体而言，若没有联华电子的成功，就没有后来的华邦电、茂矽、茂德等晶圆厂，甚至没有台积电。”

联华电子能够上市，张忠谋并无功劳。让人没想到的是，摘得联华电子最大桃子的人，竟是不赞同台湾当局将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拿去支持联华电子扩张的张忠谋。张忠谋应台湾当局之邀担任“工研院”的院长，同时还兼任联华电子的董事长。张忠谋完全西化，喝红酒、抽雪茄，一副绅士做派。联华电子的高管则大多是没有留过学的土包子，大碗酒、大块肉，浑身江湖习气，在他们治下的联华电子就是一个群雄聚义的梁山泊。在台湾地区，董事长是管事的，有实权、作风又强势的张忠谋自然让他们感到被束缚住了手脚。其实从海外空降而来的张忠谋也深感自己在不讲章法又铁板一块的联华电子孤掌难鸣、难有作为。其实张忠谋当初曾经极力拒绝担任联华电子的董事长，是李国鼎亲自出面才说服他的。

落后的台湾地区要想发展半导体产业，不能没有发达国家海归的助力。“工研院”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在欧美半导体企业中实际接触先进技术、了解市场情况又拥有企业管理经验的稀缺高端人才。张忠谋就是这一批人中来的时间最“巧”，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