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56岁的创业者
“我们感到众神的宠爱”
张忠谋非同寻常地经历了两个“大时代”：第一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大时代，第二个是芯片技术按照摩尔定律快速进步的大时代，后者的竞争激烈之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
1931年，张忠谋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张蔚观是某大银行的经理，也是那个年代极少见的职业经理人，母亲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后人。张忠谋从儿时成长为青年的这段时间，正好完整经历了14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为避战乱，张忠谋一家人三次逃难，辗转迁徙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城市。他上过10所学校，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香港度过的，中学教育主要是在重庆南开中学完成的。青少年时期就走遍半个中国这样的动荡经历，让他有着常人少有的时代使命感，并历练出洞察大趋势的眼界。
1949年初，张忠谋全家在香港重聚。这一年，父亲用最后的积蓄将18岁的张忠谋送进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华裔。在哈佛大学，张忠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经典名著，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张忠谋就读哈佛只是为了完成大学一年级的通识教育，开阔眼界。隔年，张忠谋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机械系。张忠谋选择理工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中国人在美国找一份好职业不容易。政治界不用说了，没有中国人问津；金融、法律、管理、营销都被认为很难打进去。只有科技教学或研究才是中国人可以找到好工作的职业方向。”科技教学和研究又最重视学位，所以中国学生往往要读到博士方肯罢休。让张忠谋没想到的是，他两次参加博士资格考试都落榜，于是只好拿着硕士文凭去找工作。
汽车行业当然是机械专业毕业生找工作的首选，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给张忠谋发出了聘用通知。前途看来一片光明，可是，因为1美元的月薪差距，年轻气盛的张忠谋拒绝了福特的招揽，改去了一家不知名的电子公司希凡尼亚。希凡尼亚正准备做晶体管，张忠谋原本要在这家公司负责实施锗晶体管的自动化生产，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锗晶体管都只能手工生产，实现不了自动化。张忠谋学无所用，不得不在业余时间恶补半导体知识，就此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半导体行业，终身别无他恋。多年以后，一位福特退休高管来到德州仪器做董事。得知张忠谋当年没选择福特后，他激动地说：“你真幸运，如果你那时去福特，恐怕现在还烂在福特的研发部里。”
在希凡尼亚做了3年后，27岁的张忠谋成了一个半导体专家。那时候，半导体行业的圈子还很小。在一次国际电子器件大会上，张忠谋认识了29岁的戈登·摩尔和31岁的诺伊斯，他们两人刚刚创立了将在硅谷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仙童半导体。3个年轻人白天参加会议，晚餐时开怀畅饮，酒足饭饱后则顶着雪花、唱着歌儿回旅馆。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前景，他们是如此的乐观：“我们感到众神的宠爱。”
新生的半导体产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希凡尼亚公司却管理混乱、踟蹰不前。希凡尼亚公司的管理层都是不懂半导体的外行，由于半导体业务连年亏损，公司不得不多次进行人事调整和大裁员。张忠谋心痛于几个得力下属无辜被裁，决意离开。他拒绝了如日中天的IBM的邀聘，进入当时年营业额还只有7000万美元的德州仪器，在其半导体部门工作。
“这是一个话很多的公司”
发明了硅晶体管的德州仪器野心勃勃、充满朝气。它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司发展典范，那就是在信息时代来临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公司都能够凭借一项新技术快速胜过大公司。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素有雄心壮志的张忠谋。
因为“同年”之谊（两人同一年加入德州仪器），年龄相差8岁的基尔比和张忠谋关系很好。基尔比常常拿着一杯咖啡到张忠谋的办公室找他聊天。基尔比的学位不高，仅仅是个硕士，但他极富创新精神。基尔比一辈子都铭记他的父亲给工程师下的定义：“什么样的人才是工程师？一般人用两块钱才能完成的工作，工程师只需要用一块钱。”基尔比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发明各种东西，芯片无疑是他的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发明。基尔比在提出要做出一颗芯片的设想时，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张忠谋。张忠谋对此还不以为然：“老实说，那时要我做一个晶体管都有困难，把好几个晶体管再加别的电子元件放在同一颗硅晶片上，还要它们同时起作用，简直是匪夷所思。”不过，张忠谋也尽其所能地回答了基尔比想了解的一些技术问题。
让张忠谋想象不到的是，芯片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其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芯片问世5年后的1963年，德州仪器即成立集成电路事业部。到1966年底，35岁的张忠谋接任集成电路事业部总经理的时候，该事业部的年营业额已超过5000万美元。见证芯片从诞生到快速发展的过程，让张忠谋意识到跟踪科技新动向的重要性，从此他时时保持着对半导体新技术和新观点的强烈关注。
德州仪器是一个年轻、平等、开放且注重技术的公司，张忠谋体验到了它的许多优秀的企业文化，比如，“在公司里，‘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被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奋重来，如再有挫折，就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我又发现，这是一个话很多的公司，人人都不怕提意见，即使有些意见很幼稚”
。总裁哈格蒂为公司塑造的“创新、诚信和客户至上”的企业文化，也深入了后来的台积电的骨髓。
哈格蒂对公司内部表现出众的几个人特别关切，张忠谋也是其中之一。张忠谋亦视哈格蒂为“典范”和“导师”。虽然张忠谋并不向哈格蒂直接汇报工作，但哈格蒂每个星期都会与张忠谋交流。张忠谋进德州仪器工作仅3年，哈格蒂竟首开先例地安排公司出资送张忠谋保留全薪去读博士，为将来任命他为研发部副总经理做铺垫。有同事劝张忠谋：“博士有什么好读的。你的前途在管理，不在研究。去读博士，你将错过未来几年的升迁机会。”但一来这是个“无法拒绝的机会”，不去读博士会让哈格蒂认为没有志向；二来获得博士学位也是张忠谋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于是，张忠谋前往拥有最强半导体专业的斯坦福大学。
硅谷最初就是斯坦福大学办的一个科技园。肖克利在这个科技园里创办了硅谷的第一家半导体公司，为硅谷带来了火种。肖克利为人刚愎自用，难以与人共事，诺伊斯和摩尔等“八叛逆”从他的公司逃离出去，这才有了仙童半导体。肖克利管理公司失败，只好来到斯坦福大学授课，张忠谋也是他的学生之一。很显然，肖克利的脾气一点也没有变化。“他讲课很好，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傲慢。有许多学生，包括我在内，都不敢问他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有别的学生去问他问题，他在回答之前会先奚落一番，还反问学生几个简单的问题，嘲讽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可笑，这样一来就很少有学生再去问他问题。”
脱产攻读3年后，张忠谋获得电机博士学位，回归德州仪器。我们将看到，拥有博士学位并且终身保持学习习惯的张忠谋对技术非常重视，而且极具前瞻思维，这是台积电未来能够通过技术一路领先跃上半导体产业巅峰的一个重要因素。半导体是一个技术变革极快的行业，而技术变革往往有多个路线方向，这需要企业领导人有技术能力做出一定的取舍，并提前做好研发与投资的布局，才能及时踩准节奏。如果一个半导体企业的领导没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如英特尔后期的几位CEO），那么企业要么被下属部门牵着鼻子走，要么以财务业绩为导向而经营趋于保守（如博通），要么失去对先进技术的敏感性（如德州仪器），迟早会走向落伍。张忠谋认为台积电有三大竞争优势：技术领先、制造优越、客户信任，而技术领先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后来被张忠谋指定的台积电接班人，如蔡力行、刘德音和魏哲家，都拥有技术方面的博士学位，这似乎成为台积电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1972年，41岁的张忠谋升任德州仪器的集团副总裁兼半导体集团总经理，成为德州仪器仅次于董事长和总裁的第三号人物。半导体业务给德州仪器贡献了一半的营业额。在德州仪器的全球6万名员工中，有一半员工归张忠谋管。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入职德州仪器的华裔，张忠谋能做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很不容易的。他也是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之一。
张忠谋一上任，就遇到了电脑部门急缺内存的问题。在当时，英特尔凭借划时代的内存产品1103称霸存储器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商。英特尔的创始人正是诺伊斯和摩尔，这两个人分别以芯片的发明人和摩尔定律的提出者闻名天下。于是，张忠谋给诺伊斯打电话，希望英特尔能够多调配一些内存给德州仪器。诺伊斯似乎很为难，对张忠谋倾诉了颇多难处，但最后仍答应考虑。张忠谋本以为没什么希望了，想不到第二天诺伊斯就回了电话，语气轻松地说：“啊，Morris（张忠谋的英文名），你昨天讲的事情没问题，我们可以照办。当然，老朋友应该互相帮忙。”张忠谋还来不及道谢，诺伊斯马上接下去说：“但是，硅原料也缺货。我们很需要硅原料。我知道硅原料部门也归你掌管。可否请你叫他们多调配给我们一点？”
德州仪器正是通过在硅原料提纯技术上的突破才第一个做出了硅晶体管，所以当时在硅原料的供应上比较有优势。很显然，诺伊斯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知道在大谈友谊的同时也要计算好该得的利益。
内存的缺货让张忠谋认识到这个市场的潜力，他决定让德州仪器进入这块市场。一旦拟定策略，张忠谋就快速行动、主动出击，“push、push、push（推进、推进、推进），丝毫不留情，直到达到他要的为止。”英特尔1KB容量的1103内存是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赶上摩尔定律要求的芯片性能18～24个月增长一倍的节奏，张忠谋领导的德州仪器直接从4KB起步，并与客户协议每季降价10%，通过长期合同锁定客户。纵使成本一时无法降低，他也信守承诺，按照约定的低价给客户供货。客户纷纷转向德州仪器，德州仪器迅猛地占领了内存市场。仅仅两三年时间，德州仪器的芯片营业额增长了10倍，达到5亿美元。德州仪器也超越英特尔成为美国最大的内存厂商。
张忠谋相当重视学习曲线战略。学习曲线又称经验曲线，意思是随着产品累计产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以一定的比例下降。销售规模更大，产品就能够拥有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成本。所以，学习曲线战略要求企业在进入某个新领域时，不要在乎眼前的盈亏，一定要力求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第一或第二，这样才能占据竞争优势。德州仪器在内存市场上的成功，正是学习曲线战略有效的体现。张忠谋在领导台积电期间，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让台积电保持专业晶圆代工领域的老大地位，这也是遵循学习曲线战略的体现。
当时，英特尔还发明了微处理器，产品名称为4004。但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微处理器这个划时代产品的重要意义，连英特尔的总裁安迪·格鲁夫都声称：“微处理器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我为了让存储器的成品率提高两个点而忙得脱不了身。”张忠谋则意识到了微处理器的发展前景，认为它将造就一个繁荣的产业。张忠谋迅速集中设计和制造火力，改进微处理器的产品质量，并推进价格的下降。在英特尔的微处理器8080诞生几个月后，德州仪器就推出了性能相当、价格更低的微处理器TMS-1000。与英特尔不同的是，德州仪器自己就是一个微处理器的大客户。德州仪器还生产终端产品，可以将TMS-1000用在自己的袖珍计算器产品上。德州仪器甚至宣称TMS-1000是“第一款单颗芯片上的微处理器”，险些从英特尔手中夺走了微处理器的发明专利。当时的德州仪器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芯片（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制造商及最大的商用微处理器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企业，其规模是英特尔的6倍。1974年的美国《电子新闻》称张忠谋为“掀起全球半导体大战，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
李国鼎“骂”人
德州仪器要打内存和微处理器的价格战，前提是能够将自己的生产成本降到市场最低。于是，德州仪器考虑将部分生产环节移出美国。芯片的制造过程就像是图书的出版，芯片设计相当于作家写书，芯片制造就是印刷厂印书，芯片封装测试（简称封测）则是将书进行装订。芯片设计环节要求技术密集但对资本要求不高，芯片制造环节要求技术和资本双密集，封测对技术和资本的要求都不高。所以，封测也是芯片生产过程中最早分离出去的环节。把封测基地迁去哪里呢？张忠谋想到了中国台湾。
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就是从相对低端的封测业起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日等国半导体IDM厂因成本考量，将产品后段的生产线移往人力低廉的亚洲地区，中国台湾当局就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来台投资电子封装厂。1964年，通用仪器最早在台湾地区成立子公司，这也是第一家外商在台湾地区投资的电子产品公司。1966年，通用仪器在高雄设立高雄电子，从事晶体管装配业务，这是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开端。之后，飞利浦建元电子、美国无线电公司、台湾德州仪器、捷康、台中三洋、吉第微、摩托罗拉等陆续在台设厂。这些封装厂承接母公司的技术与订单，业务范围也由初期的晶体管组装演变为20世纪70年代的芯片封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州仪器就考虑来东亚建封测厂。1967年，张忠谋去台湾考察，那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台湾。张忠谋当年离开上海的时候，对国民党治下政治腐败不堪、官场贪污横行的政局是相当失望的。来台湾以后，他接触了一批清廉正直、全心为公的技术官僚，又燃起了他对中国的信心和感情。李国鼎对张忠谋非常重视，给予他热情的接待。李国鼎每次赴美，也必定要去见张忠谋，向他介绍岛内科技产业的进展，同时了解国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原本德州仪器更想去日本建厂，日本的工资虽然是中国台湾的5倍，但也只有美国的5%，还算很有优势。张忠谋却力主德州仪器去中国台湾发展，他认为日本工资很快会涨上去，而中国台湾涨得不会那么快。于是，德州仪器就改到台湾高雄建封测厂。张忠谋也自此与孙运璇等人有了来往。
1974年，石油危机导致台湾经济不景气，张忠谋来台处理台湾德州仪器公司的裁员事宜。他拜访了孙运璇，孙运璇对德州仪器裁员没有发表太多意见，但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动向却极为关切。不过，当时孙运璇没有和张忠谋提到在小欣欣豆浆店发生的事情，张忠谋并不知道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即将迈出关键的一步。
孙运璇代表台湾当局正式给张忠谋发出函件，邀请其赴台担任“工研院”院长。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受教育又有美国大企业工作经验的张忠谋，却并不信仰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因为在芯片上与日本企业短兵相接的经验，认为在新技术的催生上，政府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半导体产业在通产省的支持下崛起，让他相信要有明确的致力于科技发展的产业政策。他觉得凭借自己的经验，可以在台湾地区有所作为。问题出在：“谈过之后，我发现他们对于美国企业主管的待遇不太了解。”
台湾当局给张忠谋开出每月20万元新台币的薪水，在台湾地区公职人员中算是破例，但也只有德州仪器给出的薪酬的1/10，这让张忠谋犹豫再三。张忠谋并不差钱，但这么低的薪水会影响到行业和市场对张忠谋个人价值的认定。当时德州仪器的股票期权也没有到期，于是，张忠谋向德州仪器申请停薪留职，无奈遭到拒绝。张忠谋只好谢绝台湾当局的邀请。李国鼎很生气地写了一封信“骂”张忠谋：“看了你的信，我是非常的失望，想不到我们善意地提供你职务，你还不考虑！”
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张忠谋，仍然保持着东方人重情义的一面。李国鼎的这封信给了张忠谋不小的压力，为后来张忠谋的来台打下了基础。多年后，张忠谋称：“没有李国鼎，就没有今天的台积电。”
张忠谋来台湾
1975年，夏柏接替哈格蒂担任德州仪器的总裁。张忠谋原本也是总裁的热门人选，但就是无法再晋升一步。在那个年代，华人在美国大企业不可能做到一把手，不像现在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华人老板或华人CEO比比皆是。夏柏打算将产品线延伸到芯片下游的消费电子产品，于是减少对半导体业务的投入，将资源向消费电子业务倾斜。消费电子的发展方向一直不被张忠谋认可，因为德州仪器以从事企业业务起家，并不具备从事消费者业务的基因。例如，晶体管收音机原本是德州仪器的发明，却是到索尼手中才做成功。半导体产业不进则退，如果不持续加大投资，就不可能保持领先地位。对重视半导体，性格刚烈的张忠谋在各种场合都大声疾呼，不管夏柏在不在场，这引发了夏柏对他的不满。而张忠谋对夏柏这个从前的老上司也没有好评价，他认为夏柏在入行的时候还是懂半导体的，如今却已成为外行。“更可悲的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已脱节，仍以为（20世纪）70年代的半导体与20年前一样。”“初期最高层所具备的专业水准确是（成功因素）其中之一，但当公司渐渐庞大，领导高层的内务、外务逐渐增加，且大半与技术无关。为了‘日理万机’，自己倒与快速进步的技术脱节了。”
1978年，德州仪器的半导体业务已发展到10亿美元的规模，张忠谋却被调到他不认可的消费电子业务板块担任集团总经理，这有点给他小鞋穿的意思。德州仪器做个人电脑失败，张忠谋被问责，遂被调去做主管品质和培训的没有实权的资深副总裁。1980年，哈格蒂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又过了3年，张忠谋即离开了德州仪器。这对张忠谋来说是个相当痛苦的决定，因为他认为德州仪器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并且一直以为自己会在这家公司做到退休。
历史很难假设，如果张忠谋一直掌管德州仪器的半导体业务，或许德州仪器的内存和微处理器业务就不会走向失败。格鲁夫曾经询问做过张忠谋下属的美国威力公司总裁查尔斯：“20世纪80年代，德州仪器的微处理器与英特尔相比，功能多、速度快，为什么没有成功上市？”查尔斯回答，因为当时张忠谋已离开半导体事业部，“如果他还在，绝不会让这个有如此商机的产品荒废在那里”。张忠谋掌权期间，德州仪器稳居全球半导体行业前三名。在他离开后，德州仪器就开始走下坡路，原来一直被德州仪器压着打的英特尔开始抬头。但德州仪器的不幸却成就了台积电。如果张忠谋当初能够升任德州仪器的总裁或董事长，就一定不会有后来的台积电了。
离开德州仪器后，张忠谋去了通用仪器，在这家拥有2万名员工的公司担任总裁。一上任，张忠谋就发现，如今的通用仪器喜欢玩的是并购，力求通过资本的整合来赚快钱。通用仪器“最大的野心是把它自己都卖掉，它雇我就是因为它想实现那个野心”。张忠谋不愿意干收购小公司并将其包装后再出售的事情，认为这会影响他在行业内的声誉，以后再想进好企业就不容易了。由于与这家企业的其他高层格格不入，张忠谋仅做了一年，就被公司要求走人了。
从通用仪器离职后，张忠谋又做了6个月的风险投资工作。很明显，习惯于脚踏实地干实业的张忠谋，也并不适应做投资这种被他认为需要“尔虞我诈”才能生存的行当。
在张忠谋撞上职业天花板的时候，台湾继续向他抛出橄榄枝。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很不错的。除个别年份，台湾地区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于1984年上升到了157亿美元。由于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工业收入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一半，业内人均生产总值也突破了3000美元。台湾地区甚至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进行资本和技术的输出，俨然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小领导者。
这样的成绩并不能让台湾地区的技术官僚满意。他们知道，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在走向成熟，产值增长率会持续下降。城镇化也步入中后期，不可能再有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那时候，韩国的三星电子、LG和现代集团在政府的支持下，结盟投入半导体存储技术的研发，全力冲刺芯片产业，以图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看到韩国如此积极，孙运璇心急如焚，常常说：“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采用赌博做法，我们再不快，就来不及了！”台湾地区当时除了联华电子能做一些消费电子芯片，就没有别的芯片制造企业了。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界的眼中基本上就只是一个封测基地。因急火攻心，1984年2月24日，孙运璇中风。经过医生一夜的手术抢救后他悠悠醒转，开口便问：“大型积体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划怎么样了？”设立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验工厂，是在他卧病前参与的最后一次行政管理机构会议上通过的，这个实验工厂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座6英寸厂，也是台积电的前身，日后成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支撑点。
孙运璇中风后，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总裁俞国华接任了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一职。1985年，上任不久的俞国华即派出“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赴美，再一次向张忠谋发出邀请。徐贤修做过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对张忠谋也很了解。徐贤修前往美国数次，甚至到当时位于纽约特朗普大楼的张忠谋住所拜访，力邀张忠谋来台。
这一次，张忠谋答应了。张忠谋只身从美国来到中国台湾，从方贤齐手中接下“工研院”院长的位置。
新院长的新思路
在张忠谋来台两周后，李国鼎就找他商讨“工研院”已上马的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的前途问题。李国鼎表示，台湾当局想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一个超大型集成电路制造公司，要请张忠谋主持。当时“工研院”已经做了10年的半导体，正好也到了上不上下不下的关口。半导体业务每年需要占用很多经费，如果不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产业技术的开发，中国台湾的工业技术势必会与国际领先水平拉开差距；投入的巨额资金，如果只是用来做研究，那实在太浪费了；要往外卖产品又被说成与民争利，而且还不可能产生盈利。李国鼎想把这个项目转作民营，从“工研院”剥离出去。
李国鼎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茂矽等三家留美学人创立的芯片公司都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当时受日本廉价内存芯片冲击，这几家公司的收入锐减，自建工厂的计划不断推后。如果找日韩工厂代工，又要被日韩工厂吞掉大部分利润。
张忠谋回想起他在通用仪器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有一个叫戈登·坎贝尔的人，他以前也开过半导体公司，做得很成功，刚刚把公司卖掉。他找到张忠谋，说想再设立一家公司，需要5000万美元投资。
张忠谋问他有没有商业计划书，他说计划书都在脑子里。张忠谋表示，“就算我支持你，也要向董事会汇报，所以一定要有商业计划书”。坎贝尔说给他两周时间。
但是三周过去了，坎贝尔也没给张忠谋发商业计划书。张忠谋其实对他的方案还挺有兴趣。要知道，连商业计划书都没有就敢开口要钱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是大牛，而坎贝尔看起来并不傻。于是，张忠谋主动给他打了个电话。坎贝尔说：“我不再需要你的5000万美元，现在只要500万美元就足够，我自己凑凑就可以。”
张忠谋问：“为什么？”
坎贝尔说：“我不做晶圆制造了，因为太费钱，我要去开一家专门做设计的公司。”
这是张忠谋第一次听说有专门做芯片设计的公司。他了解到，业界有许多像坎贝尔这样的芯片设计师都想独立创业，苦于自建晶圆厂的门槛太高，市场上又不存在专门提供晶圆代工服务的供应商。当时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芯片企业都采用IDM模式。英特尔、德州仪器、IBM、日电、东芝、富士通等巨头自己设计芯片，在自有的晶圆厂生产，只将部分的芯片封测业务分包出去，产业链基本上在企业内部封闭完成。独立芯片设计公司全球不到20家。他想，既然有专门做芯片设计的公司，那不就也应该有专门做芯片制造的公司吗？
这个想法成为一个火种，一直埋在张忠谋的心里。如今，这个火种熊熊燃烧了起来。为什么不进行专业分工，只做芯片制造呢？张忠谋看到，晶圆厂需要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一般人盖不起，即使盖得起也养不起。产能“跑”不满，芯片产品就不会有成本竞争力。市场对专业晶圆代工有巨大的需求。“台湾重教育，人又肯学。”做专业晶圆代工，可以发挥台湾地区的制造优势。
于是，张忠谋拿出了一个即便是半导体行业内人士都觉得不可行的方案：成立一家史无前例的专业做晶圆代工的公司。这家公司本身不设计芯片，只为客户制造芯片，可以通过面向全球客户寻求订单来跑满产能。在此之前，从来都没人想过能将芯片制造从IDM中分离出去。需要说明的是，晶圆代工生意早已有之，长期以来它都是IDM厂的一个副业。准确地说，张忠谋开创的是专业晶圆代工行业，而不是晶圆代工业。
芯片制造的门槛并不低。为了让这个新生的专业晶圆代工厂有竞争力，张忠谋特别坚持一点：不能搞“小锅小灶”，资本规模必须向美国中型晶圆厂看齐。他说：“如果打一场仗需要十万兵力，但现在只有一千人，经营者是绝不打这种仗的。我们不能让一千人上了战场，等被打败才说是因为人不够。”张忠谋将新工厂最初的实收资本定为2亿美元，也就是55亿元新台币，相当于联华电子初始筹资额的3.4倍。
张忠谋的要求也符合他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贯主张：全力培植出几家世界级大企业，“唯有大企业，才能从事核心技术研究，才能嘉惠产业，提高地区整体竞争力”。当时台湾地区以“节制资本”为指导思想，对大财团持警惕态度。因此台湾小企业多如牛毛、大企业寥若晨星。小企业缺乏技术研发的实力，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打造消费品品牌。三星、现代、金星等韩国品牌已在美国家喻户晓，中国台湾品牌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不见踪影，却以另一种方式“扬名四海”：世界仿冒大王。台湾《商业周刊》一篇文章（1985年12月16日）指出，从李维斯牛仔裤到苹果二代电脑，世界上大约60%的仿冒品来自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大量以家族形式经营的地下工厂因生产劣质商品而声名狼籍。仿冒似乎是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的原罪，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刚起步的时候都是以低价仿冒品杀入市场。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大国同样有过一段产品质量低下和侵犯知识产权的历史，在度过草莽山寨阶段后才完成向创品牌和做研发的转型升级。
时任“工研院”副院长的胡定华和“电子所”所长的史钦泰忙了两天两夜，准备好资料和图表，率一行人前去向俞国华汇报“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的投资计划。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他们对计划能够获得批准并无把握。半导体产业投资风险巨大，而且按照张忠谋自己的估计，这项巨额投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回本。俞国华又是去年才上任的新领导，被许多人视为说话温吞、缺乏魄力。面对这个前任发起的大项目，他能够大胆拍板吗？
谁也没想到，俞国华当场指示成立5人小组，由4位台湾当局部门负责人级别的官员和张忠谋领衔，负责创办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当时并没有太多人看好只做芯片加工的生意。当时最支持我的人也并不太理解，只是愿意给我投资，让我试一试。”多年以后张忠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官”“民”“洋”合办台积电
中国台湾要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不能不依靠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支持。飞利浦消息灵通，早早就表示了对“工研院”6英寸厂的入股意愿。在台积电项目正式上马的时候，飞利浦提出要独家持有技术股。那时候，由于台湾地区技术落后，这样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张忠谋却不太瞧得起飞利浦，当年他在德州仪器的时候，曾经以飞利浦技术实力不够为由拒绝将半导体技术转让给飞利浦。张忠谋提出：“‘工研院电子所’的所有技术，如要设技术股，双方都要持有技术股。”几番谈判后飞利浦才同意以收取授权费的方式来解决技术授权问题。飞利浦又要求拿到51%的股份，主导台积电的经营。李国鼎表示，欢迎飞利浦投资，但比例不能超过总投资额的1/4，主导权应由台湾地区投资人来把控。
张忠谋认为飞利浦的气势太盛，希望再找一两家大公司入股来制衡。他亲自给美国、日本的10多家半导体大厂写信，大多数公司都直接拒绝了。超威（AMD）创始人杰里·桑德斯还贡献了一条金句：“有晶圆厂的才叫男子汉（Only real men have fabs）。”索尼、三菱等日本大厂都认为单一的晶圆代工生意行不通，中国台湾一点机会也没有。只有英特尔和德州仪器流露出一些合作意愿，但最终都没有结果。已接替诺伊斯担任英特尔董事长的摩尔拒绝投资台积电，他是这么答复张忠谋的：“你有过很多好主意，但这个可不怎么样。”
李国鼎希望民间资本能够占台积电一半以上的股份，这样可以让台积电成为一家真正的民营公司。张忠谋不论投资人实力大小，都亲自出面游说，连续宣讲了二十几场。一圈跑下来，结果很不理想。当时台湾地区科技基础相当薄弱，几乎没人对做芯片有信心。当时，做化工、纺织等生意还挺赚钱，大家也没有动力去进入高投资、高风险的高科技产业。李国鼎亲自出马，一一拜会欠他人情的企业家：“过去支持你这么多，今天有事，你怎么可以不支持？”，逼着他们投资台积电。最后总算有六七家民营企业卖他的面子同意出资，但只完成不到一半的募资目标，募得台积电四分之一左右的股份。为了打动王永庆，张忠谋“两个月内，吃了三次台塑牛排，被问了无数问题”。素有“经营之神”称号的王永庆并不懂半导体，他唯一担心的问题就是台积电该如何和巨头英特尔竞争。张忠谋回答：“台积电和他们不存在竞争，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双方甚至会合作。”但没有成功的先例，这个回答让王永庆更加害怕了。最后还是李国鼎动用私人关系劝说，王永庆才同意入股。“我记得最后总共有5个第三方投资者，其中两个是被我说服的，另外那三个则是迫于上面的压力而无奈入股的。”
王永庆拿出2亿元新台币换得3%的股权，拿的是每股10元新台币的原始股。台积电的股价一度跌破面值。一到股份可以交易而且股价回升时，王永庆即以17.6元新台币的价格将所持股份全数脱手。在王永庆慢进快出的背后，有着很复杂的背景：台湾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不愿与政界走得太近，而政界也不想扶持台湾本地人做大企业，双方存在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韩国李秉喆依赖政府的大力支持才打造出庞大的三星集团，这也预示着半导体产业在中国台湾和韩国将走出两条很不相同的发展路径。
台积电最后确定由开发基金、飞利浦和台湾地区民间资本分别出资1亿、4000万和6000万美元，含技术股各占48.3%、27.5%和24.2%的股份。这个股份比例不是随意确定的。虽然台湾当局是最大的股东，但其股份并没有超过50%，不至于一股独大，这样可以保证公司拥有民营企业的效率。飞利浦占有27.5%的股份，出于这样的盘算：飞利浦集团认为其高雄厂的产能满足了整个集团28%左右的需求，所以预估台积电也将按这一比例满足飞利浦集团的内部需要。飞利浦还要求，自己有权优先向台积电预订最高可达其30%的产能。飞利浦提供技术和专利保护，不仅可以用较少的出资获得较多的股份，还可以在未来10年按营收的3%向台积电收取技术报酬金。飞利浦对台积电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利是潜在的控股权。按照约定，飞利浦有权在1989年至1996年的7年时间内向开发基金或其他股东收购股票，直至拥有台积电51%的股权。这项规定后来成为台积电上市的一大障碍。飞利浦还拥有在台积电提名财务副总经理的权利，以确保飞利浦洞悉台积电的经营情况。
不管是用心设计还是顺势而为，台积电的股权结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反映出，后进地区如果想要奋起直追，不仅当地政治势力、跨国公司和民间资本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当地政治势力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台湾地区的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的基础，不过还绝对不可能有人一次性拿出2亿美元来投资高风险的半导体产业，即使拿得出钱来也不可能获得合资公司的主导权。跨国公司倾向于只转让过时的技术，而且常常强迫合资公司接受搭卖条款。只有政治势力有实力与跨国公司抗衡，逼迫对方让步，取得较好的合作条件。中国台湾又恰恰拥有一个有强烈发展愿望的强势地方政治势力，其并非植根于本地，甚至与本地封建经济势力处于对立面，所以也不可能像日韩那样扶持起与当局有千丝万缕关系、依赖当局订单和银行输血的大型财团或财阀企业。台湾地区缺乏可以让跨国公司感兴趣的自然资源，跨国公司又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才来到台湾，因此根基不深，不至于拥有能够影响当地政治势力的能量，台积电才得以成为一个在台湾本地自主发展的企业，而非依附外来势力的买办企业。否则，如果台积电这样拥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整个台湾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地方政治势力、跨国公司和民间资本这三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的，像张忠谋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就有了较大的腾挪空间。
“踢开它们曾爬过的梯子”
我们可以将中国台湾的情形与拉美进行一下对比。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不少国家在二战后都早早就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条件远比中国台湾要好，但经济转型升级都失败了，后来的发展反而大大不如中国台湾。究其原因，无非是自然资源太丰富，跨国公司经过长期经营已根深蒂固，外来资本与国内少数政治经济寡头相勾结，着重发展依赖跨国公司提供资金和市场的资源出口型产业，造成国家经济有增长无发展、采矿业和大庄园发达但民族资本孱弱、高科技产业不兴旺、就业机会少、贫富分化严重等种种问题。再加上军队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经常对政治横加干涉，造成政局不稳。最终，这些拉美国家纷纷掉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台积电成立的时候，对企业进行直接扶持，已经不符合当时台湾地区的整体产业政策导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场协定便是在这个时候签订的），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策略改向“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当局实施了解除外汇管制、利率自由化、开放内部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推动公营企业民营化和银行业对民营开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创建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台湾地区多数公营制造企业都转作民营，剩余的只局限在关键性的上游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所以，台积电由台湾当局的资本来主导，是逆时代潮流的事件，很不寻常。
在关键的转型时期，李国鼎坚持他的观点：“作为政策制定者，我们在台湾所做的是，帮助经济的各分支首先站起来，然后学会走路，再放手让它们自己走。”以李国鼎为代表的这帮中国台湾技术官僚，表面上效仿美国，宣扬自由企业观念，实际上运用的却是日本式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如果没有台湾当局做风险投资并给予大力扶持，台积电这样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的芯片制造企业根本就成立不起来。当时新台币大幅升值，工资迅速上涨，土地价格飙升，纺织、制鞋、食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迅速向祖国大陆和东南亚转移，岛内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因为有了像台积电这样的关键战略企业的引领，以半导体和计算机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填补了传统产业外移腾出的空间，台湾地区经济才得以迅速转型并成功升级。
如果没有台湾当局出手，专业晶圆代工行业发展的窗口期很可能被错过，台湾地区以后再无可能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台积电项目是台湾当局主导的最后一个大型投资项目。再往后，发达国家改变政策，倡导“踢开它们曾爬过的梯子”，打着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旗帜，阻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不再允许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新兴的弱小产业直接进行扶持，反对出口补贴和导向性贷款，强调知识产权保护，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发达国家还用强制性措施较多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松散协商形式的关贸总协定，强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以及对跨国公司的资本和商品敞开大门。台湾地区实业界出身的那一代技术官僚被学界出身者取代，发达国家所鼓吹的政治靠边站的自由市场竞争思想成为主流。台湾地区又陷入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的纷争，再难由当局出手对大型高科技项目进行扶助。除了半导体，台湾地区也再无其他可以拿得出手的高科技产业。台湾地区曾经重点扶持的“两兆双星”（两兆指半导体和液晶面板，双星指生物科技和数字内容），只有半导体一枝独秀、达到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