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注意力的三大因素

有三大因素会降低我们的注意力：压力、不良情绪和威胁。 我们有时并不能将其区分开。它们常常共同发挥作用，影响注意力系统。不过，我还是要逐一介绍这些因素，以便让你知道它们对注意力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方式和原因。

● 压力

压力是一种令人无法抵抗的感觉，它会促使人的头脑进行时间旅行。我们会突然经历注意力劫持现象，就像戴维斯上尉在大桥上经历的那样。我们的头脑很容易被某种记忆或担忧牵着鼻子走，不停地编故事。随着压力的上升，它会使我们远离当下生活。你会对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进行思维反刍，尽管这早已失去任何意义。或者，你所担忧的事情不仅尚未发生，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这只会加重你的压力。当长时间承受过大的压力时，你会陷入注意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注意力越差，你就越难控制它；你越难控制注意力，压力就越大。

多大的压力才算“过大”呢？这件事非常主观，因人而异。我接触的许多人一开始并不认为压力是一个问题——你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压力是强大的动力，可以激励和鼓舞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前进，追求卓越。我理解这种想法。图2-1显示了压力和工作表现的关系。 ^[1] 根据这条曲线，当我们的压力较小或没有激励因素时，比如没有近在眼前的截止日期，我们的表现不太好。随着压力的上升，我们会迎难而上。这种“良好”的压力叫作良性压力，是良好表现的强大引擎，它一直上升到图像顶部，达到最优水平（我亲切地称之为“甜蜜点”）。在这里，压力是驱动我们、使我们关注眼前工作的积极动力。

如果我们可以永远停留在这里，就没有问题了。不过，现实是，如果经历足够长的时间，即使是这种最优的压力水平也会将我们推下山峰，使我们进入长长的下滑坡道。在那里，良性压力变成了不良压力。

尽管压力最初具有激励性质，或者能够带来效益，但我们处在高要求条件下的时间越长，这种持续压力对我们的影响就越大。我们会越过最优压力点，在压力曲线的另一侧下滑。我们会迅速失去压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压力会变成一种侵蚀和降低注意力的力量。你的手电筒会越来越多地陷入负面思想之中。你的警觉系统会活跃起来，你会感觉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明晃晃的警告标志，这使你进入一种过度警戒模式，使你无法深入关注任何事情。你的中央执行系统（杂耍演员）也接不住所有的球了，因此你想做的事情和你正在做的事情不再匹配，你的行动和目标也脱节了。所有这些事情有一个自然的后果：情绪急转直下。

● 不良情绪

从慢性抑郁到听到坏消息后的感受，很多事情都可以被视为不良情绪。不管来源如何，这些坏情绪都有可能让你陷入负面思想的怪圈之中。在实验室里，当我们为研究参与者诱发负面情绪时，他们在注意力测试中的表现会下滑。

我们是怎样“诱发负面情绪”的呢？有时，我们向参与者展示令人不安的图像，这与前面提到的研究类似。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回想负面记忆。接着，我们为他们布置一些需要使用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的认知任务，比如记忆几个字母，然后做一些口算。在诱发负面情绪后，他们的表现总会出现下降，包括准确率、回答速度和回答稳定性的下降。 ^[2]

● 威胁

当你受到威胁或者感觉受到威胁时，你既不能专注于手头的任务，也不能完成任何目标和计划。至于我在第1章向你介绍的手电筒，以及随心所欲关注任何事情的强大能力——它们当然全都消失了。想一想吧，那个稳定明亮的光束正在不规则地颤抖，灯光的焦点变得模糊不清。你还想做点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受到威胁时，注意力会以两种方式受到重新配置：①对威胁的警惕性上升；②注意力转变成刺激驱动型注意力，任何与威胁有关的事情都会吸引和占据注意力。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生存逻辑：在人类进化的重要时刻，高度警惕性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你就无法存活下来，并将基因传下去。如果你太过专注于一项任务，没有注意到向你逼近的猛兽，你可能就会被吃掉。你需要有一种受到威胁的意识，以便迅速转换为“高度警惕”模式。而且，在进化过程中，这种额外生命保障的优势会被放大，因此威胁性的刺激会吸引并占据你的注意力，确保你坚定而不受控制地专注于这种刺激。这样一来，你可以时刻提防猛兽，并在看到猛兽以后时刻留意它的位置。这大概无数次挽救了我们祖先的生命。不过，它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祖先从未写出精彩的著作，从未设计出复杂的机器。如果你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威胁，你就无法深入参与到其他任何任务或经历中， ^[3] 不管这种“威胁”是否性命攸关。

当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威胁时，我们不会让人们置身于真正的危险之中，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正在遭受威胁。这是不符合伦理的。不过，我接触的许多人在人身安全方面的确正在面临威胁。有的军人即将奔赴战场或者参加实弹演习，有的空降消防员需要在强风中面对危险的大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威胁没那么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注意力的影响会有所减轻。与上级领导关于绩效评估的谈话，与保险公司的纠纷，在城市官员出席的公开听证会上就影响你所在街区的新法令做证——它们虽然不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但它们仍然是一种威胁。我们的名声、财富和正义感都会遭受威胁。

即使你的智商在周围人之中是最高的，你也需要知道，在某些方面，人类的大脑和35 000年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变化。 ^[4] 如果大脑认为自己正在遭受威胁，它就会相应地调整注意力，不管你面对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威胁。

[1] 除了耶基斯和多德森（1908；另见Teigen, 1994）以及之后的其他许多研究描述的工作表现和压力之间的倒U形对应关系，根据Qin et al.（2009）的总结，最近的研究表明，驱动蓝斑核等大脑区域活动的去甲肾上腺素等与压力有关的神经递质的精确含量与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导致中等水平蓝斑核活动的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与最优表现相关。不过，当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导致蓝斑核活动不足或活动过度时，人们的表现会受到影响。这里的重点是，压力不存在好坏，但结果与压力水平有关。和良性压力相比，不良压力常常被简称为压力。只有努力使用注意力和工作记忆才能取得成功表现的任务呈现出这种与压力相关的倒U形模式。
Yerkes, R. M., and Dodson, J. D. The Relation of Strength of Stimulus to Rapidity of Habitat-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and Psychology 18, 459-82(1908). https://doi.org/10.1002/cne.920180503.
Teigen, K. H. Yerkes-Dodson:A Law for All Seasons. Theory Psychology 4, 525(1994). https://doi.org/10.1177/0959354394044004.
Qin, S. et al. Acute Psychological Stress Reduces Working Memory-Related Activity in the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Biological Psychiatry 66, no. 1, 25-32(2009).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09.03.006.

[2] 这里描述的是人们在持续注意力任务中的表现（Smallwood et al., 2009）。注意，人们用探测情绪和情感干扰的各种任务和方法对注意力、工作记忆和情绪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实验中出现的负面干扰（如Witkin et al., 2020;Garrison and Schmeichel, 2018）以及气质性和失调性负面情绪与注意力、工作记忆任务表现受损之间存在相关性（Eysenck et al., 2007;Gotlib and Joormann, 2010）。另见Schmeichel and Tang (2015) and Mitchell and Phillips(2007)。
Smallwood, J. et al. Shifting Moods, Wandering Minds:Negative Moods Lead the Mind to Wander. Emotion 9, no. 2, 271-76(2009). https://doi.org/10.1037/a0014855.
Witkin, J. et al. Dynamic Adjustments in Working Memory in the Face of Affective Interference. Memory&Cognition 48, 16-31(2020). https://doi.org/10.3758/s13421-019-00958-w.
Garrison, K. E., and Schmeichel, B. J. Effects of Emotional Content o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Cognition and Emotion 33, no. 2, 370-77(2018).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8.1438989.
Eysenck, M. W. et al. Anxiety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Attentional Control Theory. Emotion 7, no. 2, 336-53(2007). https://doi.org/10.1037/1528-3542.7.2.336.
Gotlib, I. H., and Joormann, J. Cognition and Depression: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 285-312(2010).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121208.131305.
Schmeichel, B. J., and Tang, 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Respons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no. 2, 93-98(2015).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4555178.
Mitchell, R. L., and Phillips, L. H. The Psychological, Neurochemical and Functional Neuroanatomical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od on Executive Functions. Neuropsychologia 45, no. 4, 617-29(200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06.06.030.

[3]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威胁有关的信息会捕获和维持注意力（Koster et al., 2004），干扰工作记忆（Schmader and Johns, 2003），这可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表现（Shih et al., 1999）。
Koster, E. H. W. et al. Does Imminent Threat Capture and Hold Attention? Emotion 4, no. 3, 312-17(2004). https://doi.org/10.1037/1528-3542.4.3.312.
Schmader, T., and Johns, M. Converging Evidence that Stereotype Threat Reduces .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 no. 3, 440-52(200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5.3.440.
Shih, M. et al.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no. 1, 80-83(1999). https://doi.org/10.1111/1467-9280.00111.

[4] Neubauer, S.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Human Brain Shape. Science Advances 4, no. 1 (2018).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ao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