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村达成修路共识
毛相林的家是村民们平时聊天的地方,也是“下庄村党员活动中心”。毛相林和方四财决定召开村社干部和党员会,一起商量修路的事。那天应该到会的有14人,实到14人,无人缺席。
大家听了毛相林的想法和思路,都很吃惊。天啊!要在绝壁上修路?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天大的事情啊。一直到散会,都没讨论出修还是不修。
第二次村社干部和党员会上,大家仍然没有信心。有人发问道:“下庄这么穷,地势如此险,就靠我们几百号肉体凡胎的下庄人,这条路能修通么?”
有人附和道:“是啊,下庄穷得叮当响,拿啥来修路嘛?”
为了说服大家,毛相林掰起指头算起了细账:“从现在起,如果每家每户多喂一头200斤重的猪,按现在的市场行情就可多卖400元,全村一年就可以筹集修路资金3.84万元,10年就是38.4万元。你们算算,这要买多少三材物资(炸药、雷管、导火线)啊?我们每年只要有3吨三材物资,就可以修两个月的路,其余时间还可以外出打工挣点现钱。有了现钱,我们就可以投入到修路上。我们一天修一点儿,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如果能前进一丈,绝不后退一尺。我们修不完还有儿子,儿子修不完还有孙子,总有能修完的一天。这样,只要每年不闲着,全村人不等不靠,苦干10年,总可以修通这条路嘛!”
这次会议虽没有取得共识,但大家都意识到毛矮子真的是铁了心要干这顶天立地的大事。
毛相林牢记老支书的话——做大事的时候不能急,既要冷静,还要有点谋略。

老下庄人在悬崖上背柴
毛相林开始一家一家走访群众,一家一家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对于不理解的,他就一家一家做修路的动员工作和相关的解释工作。
他首先找到村会计杨元鼎谈心。
杨元鼎刚满35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美好的年华。他态度非常明确:“毛支书,你号召大家修路,我非常拥护,你是为我们的子孙造福。我们这里的天气恼火得很,要太阳的时候又没温度,连个粮食都晒不干。需要湿润一点的天气,它又干得爆裂。记得我15岁那年为了烘干苞谷交公粮,我和父亲爬到三四百米高的红岩塆上去砍柴。砍了小半天砍了一两百斤,我俩正高兴着,谁知上头一块渣子( 石头 )打在我父亲的头上,我父亲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滚到山崖下去了。修路,我支持。只是,村里目前的困难就是差钱。”
毛相林道:“修路这事,我们一起干怎么样?修通了路,我们大家的生活就会好起来。没钱可以借,找外援或是卖点肉啊粮食这些东西。”
杨元鼎道:“我当然要和毛支书一起干,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毛相林来到曾在外面打过工修过路的刘崇凤家。
刘崇凤道:“修路这事我支持!这些年,这些山路把我们害苦了。毛支书,我从下庄背脚到巫山县城,一个来回花四天时间才挣了8元钱。去的时候挣了3.88元,回来挣了4.12元。背粮食100斤送公粮到骡坪,天不亮出发,晚上回来还得打火把。没路,我大儿子不出去读书,他没文化就心胸狭窄。那年,他为了一点小事和媳妇吵架就喝农药死了。如果当时有路把他送到外面的医院,他也不会死。他死得好可惜啊!我赞成修路,我要去修路!”
毛相林连连点头,说有了路,一切都好了。
刘崇凤又道:“毛支书,我父亲是老共产党员,抗美援朝时的架线兵。他是我的榜样。我父亲当年从部队转业回来,带回不少军功章,他用绳子串成串给我们这些当娃儿的玩。那时我们不懂事,只觉得花花绿绿很好看。直到我们长大,才知道这些军功章是我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现在我报名去修路,就当我是跟着父亲上了前线上了战场。你说是不是?”说时,他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毛相林说:“好,修路的名,我现在就给你报上。我父亲当年也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哟。这回,我们一起上新的战场立新功。”
恐怕连刘崇凤自己也想不到,在后来修路时的1997年冬月初八,在下庄村修路的伟大事业中,是刘崇凤放响的第一炮。
刘崇凤妻子沈庆莲比丈夫大两岁,听毛相林和丈夫说修路的事,插话道:“要是我身体好,我也想去修路。既然毛支书你号召大家修路,那我就摆个老龙门阵给你听,你晓得我姑妈家住在下庄村,我和刘崇凤认识,就是她介绍的。说老实话,我才不想嫁到连一条路都没有的下庄村。可我爷爷和三爸四爸都说下庄村人好,又有洋芋红苕苞谷吃,说嫁下庄不会吃亏的。结婚时我都还大哭大闹的。可怜啊,我娘家给我做的一个柜子,棒棒绑起抬都抬不下来。我一个新媳妇,是横着脚尖尖从庙盘垭扯着树枝枝抓着树藤藤慢慢梭( 滑 )下来的。好不容易梭过火烧岩屋、碑梁子,再过河才到了刘崇凤家。我生了女儿后,都还想离开没有路的下庄村。修路这事,我比哪个都赞成。有路,我儿子就不会死了。”
想到儿子,她边掉眼泪边说道:“我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前前后后在这里生了五个娃,哪晓得‘送走’了四个娃儿。只要看见别人家有女儿出嫁,我就想起我的女儿,我的那个心好痛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
毛相林说:“你们家的事情我全晓得,就是因为大家太苦了,我们才要修路的嘛。等路修好了,你老两口慢慢享福嘛。”
想到修路后会过好日子,沈庆莲破涕为笑。
毛相林离开沈家后,又到了吴家。
吴自清是1969年结婚后才去当的兵,1973年转业回到了下庄村。他在外面几年,见识了外面的发展和变化,知道下庄村落后于时代,需要紧紧跟上,听了毛相林说修路的事,吴自清道:“好啊!我们下庄村不修路不可能,路修好了,以后子子孙孙都方便,如果过去有路,我小儿子也不至于上山挖黄姜右手摔残疾了。”
啥叫黄姜?黄姜这东西在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中有记载。海拔越高,黄姜的皂苷元含量就越高,它能解毒消肿,用于痈疖早期未破溃,皮肤急性化脓性感染,软组织损伤,蜂螫虫咬等。因为能卖个好价钱,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悬崖峭壁采挖。吴自清的儿子虽然保全了性命,但落下了终身残疾。
吴自清说:“毛支书,把我的名也报上,我就不相信这路修不出来。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修!”
离开吴家后,毛相林又来到自己的堂弟毛相斌的家,他想听听相斌的意见。
说到修路,毛相斌就想到因迷路而失足滚下山崖的弟弟。弟弟小名叫牛娃子,大名是毛相贵。
毛相斌说:“哥啊,过去要是有条路就好了。你记得牛娃子的死不?”
“我记得牛娃子的死,那年他才9岁,他到郎坪山他舅舅家去耍,哪知道他在回来的路上走错了路,路不熟悉,一脚就摔下崖了。”
“我妈就生我俩兄弟,这些年,我常常想起他小时叫妈叫哥的声音。想起都好惨啊,那天我和你、袁孝恩、毛相奎还有袁孝喜找了他几天几夜,先是只找到了牛娃子的一只鞋,后来才在高高的碑梁子下面的一个半崖上找到他的尸体。哥,我同意修路!就算是修路再危险,哪怕会死在修路途中,我也要去修路。路修好了,以后回家,娃娃们就不会迷路了。”
话语中,毛相斌知道修路的危险性,已做好一切准备。
此时,毛相林和毛相斌眼里,有泪,有痛苦,更有下庄村人历经磨难与饱经风霜后要改变贫穷落后的意志和决心。
毛相林对堂弟说:“相斌,死的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是大家的兄弟,为了以后村里不再出这样的事故,我们一起去修路。”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为了下庄村的未来,他们发誓以后要一起奋斗。
村里的妇女们听说毛相林在各家各户动员修路的事都议论纷纷。
谭先煌老人说:“要修路啊?是不是真的?莫哄人哟。”
毛相林说:“是真的,不会哄你的,我们真的要修路。”
老人说:“我18岁嫁到下庄村,养了三儿三女,今年80岁了。我还算好的哟,生娃后还出过下庄村。我们那时候出去是走岩口子,然后经过万龙池,鱼儿溪,到猫子垭,一路要走一天,有时候雨下大点,哪还有路哟?手抓藤子脚踩石缝,怕得不行。你们看杨婆婆嘛,嫁到下庄村,一次也没出去过。”
1997年前下庄村的女人们,感觉能出一次村子就是最大的幸福。难怪下庄村有女人曾问过从外面回来的人:“村上头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呀?上头的男人和女人长得和我们是不是一个样啊?”
答案是:“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男人和女人长得和我们完全一个样。”
毛相林听了这些话,只是苦苦地一笑。这一笑,更坚定了他修路的决心和勇气。
毛相林又去二队队长袁孝恩家征求他对修路的意见和看法。
袁孝恩道:“老毛啊,我当了十多年的二队队长,以前我做梦都想要有一条好走的路。娃娃们去猫子垭读书好恼火啊!人小路难走,只有冬天下雪的时候才穿鞋子。他们不愿读书,当大人的也理解,可是这样下去村里留不住人呀,好多娃娃初中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了。修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愿望,路修通了,一辈子才有盼头。我要去修路。”
毛相林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娃娃们读书没路走,不去读书也怪不得他们。看我嘛,我中学也没读成。以后有了路,家家娃儿读书就方便了嘛。”
毛相林决定去蒋延成的遗孀蒋延贵的家了解情况。他家有点特殊,毛相林的心都操碎了。
蒋延贵说:“毛支书,蒋延成死后,村里帮我的够多了。村里修路,我坚决支持。你是我家恩人。我没多少文化,但大道理我还是懂。家里地里的事情我来干,修路的事,我大儿子郭光清去。”
毛相林说:“你这样安排,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家有什么事情,大家也会帮你。”
蒋延贵的亡夫蒋延成原姓郭,大名郭关成。郭关成和村里的沈庆富一样,是下庄村的上门女婿。郭关成与蒋延贵结婚后,从此不再叫郭关成了,而改名改姓叫蒋延成了。外人不知的,还以为蒋延成与蒋延贵是两兄弟或是两兄妹。
岳父蒋泽利和岳母张胜贵就只有蒋延贵这一个独生女,精贵得要命。父亲实在不想女儿嫁出下庄村,于是就想到“招夫上门”这一老办法。蒋延成上门后,他的待遇是和蒋延贵一样的,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老人对他,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亲。
夫妻结婚后,生了大儿子叫郭光清——延续郭家的姓,不久生的小儿子叫蒋长明——延续蒋家的姓。日子过得和和乐乐。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事故又出在砍柴这件事情上。

老下庄人背粮食出村
那天,年轻的蒋延贵来了,见到毛相林就哭:“毛支书,蒋延成砍柴一天都没回来,我好怕啊!我两个儿子还小啊!”
毛相林只要听说谁砍柴一天没回来,就胆战心惊,他说:“走,我组织人找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相林又安慰蒋延贵说:“或许他是太累了在哪个地方睡着了。”但因自己处理类似的事件太多太多,他知道蒋延成活着的希望其实小之又小。
偌大的一座山上,要想找一个七尺男儿蒋延成谈何容易?何况,四处都是悬崖绝壁。三天三夜,人们终于找到了被摔成七零八碎的蒋延成。
毛相林流着泪,用手把一坨坨不成形的碎尸装进箩筐里,又和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抬回下庄村。哭得像泪人的蒋延贵看着自己的大儿子郭光清和二儿子蒋长明,心如刀割,自己成了寡妇,儿子也没了父亲,父亲和母亲也没有了“女婿儿”。毛相林的心很痛,他是村里的领导,他多想有一条路能拉煤炭进来啊!如果有路,大家就再也不用冒险爬到悬崖绝壁上砍柴了。
通过一家一家走访,痛苦的往事一幕幕在毛相林脑海中再次复活。由此,他修路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他知道路不仅只是交通便捷,它更是每个家庭的血管、动脉和生命线。
第三次党员和村干部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反对修路的声音明显减弱。大家针对修路的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沟通,赞成修路的村民逐渐多了起来。
毛相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打开村委会广播,通知村社干部和党员到村委会开会。他要让大家在第四次党员和村社干部会上进行一次表决,然后再召开村民大会。
广播通知后,村社干部和党员们陆陆续续到齐。
等大家都坐下后,毛相林开门见山说道:“前三次会议都讲了,与其让我们派出劳动力帮助阮村修路,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修路。如果靠等,等10年也难得修到我们这里。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我是真心实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方四财道:“我们开了好几次会了,这一次开会过后就要动真格的,有什么意见在会上说。”
毛相林紧接着又说:“井中的蛤蟆只知簸箕大块天,下庄村人不知山那边的车子比山羊跑得快。要致富,先修路。上面规定村级公路自己修,国家那么大,地方那么多,下庄村在这个山旮旯,政府一时顾不过来,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修路致富是我们现在的大事,路修起了,才能彻底改变我们下庄村贫穷落后的命运。修路不是开玩笑,涉及每个人每个家庭,真正动工就没法后退。大家都要发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支持也行,反对也行,都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会场上其他同志开始陆续发言。
“修路是为我们的后人着想。子孙后代不能再像我们一样受穷受累了。”
“对,我们家家都有娃儿,我们这代人吃点苦不算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造福。”
“老支书又不是没修过,看嘛,那条毛毛小路不是摆起的嘛?”
“我同意修。路修好了,大家就过上好日子了!”
“钱从哪里来,工该怎么出嘛?”
“毛矮子真的疯了,你要大家和你一起疯啊?”
赞成修路的越来越多了。有关修路的问题也提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尖锐了。
杨元鼎对村里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说:“我们村一穷二白,哪有钱修路?这事有点难。修的话,得想点办法。”
毛相林说:“我和方同志想过这个事,我们用集资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每个村民10元钱,全村397人,我们就筹得到3970元。这钱,就拿来做测绘线路的启动资金。”
杨元鼎道:“外出的呢?他们人没在家,地还在下庄村,这事怎么说?”
“只要在村里有承包地的人,不管是谁,都要修路。谁不修,就收回他的承包地,让他们的户口从下庄迁出去。”
“有些人实在拿不出怎么办?比如吴国利家,家里有一个瞎子,娃娃多,实在很困难。”杨元鼎又问道。
毛相林道:“把家里面的腊肉拿几块到乡上去卖,也可以卖到几十元钱,村民当背脚,再卖点桐子、苞谷、麦子,也能换点钱。只要我们想办法,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平时语言不多的民兵连长杨亨双也发言道:“全村总共加起来只有这么点钱,在外面请工修路肯定是不行的,只能我们自己干。只是,这个工怎么安排?”
毛相林早就想好了对策,从从容容地答道:“我们全村每户出一个人做义务工,大家都要为村里修路尽义务。如果实在没有劳动力的,那就出20元钱一天请别人帮着修。这个不能搞特殊,一搞特殊,这个事情就搞不成了。”
大家不住地点头,都觉得毛相林说得对。
会上还决定,由于大家提出的问题很多,会后就由驻村干部方四财给大家解释。方四财文化高,懂政策,村里人都服他。对于乡政府派方四财到下庄村驻村这事,毛相林认为这是上级领导给下庄村派来的“智多星”。有了驻村干部支持,自己就多了一份底气。
毛相林见会上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就做了最后总结:“我们这次开会,首先我们党员和村干部要统一思想,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能让村民戳我们的脊梁骨。再就是,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外面有关系的要去找外面的关系,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钱和物资都可以。”
连续四次村组干部会和党员会,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大家都认为这条路必须修,也有信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