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

今年三月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有趣的寻人启事，开头写着“寻找这本书的作者”，整张版面刊登的全是小说的内容。乍一看像常见的广告套路，但我依然被小说的第一句所吸引。我漫不经心地浏览，然而很快意识到这似乎是我以前写的小说。

惊讶之余，我戴上眼镜，从头开始认真地读了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应该是我在十几年前匿名发表的处女作。书名为《沉船》的黑色封面隐约浮现眼前。当时，我是为了参加某出版社的征稿活动才创作的这部小说。匿名是为了增加神秘感，但现实情况是那部作品几乎无人问津，别说正常的评价了，连一条差评都没有。

成为作家、登上文坛后，我从没向人提起过我的处女作。我也没有想过再保存，甚至完全忘记了这本书的存在。可以说，这是一本消失在记忆彼岸的书。

我收回落在报纸上的目光，起身在书房的各个角落翻找，都没能发现这本书的踪影。我记不清它是何时、如何从我身边消失的。我的丈夫是唯一看过这本书的人。我很想问他是否还记得这本小说，但他不在我身旁。

三个月前，丈夫就以交换教授的名义去英国任教。英国与韩国的时差是八个小时。在婚姻关系彻底破裂之前，我们决定给彼此一个时差。当时，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就像是看待家具或行李一样淡漠。比如，当一个人待在客厅时，另一个人必然会回到卧室；一个人坐在餐桌吃饭，另一个人则会默默地端着拉面碗去阳台。分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丈夫说要去英国时，女儿也吵着要和他一起去，但女儿只有七岁，丈夫带着她显然不合适。在机场，女儿哭得几乎虚脱。丈夫背着她，哄着她，绕着出境口走了一圈又一圈。我坐在长椅上，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交出哭着睡着的孩子后，他转身离去。看着头发蓬乱的他从我的视野里远去，我想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毕竟让十年的婚姻付诸东流的罪魁祸首是我，没有辩解的余地。

丈夫只带了几件衣服，大部分东西都留在家里。尽管如此，家里依然显得空荡、冷清。那天晚上，《沉船》始终浮现在脑海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窗户嘎吱作响。我来到小房间，侧身看着熟睡的女儿。整夜的大雨直到清晨才停歇。

第二天，女儿抱着报纸来到厨房。我把燕麦片和牛奶倒进女儿的碗里，便摊开早间报纸看了起来。与昨天相同的版面继续刊登着我写的那部小说，内容连贯得如同正在连载一般。我不寒而栗，扔下报纸，拿起电话就拨起了报社的联系电话。

片刻后，嗓音清脆的女客服接起电话。我开口就质问她怎么能没有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就刊登对方的作品，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是不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我犹豫了一番，才回答“是”。她说会在核实情况后再联系我，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当天下午，报社再次联系我。我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就在家里翻译一份英文原稿。原稿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自传，翻译难度大，进展缓慢。我勉强接下这份图书翻译的活儿，是因为囊中羞涩。随时都有可能离婚，我却没有稳定的收入。如果运气不好，我说不定就要像一只卑微的虫子，靠啃食丈夫给他孩子的抚养费度日。

我是一名职业小说家，出版过三本书，在英国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但这些并不能让我立马就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我保持着现状却从未感觉不妥的原因是，我有一个早早就在大学里站住脚的教授丈夫。尽管他越能干就显得我越无能，我还是不以为意，将两人的能力平均值当成自己的。

当我纵览某位科学家的华丽生平，追寻着他从麻省理工学院到加州理工学院，最终进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光荣足迹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盯着厚重的词典，拿起话筒，夹在脸颊和肩膀之间。一位声音清亮的女人认真地问我：

“您就是那部小说的作者吗？”

“什么？”

“《沉船》。我接到了报社的通知，说您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

“啊……对，是的。”

我皱着眉头，用手拿起话筒。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拿到原稿的，但我希望您不要再随意地把我写的小说刊登在报纸上了。”

“我怎么能相信您是真正的作者呢？”女人疑惑地问道，“您有出版社方给您做证吗？”

我扑哧一笑。

“这是我在学校前面的印刷厂印的，加起来才印了二十本，怎么可能有出版社之类的呢？哦，我记得当时借了印刷厂的名字，在出版社一栏写的是‘时代出版社’。”

对方陷入了沉默。

“我想您应该已经明白了。那就这样吧。”

“我丈夫说这本书是他写的。”

“什么？”

“他在六个月前失踪了。”女人急切地对我说，“我们能见一面吗？我有些事想和您谈谈。”

女人报出一家市内咖啡馆的位置，没等我开口拒绝就挂断了电话。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电话。我想回拨过去，告诉她没必要见面。整个下午，我都在考虑是否要去赴约，无心工作。一个句子，反反复复修改，最后我无奈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光化门的“二楼”咖啡馆。下午最后的阳光穿过窗户玻璃在地面拖出长长的痕迹。看我四处张望，一个女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穿着长及小腿的黑色连衣裙，身材娇小。她略显稚嫩的脸却涂着浓浓的灰色眼影，看起来像个假扮成熟的少女。总体来说，她是一个二十岁出头、五官清秀的美人。

“谢谢您能过来。”

女人伸出了手。小手传来的冰凉触感让我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女人的名字叫珍，许友珍。简单地介绍完之后，我们坐了下来。

“刊登寻人启事的人是我母亲。母亲在住院。我们都快放弃寻找您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各家报社刊登了快一个月的寻人启事。”

珍小心翼翼地看着我，问道：

“我可以叫您老师吗？”

“啊，只要你不介意……”

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本书？我说的是《沉船》。”

“那本书是我大学毕业前夕写的，所以应该是在二〇〇三年左右。”我的声音不知为何带着些许沙哑。

“您说您没有正式出版过那本书吧？”

“是的，没错。”

女人神情淡然地递给我一本书。看着那陌生的字体，我的身体一下僵住了。

“这是……”

“只是换掉了老师您的名字后重新印制的。”

封面依旧是黑色背景上印着白色的螺旋，只是印着的作者是李友尚。

“我丈夫说写出这本书是他人生中最自豪的事。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带着这本书。”

珍拿出夹在书中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我丈夫。”

照片中，男人、女人和一个可爱的男孩面对面。他们像看到了有趣的场景一样，笑意盈盈。她的丈夫虽然咧嘴笑着，但气质阴郁；门牙微露，头发长到几乎盖住整只耳朵；黑眸杏眼令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普普通通。

“有印象吗？”

我摇了摇头。

“第一次见。”

“您再仔细看看。不一定是男人。您有没有见过和他长相相似的女人？”

我不由得抬头看向珍。

“你不是说在找丈夫吗？”

“是的。”

“那为什么还……”

“您肯定很难理解。”

珍的情绪有些激动，她喝了一口水，然后开口说：

“那个人的名字叫李由美，三十六岁，是个女人。他告诉我的名字是李友尚，之前还曾叫李安娜。不过这些不见得都是真的。他连自己是女人的事情都能瞒住我，更何况是名字和年龄呢。他戴着几十种面具生活。半年前，他留下这本书和日记本就消失不见了。”

女人盯着桌上的书说道：

“人们都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叫我认清现实，但我做不到。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珍显得很疲惫。看得出丈夫失踪后，她没能睡过一个安稳觉。她瞪着通红的眼睛，像勉强抓住浮木的溺水者一样看着我。那是三月的最后一周，春雨过后，空气清爽的星期二傍晚。

*

从咖啡馆回到家时，女儿已经睡下。四十多岁的保姆用她特有的“厌世脸”迎接我。她想要我提前给她结算这个月的工资，说家里出了点事，希望能辞掉保姆的工作。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气闷，质问她就这样直接辞职，让我怎么办。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倾诉，说自己的母亲去世，她也是迫不得已。我虽然看穿了她的谎言，但无从反驳。最终，我不仅没能说出一句重话，反而还搭上了一笔慰问金。好不容易安慰并送走对方后，我顾不得脱下衣服就瘫倒在沙发上。我感到很头痛，因为明天下午幼儿园放学后，我一时间也找不到人来照看孩子。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二话不说立马呼叫母亲，但去年父亲被诊断出胃癌之后，娘家焦头烂额。父亲在退休庆祝宴上收到的鲜花都还没凋谢，就迎来了这种噩耗。胃癌四期，医生提醒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接到死亡宣告的父亲和母亲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医院。在医院花坛前，零零星星穿着病号服的人们晒着太阳，母亲突然停下脚步说：

“离婚吧。”

在那种情况下，丢下一句讽刺现实的玩笑一定很刺激吧。父亲捧腹大笑，笑着笑着又流下了眼泪。然后，他收起了笑容，直起身子，感觉心灵仿佛得到了净化，就连原本觉得难以承受的悲伤也淡去了许多。父亲望着陪伴了他一生的母亲，默默地握住她的手。然而母亲并没有笑，轻轻地抽出被握住的手。

“我没有开玩笑。我们离婚吧。”

母亲迅速收拾行李离开了家，并通过律师传达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同时要求分走他们二人名下的财产望远洞住宅和仁川多户型住宅的一半。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捶打胸膛，痛斥她所谓的性格不合，纯粹是为了抛弃自己这个无能又病入膏肓的丈夫而找的借口。作为神学大学旧约系教授的父亲也算是一举达成退休、癌症、黄昏离异这老年悲剧大满贯。讽刺的是他支离破碎的人生完全就是《圣经》中的人物约伯的现代翻版。没过多久，母亲就独自一人去欧洲旅游，回来后直接住进单身的姨妈家里。后来，母亲开始拒接我的电话，就算我给她发送短信，她也是过了很久才回复，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至少三个月。

次日，我带着孩子去了父亲的家。我打算让父亲帮忙照看一下孩子。父亲每隔一天都会叫来一名护工照顾自己，每天吃的也是贴有绿色有机食物认证标签的盒饭。他得意地说，这些都是自己通过智能手机解决的。他告诉我抗癌治疗的效果很不错。或许是“不能就我一个人死”的狠劲发挥了作用，那天父亲格外精神。他说我母亲已经好几次给他发来离婚申请书。看得出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已经超出埋怨，近乎达到怨恨的地步。当父亲问我开庭时能否出庭给他做证时，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应付两句，然后找个借口落荒而逃。

每周有两天，我都要到位于京畿道外围的一所大学里讲课。我所教的科目“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已经差不多沦为学生们最爱的午睡时间，甚至在课堂上光明正大地趴着睡觉的也不在少数。学生们对“阅读”和“写作”根本没有任何兴趣。有时，课堂的氛围就像等待发车的候车室一样。我站在讲台上不断嚷嚷着重复了不知多少年的讲课内容。

我选择的范文都是一度被我视作人生明灯的作品。我也曾有过相信“一部小说可做救人的药，也可做杀人的刀”的天真时光。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我并未读过多少书，也没能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但我也没有死去，因为我需要生孩子、养孩子。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道道摆在前路上的栏杆，我一次次被绊倒，绝望，恢复，再次被绊倒，被打击，再一次站起来。这花费了我太多的时间。我并不是狡辩。任何女人都无法把养孩子当作自己辉煌的经历。

春日的校园，玉兰盛开。下课后，学生们走得精光。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望着窗外那一簇簇洁白的花团，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叫李友尚、李由美，或者也叫其他名字的女人。一个从未去过音乐学院的女人，不仅被聘为钢琴系教授，甚至还将许多学生送去比赛并获奖。她也是一个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医生，还是三个男人的妻子和一个女人的丈夫。这些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沉船》又是如何介入那个女人忙碌的人生的。

《沉船》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潜水员搜索海底沉船时发生的故事。那个年轻的潜水员没有固定职业，以漫游海底为乐。一天，地中海的一座小渔村雇他来搜寻触礁沉没的客船。受到邀请的还有三个跟他处境差不多的潜水员。他们其乐融融地一起潜入海中，穿过水草、岩石，以及形形色色的鱼群……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进入沉船，躲过锋利的金属碎片、被腐蚀的铁块、层层堆积的沉积物，钻进船体狭窄的通道。他们的工作是搜索里面的三百多间客房。在漆黑的房间里，他们借助手电筒微弱的灯光收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工作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沉船里，氛围阴森、压抑，他和同伴们每次上岸后都会感到头晕目眩，筋疲力尽。结果，同伴们只坚持了一周就放弃了这份工作。于是，搜寻剩下几百间客房的工作全归他了。他也知道长期在沉船里搜寻物品会给身体增加很大的负荷，但他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不能就这样离去。每次进入沉船里打开那一扇扇房门，他都会陷入一种奇异的恐惧中。没有一丝光亮的黑暗仿佛一对没有眼白的眼睛注视着他。整个夏天，他都在海底反复打开沉船客房房门，再从里面拖出一只破运动鞋、缺了帽檐的礼帽、镶有人造宝石的小镜子、破碎的奶瓶……毫无用处。每天，他都会盯着它们发呆。明明没有做梦却会从睡梦中惊醒的日子，持续了不知多久。

夏天过后，艰难的搜索工作终于结束，他也拿到了一笔丰厚的报酬。接下来，他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尽情地在自己喜欢的海底畅游。但此时，他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过去的一个夏天，他的内心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他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希望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却得不到任何答案。直到此时，他才明白原来自己只是一个虚有其表、一无是处的废物。沉入漆黑海底的沉船，漂浮在里面的杂物，被海水浸泡得失去形体的滑腻苔藓，他不就是这样的存在吗？

此后，青年就从那座村子里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始至终，他的存在都不曾引人关注。然而没过多久，他却被人津津乐道。原因是一群喜欢夜潜的潜水员们进入海底时发现了那艘沉船。沉船腐烂不堪、海草缠绕，倾斜的船体柱子上却绑着一条白色的帆。在漆黑的海底，触礁的轮船上绑着的船帆白得异常耀眼，仿佛刚刚启航的、绷得鼓鼓的船帆正顺着水流不住地摇曳。

记得写那本小说时，我刚刚失恋。从十七岁开始一直拖着的恋爱关系画上了句号，而对方到处散播着关于我的谣言，大体是我太好色之类的话，但事实上，我从他那里连类似痒痒的感觉都不曾有过，可以说我是通过假高潮成为大人的，体会了孤独又苦涩的大人滋味。总之，我们的关系只剩灰烬，流言蜚语也没能掀起我内心的丝毫波澜。只是在突然多到溢出来的空闲时间里，我晕头转向，就像迎来了一个无期限的假日。无处可去，无事可做，我就开始写起了小说。在写小说的日子里，我经常熬夜。年轻的肉体不知疲倦，整日兴奋，我把它当成一种幸福。这点打击不算什么，失恋什么的再来个十次八次，我也能承受得住，这就是当时的想法。但我并不清楚原本活跃的喜悦之泉即将枯竭，而自己则会跪着舔舐，只为挽救那一丝仅剩的生机。

当我走出学校门口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丈夫。打电话的目的是让我帮他处理复杂的银行业务和公函。他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而我也回应得十分敷衍。片刻后，他问起孩子过得怎么样。在聊了一会儿孩子的近况后，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每次都问这个，我都已经懒得回答了。他支支吾吾地道了别，就挂断了电话。

在他前往英国之前，负责我们情感问题的心理咨询师说过我们之间缺乏的不是沟通，而是信任。去年是我们结婚以来关系最糟糕的一年。我们二人仿佛在较劲，如无必要，谁都不愿意先开口说话，甚至有些时候，哪怕待在家里一整天，彼此也说不上一句话。他憎恨我，我也瞧不起他，当然，也有可能是反过来。不管怎么样，自从他去了英国之后，偶尔也会打电话问候，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关系。现在我们就像一些远房亲戚，祝福彼此平安，但也仅此而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条“三八线”。

接下来的一周，我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工作中，但收效甚微。我的脑海里始终徘徊着《沉船》和那个失踪的“男人”，即那个女人、骗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真话的人。

我明白这是很好的素材。尽管我已经七年没有动过笔，作家的头衔也废弃了很久，但我相信自己并没有丧失创作的灵感。不可否认，我也很想写下这个故事。不，确切地说我很想读一读自己写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只要开始创作，一切都会好起来，停滞不前的人生也会重新开始，我至今没有放弃这个希望。

那周的最后一天，我给珍发送了一条信息，说想要见面，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我们就约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方见面吧。

我们在“二楼”咖啡馆再次相见。珍穿着一件带有刺绣的罩衫和蓝色休闲裤。她说自己刚刚下班。她的职业是摄影师，在附近的一家婴儿摄影馆工作。

“您找我是……？”珍问道。

“很抱歉，这么突然叫你出来。”

“是关于他的事情吗？”

“嗯，是的。”

我酝酿了一番要说的话，珍扭了扭身子，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您说吧，什么事情？”

“你知道我是个小说家。”我抬起双手放到桌上，开口道，“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动过笔了。只要坐在稿纸前，我的脑海里就一片空白，什么都写不出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说：

“上周跟你见面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你说的那个故事，而且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多。我想知道那个人屡次以假充真和欺骗究竟是为了什么。想来应该不是单纯的兴趣使然。我觉得它就像一个谜团，让人忍不住去探究背后的真相。”

“谜团？”珍用灵动的眼神望着我反问道，“您的意思是想写关于他的小说是吗？”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

“原来您要说的是这个。”

珍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

“我来找你，其实就是想问问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留下的日记。”

珍不自然地扭过头，看向窗外。

“我不知道……他会同意吗？”

我们彼此陷入了沉默。我握紧双手，焦急地等待着。良久，珍转头看着我说：

“不过有条件。写完小说后，要先给我看。如果我不同意，小说就不能出版。”

“我答应你。”

“日记本我可以给您。如果有需要，其他的物品也可以寄给您。”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个纸箱子，里面有李友尚留下的书、手册、电话号码簿、公函，以及六本日记。至今我都难以想象那个热衷于角色扮演的女人会写下记录自己行为的日记。不，说不定这其实是她想要完善自己的谎言所需的必要手段之一。自从来到珍的家中后，她原本记在本子上的日记内容转变为电脑文档。那摞用夹子夹在一起的散页原稿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一样白得发亮。原稿封面的右下方，写着“李由美”三个字。我在心中默念了三遍这个名字。一个单薄、空洞的名字。

女儿站在我身旁，好奇地往箱子里面看，发现藏在最里面的俄罗斯套娃，发出了一声惊叹。木偶穿着俄罗斯传统服装，周边镶嵌着一颗颗华丽的宝石，十分精致。我和女儿将它们一个个摆放在客厅地板上。一个大的木偶套着一个小一点儿的木偶，然后它又套着另一个更小的木偶……直到木偶变得跟花生一样大的时候，我抱着侥幸心理，再次拧开了它，里面再次跳出一个红豆大小的少女。相较于其他微笑的少女木偶，它的表情显得很另类。我将它放在手心里一直盯到眼睛发酸，但仍没有看出它的表情所代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