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

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来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常委会。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位于云、贵、川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村子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讨论和完成了中央最高领导的组织和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习惯上也称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放弃渡江北上的计划，确定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滇黔地区机动作战，寻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外，还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提出了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作出了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成立由项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等决定。“鸡鸣三省”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博古交权，完成了遵义会议未完成的最高权力更替。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它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会议成功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作出的关于中央苏区问题的“三条决定”，使中央苏区工作有了正确的路线和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从而扭转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工作出现的混乱局面，为长征胜利赢得了组织上的保证。因为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又在三省的交界处召开，史称“‘鸡鸣三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具体在哪里，党史研究者们一直有争议，没有定论。“鸡鸣三省”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对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有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是在云南威信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2月5日晚上；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是在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召开的，时间为2月4日；第三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是在贵州毕节县的林口召开的。对此，川滇黔三省起码争议了40年，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是，“鸡鸣三省”到底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还是泛指三省交界较大的地域范围。“现在三方争议地名为：贵州鸡鸣三省村、云南花房子、四川石厢子。”

“鸡鸣三省”，《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它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带。“鸡鸣三省”是“金鸡齐鸣，三省皆闻”的意思。民国初年旧图上标明“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处于“鸡鸣三省”中心的岔河，附近道路崎岖，周围峰峦环绕，悬崖峭壁，形成川、滇、黔三省的天然分界线，又因三省边界在岔河一带仅是不足100米宽的一水之隔，省际之间可摆渡往返，故也叫渡口。从岔河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没有直通扎西的道路，只有一小块滩涂。据当地群众说，岔河附近一带都称“鸡鸣三省”。由此可见，“鸡鸣三省”是泛指以岔河为中心，离岔河不远的村寨。从当地群众所划的范围来看，它包括云南威信的水田寨、香树、龙洞，镇雄的坡头、德隆、石里；贵州毕节的林口、德胜；四川叙永的石厢子、水潦等村寨。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相关论述中，也提到了关于“鸡鸣三省”的地名。但党史目前还没有对“鸡鸣三省”的地点作出具体的认定。1962年5月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谈扎西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的二月。”1971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回忆说：“……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这与毛泽东所说基本一致。后来一些关于博古交权给张闻天的记载，也多沿用了在“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的说法。正是由于有这个说法，川滇黔三省先后出现了三个称为“鸡鸣三省”的庄子，三个省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专家都坚持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在本省召开的，各有各的道理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