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平息遵义会议的余波

（一）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后，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苟坝会议使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标志着遵义会议后中央的组织调整基本完成。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标志着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对遵义会议的补充和完善。

（二）会理会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

四渡赤水之役，我军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使敌人对我捉摸不透，便于我隐蔽企图，从而不断地调动敌人，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新领导的得意之作。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些路，要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非常疲劳。如二占娄山关，我三军团为先敌占领制高点，不得不长途武装跑步前进，使部队体力消耗很大。部队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尽如人意的事是没有的。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就需要部队多走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多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在这过程中，部队里反映出一种疲劳情绪，不少人因不理解运动战的战略意义，产生埋怨，这本来是难以避免也并不奇怪的事。本来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就不服气，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甚至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德彭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也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聂荣臻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不听，又给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还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严词拒绝了。聂荣臻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等同志都发言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维护遵义会议形成的党的正确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威信，反对不正确的抵触情绪。会理会议，对巩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加强党中央同红军高级干部间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这七个会议召开的时间，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止，可概述为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具体顺序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给遵义会议做准备；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三次会议，主要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实现。这些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红军初期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通过这一时期的会议，红军改变了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决定西入川黔，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后来根据实际情况，红军又改变了在川黔建立新的苏区的计划，最终定下了翻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新计划。这一时期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派人恢复白区被摧毁的地下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