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经德昌、西昌，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5月20日到达泸沽，24日强渡大渡河，29日飞夺泸定桥，保证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一）磨西会议

1935年5月27日，毛泽东从安顺场出发，经海尔洼、田湾、菩萨岗、猛虎岗，向磨西、泸定方向前进。5月29日傍晚，连续行军三天的红军抵达磨西。由于雨大天又黑，通往泸定的山路全是悬崖峭壁，毛泽东和军团部队夜宿磨西，当晚住在磨西天主教堂神甫楼。晚10时，毛泽东在神甫楼召集同行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秦邦宪、林彪等召开会议，史称“磨西会议”。

会议决定：红军不去康定，因为兵员、粮食得不到补充；通知部队有序通过泸定桥，先过人后过马；征求陈云意见，中央准备派他出四川到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掉的党组织，而后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情况；通知部队抓紧筹集补充粮食。

磨西会议是红军5月30日泸定会议的预备会。磨西会议部署了飞夺泸定桥的具体计划，对红军通过泸定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晚毛泽东夜宿神甫楼，次日凌晨4点，毛泽东等离开磨西教堂，行进到磨岗岭半山坡时，接到先遣团派人送来的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的消息。毛泽东很是兴奋，让身边的警卫员和马夫加快脚步，赶赴泸定桥。据资料记载，当时在教堂时，一个传教士为毛泽东做了西餐。

（二）泸定会议

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泸定会议主要讨论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红军前进的行动路线。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去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这是决定红军过雪山的由来。二是讨论要不要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派谁出去执行任务。这个问题提出的背景是：还在3月上旬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中共中央从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后，就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当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找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计划让你先行一步，同时打听上海和国际有无联系。你们两人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设法到莫斯科。此后，潘汉年秘密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现在红军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形势已有很大好转。这样，派不派陈云出去，是否改派别人的问题就需要讨论了。大家认为，这是个时机。一致同意还是陈云去。他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原白区工作部长，比较合适。另外，增加了李维汉同志。张闻天向陈、李两位交代了去白区工作之事。李维汉后来有别的事，未去成。陈云在6月中旬红军占领天全县之后就离开红军，没有翻越雪山，安排两名地下党员护送他，经雅安，抵成都，在重庆乘“民生”轮顺流到上海，不久与潘汉年接上关系。他们两人先后离沪赴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

在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泸定桥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同志，着重讨论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问题。会议决定：一、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随后，红军向西北接连占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

（三）两河口会议

6月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中央红军，提出迅速北上，攻取懋功（今小金）、理番，开拓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局面，号召中央红军指战员要尽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去完成这一新的战略任务。随后，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6月12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达维地区，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16日，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互相致电，热烈庆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并表示在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携手，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这时，中央红军约二万人，四方面军约八万人。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

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会师一开始就同党中央在如何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拓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证明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着。张国焘却认为，当时革命形势低落了，“处在两个高潮中间”，“我们都是在退却”。于是就产生了张国焘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根本分歧。

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并强调指出：“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但是，张国焘、陈昌浩于17日复电中央，不赞成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和目前两大主力红军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的计划，提出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还认为目前“暂时利南进攻”。18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四方面军提出，我军不利于西移或南下，“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我军如经阿坝草地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由此可见，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陕甘川根据地，目前应先夺取松潘，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的战略方针是：西进向西康发展，企图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十六人。

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会合以前都已离开了原有苏区需要建立新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出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至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容易被敌人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八个地区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充困难，在大漠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因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大漠。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我应向岷山山脉以北以西，这地区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一方面承认，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消灭敌人当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地说什么，如向南打成都是不成问题的，但蒋介石会增加军力；向东打地势受限制；向西可发展到青海，但要过草地，气候严寒，部队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而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调查，所以，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但一定要打胡宗南，如胡敌来打可消灭他，如胡敌不来也不便多找去打。由于胡宗南部有二十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面还是立足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所以一定要消灭胡敌至少几个团兵力。至于怎样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应迅速作出具体决定，等等。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强调了两个方面军统一组织与指挥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战争的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创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力求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陕川甘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一个中央政治局决定。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铁路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还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时，胡宗南军在平武、松潘地区结集27个团的兵力，伺机向我进攻。中央军委为贯彻执行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重申“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同时，将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开进，左路以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中路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右路以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委。《计划》提出左、中、右三路军于7月7日至13日，分别集中于箭步塘、上让口、芦花、红土坡一线，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作战。

7月上旬，右路军之一军团从懋功北上，翻越几座大雪山，经芦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由于四方面军统辖的中、右两路行动迟缓，中央军委决定一军团改入中路，作为攻打松潘的先头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