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调一致确立领导核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红军力量薄弱和中国共产党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胜利召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面的指导，包括有益的帮助和错误的指示，而遵义会议是在双方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十分清楚：虽然在遵义会议上他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经历的各种考验。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上还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

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军事斗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在日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在不断的党内争议、磨合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正如陈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朱德还说，“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一、力挽狂澜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家喻户晓的伟人，之所以伟大跟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分不开的。长征作为人类活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长征中，没有毛泽东力挽狂澜、无私无畏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运筹帷幄的高超指挥艺术，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长征，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则是这场伟大历史转折的掌舵人！

长征作为政治家的舞台，锻造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是在长征中锻炼出来的。而长征作为军事舞台，它又锻造出一批了不起的军事家。大家都晓得，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过，也没学过军事，人家说他就靠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毛泽东后来说他以前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是到了延安后才读的。但是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熟知中国的文化。长征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道路，弄到了七八万人马，创建了根据地。但是共产国际是不讲这些的，博古他们来到中央苏区，就把毛泽东的军权夺了。结果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之战之惨烈，从8.6万人打到只剩3万多人。毛泽东曾说，湘江之战有不可预测的减员，然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拒绝，建议大多不被采用。毛泽东为这支由他亲手创建的红军的命运担忧，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由于当时毛泽东已失去领导权，但为了红军的命运和前途，他一刻也没有放弃与“左”倾路线的斗争。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并非偶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毛泽东为扭转当时的不利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并在行军途中开导一些领导人，并让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毛泽东在长征中注意了团结这一问题，在领导层中极力争取可团结的力量。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同样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因此，结识了这位由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稼祥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领导党和军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渐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投下关键的一票。这也给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转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团结的前提下争取的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是从苏联回国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开导，耐心地说服和争取他。张闻天到苏区工作是受到“左”倾中央派的排挤，派他到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排挤他又排挤毛泽东对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泽东主动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相互的接触越来越多，相互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毛泽东主动与张闻天搞好团结，极力说服他，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越来越靠近。张闻天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他也向毛泽东谈论对博古决策的看法，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开导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在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发现这一问题后便向毛泽东说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回答：“不能再照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在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无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王稼祥之后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在这之后的长征中，无不显示着他们之间的团结。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断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整休，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李德和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多出我军五六倍敌军的围追。从此，毛泽东又开始参加对红军的领导工作。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而1934年底猴场会议的召开，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镇胜利会师，这本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党内领导的分裂的问题。个人野心膨胀的张国焘凭借红四方面军的绝对优势，想以军压党、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发难，对毛泽东等人的领导权虎视眈眈。他反对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是红一、四方面军今后的总方针。他坚持向川康边发展的错误方针，进而不断向党中央提出要“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要求自任军委主席之职，并有“独断决行”的权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朱德、聂荣臻、叶剑英等红军将领的配合下，粉碎了张国焘的野心图谋，8月9日，中央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然而，此时正处在极其困难中的党中央，面临有可能发生的党内分裂，毛泽东针对张国焘比较听从共产国际的特点，便委派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最终争取了张国焘的北上，虽损失了一些力量，但最后还是有了甘肃会宁的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壮举。许多党内领导人建议把张国焘开除党籍，可是毛泽东却不同意，因为他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和广大指战员，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毛泽东放弃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建议。可见毛泽东无私无畏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彭德怀曾说过：“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后来，陈毅同志讲过：我们都是游击队长，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放弃了过去的看法，心悦诚服地支持毛泽东。除了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之外，毛泽东还把他的精神信仰生动具体地贯彻到全党全军中去，使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完成长征的决心。

通过长征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起初“左”倾路线主导的领导层决策之错误，不但使党在白区的有生力量全部丧失，而且丧失了根据地力量的90%以上。所有的红军将士不但在胜利中认识毛泽东，更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主导的军事路线，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粉碎了蒋介石一次次凶猛的“围剿”。痛定思痛，血的教训教育了党和红军：唯有毛泽东才是使红军摆脱绝境、走向胜利的领袖。

二、甘为辅弼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工作，两位伟人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伍修权在他的《回忆与怀念》中这样说：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正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周恩来曾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同时，在进军途中，周恩来能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意见，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他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政治局会议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这次通道紧急会议，是朱德和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的。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加里宁”（博古嘲笑毛泽东是无实权的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参加军事决策会议。毛泽东对极其严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鉴于在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红军按会议精神进军贵州，打破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结构。“三人团”开始分化。周恩来和朱德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几年来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进军方向，开始对中央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

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于当晚19时发出“万万火急”命令：全军向贵州前进。遵此命令，先头部队红二师于14日攻占贵州边防重镇黎平县城。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布置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将此意见与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商量后，由张闻天（洛甫）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博古知道后不同意。周恩来说：“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而且他们的意见我也赞同。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还没上来，我们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并作个决定。这样，有利于红军今后步调一致的行动。”此时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赖李德，对执掌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大权，也已有些心灰意懒，就顺水推舟，未与李德商量，便同意了。

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中革军委在当天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了陷入绝境。

1934年底到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3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及相关谈论中，谈到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并且，“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杨尚昆曾在《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说：“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3月10日，周恩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毛泽东在后来的讲话中也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攻打打鼓新场，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也是与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全力支持毛泽东分不开的。

三、“开明君主”张闻天

举世闻名的长征是党的领导者集体智慧谱写的不朽乐章。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无疑是毛泽东，然而其他成员的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张闻天（洛甫）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早年曾先后在东京、旧金山学习和工作过。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征途中，张闻天曾短期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遵义会议后3年多还存在着“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他也曾三次主动“让贤”。毋庸讳言，他在长征之前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是由于他的自觉转变而对长征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张闻天自1933年接触苏区时间不久，就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至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他同博古之间又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闻天认为不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则讥讽他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论之后张闻天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长征初期的张闻天拥护毛泽东，促成了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样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在提起遵义会议时也说过：那个时候开始是闻天转得快。

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一方面是李德、博古军事领导的错误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党内军内对于这种错误的不满也随之日益增长，而集中反映这种不满并同错误斗争行动的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中央队的“三人集团”。关于“三人集团”，张闻天在后来的记述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罗明在回忆这段长征历史时，还记得在湖南通道地区，一次巧遇张闻天就军事紧急形势向毛泽东求教，和毛泽东提出向贵州进军建议的情景，他记得在到达通道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就遇上了毛泽东正在同张闻天谈话。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到达黎平之前的一次讨论作战方案的“飞行会议”上，他的“转向北方”的方案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而毛泽东“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则是“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前不久，张闻天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作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这是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件，它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份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关于历史教训总结的文件，也确实融合了张闻天本人在会议前思想转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1935年2月5日，当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中央常委需要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后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起初张国焘曾经利用四方面军中张闻天的老同学来做拉拢他的工作，然而张闻天不为所动，而且站在党的立场上做争取这位老同学的工作。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对毛泽东的协同配合，更表现在野心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在一起，作出紧急决定，立即率领部队脱离险地。为此，他亲自向部队做解释工作，亲自同彭德怀一起布置部队警戒，终于在各方面的共同协作下使中央脱离了险地。

早在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之前，张国焘在攻打松潘问题上就暴露出与中央北上方针有分歧，张闻天在1935年6月24日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详细阐述中央方针，指明消极逃跑的危险倾向。文章针对张国焘所暴露的畏敌避战情绪和向西南方向转移的主张，从战略的高度上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1936年1月13日由他署名的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郑重地劝告张国焘：“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及至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8月初出现了三个方面军接近会合的可喜形势。8月15日，张闻天又撰写文章《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指出：“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胜利会合。”

四、“关键的一票”王稼祥

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王稼祥曾经和王明一样，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一说法是中山大学学生余笃三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随者而提出的，因为王明一直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王稼祥就是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稼祥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思想，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去莫斯科留过学就高人一等。但是，由于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没有进行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再加上和王明是同窗兼好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并在回国后将这种影响带到了工作中去。尽管王稼祥在理论上支持了王明的行动，并因此受到重用，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看重名利的人，他反对李立三，并不是为了给王明摇旗呐喊，也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只是认为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立场。

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在10月21日形成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写道：“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据理力争，又被指责为“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为此，中央局要求将他从前方调离，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其专做政府工作。尽管王稼祥也批判过毛泽东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但他的观点也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央苏区，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在此次会上，王稼祥作了出人意料的发言，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的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接着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故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在会前，毛泽东认为王稼祥能够不反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帮着自己说话。这标志着王稼祥开始拒绝盲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政治上已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上风的中央，是不会有人郑重考虑王稼祥的意见的。

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对此，王稼祥气愤地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已看出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主张持同情和支持态度，所以故意不让他们凑在一起，甚至不让他们待在军委纵队，以使其不能参加中央决策。经过几番争取，博古破例“开恩”，让他们走在了一起。一路上，三人几乎形影不离，连晚上宿营都在一起。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思想，王稼祥、张闻天则一直认真地听着，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过去，他们不相信穷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现在，他们发现真正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人就在这穷山沟里。

对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王稼祥已是忍无可忍，他开始考虑如何将他们赶下台去，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挽救中国革命。为此，在长征路上召开的每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都积极参加，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次日，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主要讨论红军的去向问题。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史称“黎平会议”。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极力争取，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王稼祥看到李德表面上服从黎平会议的决定，但仍然不甘心放弃他的错误战略计划，感到十分忧虑，于是找到毛泽东，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毛泽东考虑到，毕竟追随博古、李德的人还占多数，表示担心。但王稼祥很坚定，说到了遵义要开会，那时再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王稼祥欣然应允。首先，王稼祥找到了张闻天，张闻天对此建议深表赞同。于是，他又找到了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接着，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最后，王稼祥又与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开始后，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总结，片面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回避自己在指挥方针上的错误。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勇敢地承担了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与博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在张闻天发表讲话后，毛泽东开始发言……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信念。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议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事后，毛泽东非常感激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的支持，称之为“关键的一票”。他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