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错下岗干部不改党性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当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代表凯丰积极为博古辩护，当面讥笑毛泽东打仗的方法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两本书去打的……但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后，事实教育了他，他的思想起了明显变化，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尤其是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最早写了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当时，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凯丰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七大。在酝酿阶段，代表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该不该选举？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经过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毛泽东还在另一次会上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毛泽东还关心博古、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他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英明领袖的高风亮节。

一、“有组织观念”的博古

博古（实名：秦邦宪），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和陈独秀，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并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秋，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10 月，博古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不久，被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5月，博古回国，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致力于白区党的地下工作。1930 年12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宣传部长。1931 年4 月，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6月，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3 年1 月，博古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局总负责人。1934 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党务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此间，他推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1934年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作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却把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客观原因，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造成。

但博古服从多数，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月16日与17日，博古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凯丰的发言力争为博古辩护，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1935年2月5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来到博古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毛泽东）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将上午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常委分工并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决定委婉地转达给博古。周恩来对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坦然地说“好”，并说他已经感到大家对他有意见，他继续领导有困难。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到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总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试想，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为此，毛泽东对博古作了这样的评价：“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毛泽东等在湘黔边境与乌江地域与博古、李德关于战略方向的斗争而取得的胜利，写进了遵义会议决议。但是按党中央要求，犯错误的人中，遵义会议决议里，只点华夫（李德）的名，其他犯错误的同志一律不点名，其中以××、××代之。如决议中的“华夫同志等”里，不言而喻，包含了博古，但没有点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事不对人”的斗争原则，体现团结大多数人的集体观念。

二、知错改错的凯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中等之家，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到萍乡中学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曾经留学苏联，与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

长征开始的时候，为撤退需要搞了新的编制，凯丰就不在中央了，但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的职务是九军团党代表，九军团的司令员是罗炳辉、政委是蔡树藩，凯丰任党代表，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九军团的总负责人，地位高于罗炳辉和蔡树藩，那一年凯丰只有28岁。遵义会议召开时，当时凯丰带领九军团，保卫遵义城的安全，并不在遵义城里。部队驻守遵义东部的湄潭，距离遵义城约70公里，九军团军部就在湄潭的天主教堂。部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通知凯丰、罗炳辉和蔡树藩，1月15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务必于14日赶到。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情，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为确保遵义的安全，罗炳辉和蔡树藩就都没有去。凯丰就和九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共青团书记尹自勇一起连夜骑马，在14日傍晚抵达了遵义城。

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销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两个月后，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凯丰想通了，改正了认识，作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九军团党代表的职务。凯丰此时是确实转变过来了，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毛泽东、张闻天就不满意张国焘不请示中央就成立政府的问题，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张国焘得知凯丰的文章后极为恼火，提出了交涉，并质问张闻天。由于当时张国焘势力强大，中央惹不起他，为了向张国焘妥协，收回了这篇文章，算是和张国焘有了些隔阂。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由于凯丰是江西萍乡人，和张国焘是同乡，所以中央派凯丰去迎接张国焘，也是为了化解之前的一些误会。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虽然在遵义会议上与毛泽东曾有过言辞尖刻的唇枪舌剑，后来两人关系却很融洽。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另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落款只有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毛泽东与凯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