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将领坚守政治原则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红军在万分艰难之时的一次力量组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次转折。然而张国焘仗着枪多人多，企图争夺党的最高指挥权，鼓动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险些铸成历史大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在这次斗争中，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将领，以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及智谋勇气，坚决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起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一、“志坚如钢”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于1934年10月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长征。长征初期，朱德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减少红军的损失。遵义会议前后，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在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同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然而张国焘坚持错误的红军南下的路线，与中央北上决策背道而驰。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坚定地站在毛泽这边。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其间，他努力说服争取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最终战胜分裂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5年9月，由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导致一、四方面军会师3个月后又在草地分离了。这使党和红军面临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这时，同张国焘一起的朱德分编为红军左路军，当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遭到朱德严词拒绝。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还要求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

张国焘见中共中央已经北上，就在阿坝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决议，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他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会上，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对他耐心说服：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逼他接受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

“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

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北上，在当时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干部、战士中引起强烈不满。有的同志提出：“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激愤地表示要与张国焘“干”。朱德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说，北上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将来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路线。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首先，朱德决定从维护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不计个人的荣辱安危，跟着南下的部队走。当时，张国焘的追随者曾对朱德叫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确回答：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随党中央北上陕甘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7000余人，加上陕甘苏区的红军也不到1.5万人，而随张国焘南下的部队仍在8万以上，很显然，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丢给张国焘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当红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他在阿坝、卓木碉等地开会，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逼迫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毫不动摇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还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为扩大其声势，还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当时担任四方面军军事负责人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曾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战略性的错误，始终不能在川康边立足。经过几个月苦战，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1936年2月，在战局日益严重不利的情况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撤离川西，转移到康定、炉霍一带休整部队，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于是，南下部队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张国焘后来被迫取消“临时中央”，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朱德在长征领导人中走的路最多、经历的磨难最多，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在一起，难免受到挟制和压迫，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当朱德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二、“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0月开始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当时，担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衷心拥护遵义会议决定。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那时，红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但是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向党闹独立，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行动方针，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方针。张国焘在会上勉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阳奉阴违，会后处处作梗。会议后，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借传达会议精神来反对北上抗日方针，说中央会议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等，下令部队按兵不动。张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意见，并通过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向党中央提出要张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有利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对敌，共同北上，也是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8月上旬，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和朱总司令率领左路军从毛儿盖、卓克基出发北上。但是当左路军进到阿坝时，张国焘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重新提出西进方针，反对北上抗日。党中央为了纠正张的错误主张，当即电告张国焘：“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并催促张迅速率军北上。但张不顾党中央的指示和劝告。8月20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西进方针是错误的、危险的。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会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致电张国焘，希望他迅速率左路军北上。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结后向班佑前进。但才走一天，8月31日，张国焘又却步不前。与此同时，右路军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9月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整顿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但是张国焘以河水高涨、草地不能通过等为借口，不但拒绝北上，反而要右路军南下。9月8日上午，徐向前、陈昌浩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但是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9月8日晚，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发出电报，力促张国焘北进。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速北上。”

同时，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求“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仍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张国焘视陈昌浩为心腹，陈昌浩此时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他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求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

9月9日下午“密电”收到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长陈茂生马上将密电译出，送到会场交给叶剑英。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叶剑英看到电报后，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会场，立刻向党中央驻地飞跑而去，亲自把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即把密电内容写在卷烟纸上。他意识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应当沉着冷静，谨慎从事。随后，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场。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在巴西（今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迅速北上甘南。9月10日凌晨，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天清晨，陈昌浩得知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北上了，便想派部队追击。在这严重时刻，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叶剑英为了使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迅速脱险，安全北上甘南，找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要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把直属队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把直属队全部带走。叶剑英又以“打粮”名义，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军委直属队在阿西赶上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见叶剑英赶上来了，都非常高兴，一致称赞他干得好。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党中央北上后，张国焘继续抗拒党中央的命令，强行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于 10月初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后来，在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的耐心说服和党中央严词要求下，加上南下的失败，张国焘于1936年6月不得不宣布取消伪中央。这表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彻底失败了。

对于叶剑英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周恩来在1972年一次会议报告中谈到长征问题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叶剑英在同张国焘分裂活动中斗争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尚品质。

三、危难见忠诚的其他将军

1.欲行“兵谏”的刘伯承

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曾派刘伯承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面对张国焘妄图攫取军权的咄咄逼人的言论，顾全大局，不露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之后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研究对策。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气急败坏，加强了对刘伯承的警卫，实际是将刘伯承看管起来。后来又撤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

虽是这样，刘伯承仍同张国焘斗争，还做好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的准备。张国焘在卓木碉擅自成立“临时中央”后，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洗脑，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后，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走此下策。为了增加同张国焘斗争的砝码，刘伯承向朱德建议，决定同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在说服张国焘同意后，朱德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从而使斗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2.侠肝义胆的贺龙

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与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当时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也有他的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向自己，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为了削弱张国焘的力量，还采用了釜底抽薪之计，他对张国焘说红二、六军团损失不小，要他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二、六军团中去，从而削弱和分散了张国焘的实力，为最终斗争的胜利增加了砝码。

3.不为所动的聂荣臻

张国焘为实现野心，采用了很多手段。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吃饭，企图拉拢二人，挑拨党内关系，宣扬他的南下方针。席间张国焘诱之以利，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会心一笑，说：“我当然也要。”不过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聂荣臻警觉起来。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是什么态度。陈昌浩这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无非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这给了陈昌浩一个软钉子。

林彪与张国焘走得很近，显得很亲热，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意图很明显：一是封官拉拢，二是分化瓦解。这也让聂荣臻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不惜与林彪吵翻，劝林彪要防止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由于聂荣臻等人立场坚定，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弄得张国焘离间不成，最后只好公开向中央要权了。

4.勇担“护驾”的彭德怀

彭德怀开始也是张国焘拉拢分化的对象，也送过礼物金钱，派说客游说过，但彭德怀始终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不为之所动。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5.明张大义的徐向前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指挥，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与张国焘、陈昌浩政见不合。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