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伟大转折的开端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几次失利，全军上下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而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即使是在担架上也没有放弃过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从湘南通道到贵州黎平，毛泽东等人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3个星期内，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会议。通道会议，开始采纳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去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一）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史称“通道转兵”。但博古、李德坚持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有计划。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做了必要的准备。通道会议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于是，红军向黎平开进。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后，虽然避免了暂时的危险，但红军今后何去何从仍然悬而未决。

（二）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二郎坡胡荣顺店铺（今贵州省黎平县德凤镇二郎坡52号）内召开，史称“黎平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李德等人。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通道会议上争论而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进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黔东北和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同志则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在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尽管黎平会议中有很多争执，但黎平会议开始打破博古、李德的“一言堂”。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计划得到出席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主体思想，扭转了博古、李德一手包办军事、取消集体领导、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初期在红军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我们党为解决红军战略转移问题，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独立自主地决定了红军进军路线的系列问题，为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军事基础。

黎平会议除了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准备。黎平会议后，有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朱德、周恩来签发了《中央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二是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这两个决策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提供了战略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重要保障。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橘林会谈”（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重大战略转折的开始、开端和起点，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实现重大转折之遵义会议的奠基石。“三个第一次”确立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即：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第一次结束了毛泽东长达三年时间受排斥的历史，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他的实际领导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猴场会议

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其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此，必须尽量利用我们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进行整顿和补充工作，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区。为把握住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使红军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的限制。从而，使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以上史实表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各项决策，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陈云同志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周恩来同志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上述三个会议急迫解决的是军事问题，转兵贵州免受重围之困，红军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