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猴场会议后，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7日占领遵义。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红军长征以来，连续苦战激战，进驻遵义，中央红军第一次有了短暂的休整机会。这是会议选择在遵义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13日，党中央以周恩来名义向随各军团行动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首长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举行，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二）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中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的报告遭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大家认为：（一）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过于强大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六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八比一；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十万多，是五比一。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军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亦有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的这些矛盾，都靠近苏区，这是一至四次反“围剿”都不曾有的有利条件。（二）苏区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好，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从1933年5月到1934年9月，红军扩大来的新战士在十五万以上，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三）白区的反蒋运动和各苏区斗争配合不够密切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会上，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引起与会同志的注目，多数同志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造成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以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在敌人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1934年1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了找我军作战，它不能总待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因此，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在我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它，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它，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特别是十九路军在福建反对蒋介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后，机会更多。

但是，博古、李德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只能采取以堡垒对堡垒。这正中了敌人的计策。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博古、李德提出所谓战术致胜论。即认为对付堡垒主义已不可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灭几个师团，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靠不断地突击来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就是“短促突击”战术。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第二，分兵把口，短促突击，无法大规模消灭敌人。

敌人五次“围剿”的战略布置是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在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方向打，形成从三个方向上向苏区中心进攻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力争取红军反“围剿”的胜利，绝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博古、李德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次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又靠全线防御。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提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使我军无法大规模消灭敌人，反利于敌人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建议集中红军主力打运动战。但这些意见却未被军委采纳，从而失去了粉碎五次“围剿”的战机。

第三，不知在军事上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成革命政府后，红军曾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从政治上推动其反蒋，但在军事上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当时，蒋介石调遣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的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对此，有同志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敌人，既支援了十九路军，又有利于粉碎五次“围剿”。但博古、李德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相反，把三军团由福建西调至江西去攻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蒋介石在解决了十九路军之后，就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第四，在战略转变与突围行动上，表现迟疑不决。

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一、三、九军团与敌陈诚纵队硬拼了18天（4月11日至28日），红军主力受到极大损失，而敌各路纵队已迫近苏区中心。这时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

在这个重要关节上，博古、李德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却没有提出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虽然提出了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依然强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继续要求红军去拼命。而当根据地大部领土被敌占领，红军节节退却，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时又毫无章法，使红军退出苏区的突围变成了一种搬家式的“逃跑行动”。由于博古、李德坚持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背包才能打仗，并强调保存红军实力，不使延误时间，所以一路采取消极避战的战略，这就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致使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时，部队经战斗和非战斗的大量减员之后，只剩下三万多人。

与会同志认为，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意见，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关于红军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向，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作出了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最后作出了下列的决定：（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指挥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扎西（今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这样，遵义会议就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遵义会议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红军进行轻装整编，对机构进行精简，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灵活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力和战斗力。之后，红军虽然未能实现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和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实现了“摆脱敌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计划，为红军挺进云南，速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1.四渡赤水战役经过

遵义会议一结束，中央红军就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开始向四川进军。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出发，向北挺进。20日，中央军委发出的渡江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1月29日，我军从元厚、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第一渡。2月初，红军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准备渡长江北上。

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于1月19日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以“追剿”军跟踪急追，压迫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遂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追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吴奇伟部在贵阳做预备队。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地区以后，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即川军沿江布防，薛岳部和黔军尾追不放，滇军也企图对我拦截。于是，中央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2月7日，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称：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9日，军委电令各军团向扎西附近集结。10日，中央在扎西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及目前红军的行动方针。为适应战斗的需要，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利于边疆作战，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央军委于同日下达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取消各军团现有师部的组织，编足各战斗团。16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号召全体指战员为消灭川、滇、黔、蒋诸敌，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必须坚决实行运动战的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0日三日内，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二渡赤水河。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这时黔军有6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中央军委决定打击前阻之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次日中午，红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接触。红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红军遵义大捷，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蒋介石于1935年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为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领导，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战胜强敌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于3月4日在遵义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2日，党中央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为寻求新的机动，摆脱敌人的追堵，13日，三人军事小组命令野战军迅速向西北方向开进，三渡赤水河。我军于16日至17日，在仁怀的茅台渡口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地区疾进。

蒋介石当时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但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因此，决定继续采用碉堡战术，严密封锁，将红军围歼于黔北地区，于是电令薛岳各纵队尾追侧击，以修碉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调李韫珩部由黔东开赴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部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江防，并在江南叙永、古蔺一线修碉封锁；赤水河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疾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跳出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绝境”。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九十九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2.巧渡金沙江

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九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当时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兵锋直指贵阳。正在城内督战的蒋介石吓了一跳，因其身边只有1个正规团，慌忙令滇军主力紧急增援。看到云南境内一时兵力空虚，出现了毛泽东预料的“只要能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机，红军立刻长驱西进，以一天120里的速度由黔西入滇，先头部队竟前伸到离昆明15公里处。此间还有一段插曲：薛岳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云南王”龙云送去。龙云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机师忽病，改用汽车。在曲靖附近正遇红军，20余份军用地图被红军截获，为红军渡过金沙江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龙云见红军逼近，惊恐万分。他既防红军，也怕蒋介石“假途灭虢”，一面调集各地守军和民团驰援昆明，一面托人向红军表示滇军志在保境不会远追，切望不要进攻昆明。中央红军发现滇西北无守兵，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渡江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渡江北进战略目标，于4月29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文中指出：“甲、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渡江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巧妙指挥，再度迷惑蒋敌，率红军主力，从寻甸、嵩明之间穿过，以日行军一百几十里速度向北疾进。

根据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推进到金沙江边，于5月3日至9日，在皎平渡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从此，我军彻底摆脱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遵义会议后取得胜利的原因

中央红军从二占遵义到顺利渡过金沙江，这一系列胜利，充分显示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1.政治原因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红军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在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帮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和在苟坝会议进入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核心后亲自指挥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过程是毛泽东构思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的基础；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为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曾参加过四渡赤水战役的萧华将军在他后来创作的《长征组歌》中，用“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来描述这场战役。黄良成在《忆长征》中赞颂毛泽东同志：“自从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置敌如掌，用兵如神，使红军获得了新的生机，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处处主动，生龙活虎。”毛泽东本人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广义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一渡与二渡时，毛泽东尚未取得军事行动领导权，是由朱德全权指挥的。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才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使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2.军事原因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

最后，红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红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再以巧渡金沙江而言，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红军选择的渡江一带（龙街渡、皎平渡、洪门渡），其山之高、路之险、水之急，可谓天险。不曾亲身到过此地者，不知其山水的险恶与高温闷热的难熬。而红军经过此地时，这里已是赤日炎热的夏季。如果红军过不去，很可能会全军覆灭。

1935年4月28日，蒋介石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毛泽东提议，红军兵分三路，以每日不少于50公里的速度，飞奔最近的三个渡口——龙街、皎平和洪门，务必抢在追兵来到之前拿下渡口，缴获船只，以保证全军渡江。

刘伯承、宋任穷所率的干部团昼夜兼程，急行军直奔渡口。动身之前，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陈赓和宋任穷嘱咐：夺取皎平渡关系全军安危，只能成功。周恩来除指出红军的有利条件外，特别指出了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使干部团指挥员明确了此次肩负任务的特殊性与责任的重大，同时也坚定了完成任务的决心。干部团组派先遣营并前卫连，以超出毛泽东规定的速度，昼夜兼程100余公里于5月3日赶到皎平渡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小木船，乘黑夜悄悄渡过江，巧妙地将北岸守敌缴械俘虏，神速地夺占控制了渡口，至此，南北两岸均被红军占领，最终为红军大部队从此过江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1936年，渡江司令陈云，化名廉臣，在巴黎《全民月刊》上撰文《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样写道：“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亦最得意之事。”陈云在文章中分析渡江成功的原因：一是，“南京军、滇军中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二是，“红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红军渡江，秩序井然，该谁摆渡，听军号调遣。上船排队，依先后顺序，骡马从水中渡江，以免惊船。司令部不时召集船工开会，宣传红军是“干人”的队伍。船工每昼夜六餐，酒足饭饱，并给工钱大洋5元，事成每人另奖大洋30元。因此，37名船工，无不努力效命，苦战七昼夜，红军三万多人马，不丢一人一马，尽数安全顺利过江。

在肖志鹏编著的《红军长征过会理》一书中，这样评价“巧渡金沙江”：在长征途中，红军渡过的大江大河不少，但兵不血刃，毛发未伤者，唯天险金沙江也！故红军巧渡金沙江声播中外，实为光辉战例，千古传颂。红五军团过江后，将船只尽数破坏，属私人船只则每船赔偿大洋80元。所有船工皆遁迹深山，这无疑是红军为敌追兵关上了后门。从此，会理大地走蛟龙。一周后，薛岳军追至江边，落得对江兴叹奈何！中央军最大的收获，是捡了许多红军遗弃的烂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