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期天早晨，当教堂的钟声在海岸线这一带的村落里响起时，上流社会的时尚人士带着他们的情妇又回到盖茨比的别墅来了，在他的草坪上欢快地嬉戏玩乐。
“他是个非法倒卖私酒的贩子。”那些少妇一边说，一边在他的鸡尾酒和他的鲜花之间走动着，“有一回，他杀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打听出了他是冯·兴登堡的侄儿、魔鬼的远房表兄弟。帮我摘一朵玫瑰花吧，亲爱的，再给我斟最后一滴酒，倒在那边的那只水晶杯子里。”
有一次，我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几处空白的地方记下了那年夏天来过盖茨比别墅的那些人的名字。如今，这已经成了一张早已过期的时刻表了，折叠过的地方都快要脱落了，上面的大标题是：“本时刻表自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是，我依然还能辨认出那些暗淡的名字，这些名字可以给你一个更加清晰的印象，比我的笼统概括好。那些人都接受过盖茨比的热情款待，却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种微妙的做法就是在对他表示敬意。
从东蛋邨来的人有切斯特·白克尔夫妇、利奇夫妇和一位我在耶鲁大学就认识的名叫邦森的男士，还有韦伯斯特·西威特大夫，此人去年夏天在北边的缅因州淹死了。除此之外，还有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名叫布莱克巴克的全家老小，这一大家子人总是聚集在一个角落里，不管看见什么人走过来，他们都会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子。另外还有伊斯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赫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以及埃德加·比弗，此人的头发据说在一个冬日的下午一下子变得像棉花一样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克拉伦斯·恩戴弗也是从东蛋邨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色的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名叫艾狄的二流子打了一架。从本岛更远的地方来的人有奇德尔夫妇、O.R.P.施雷德夫妇、佐治亚州来的斯通沃尔·杰克逊·艾布拉姆夫妇，还有费什嘉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先生在进监狱之前的三天还来过这儿，喝得烂醉，躺在砾石车道上，结果被尤利西斯·斯韦特太太的汽车压断了右手。丹西夫妇也来过，还有S.B.怀特贝特，此人已年逾六十，还有莫利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卢嘉以及贝卢嘉的几个姑娘。
从西蛋邨来的人有波尔夫妇、马尔雷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塞西尔·肖恩、州参议员久利克，还有牛顿·奥基德，此人是“卓越电影制片公司”的后台老板，还有埃克豪斯特、克莱德·柯恩、唐·S.施瓦茨（儿子）以及阿瑟·麦卡迪，这些人都跟电影界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此外还有卡特利普夫妇、本贝格夫妇、G.厄尔·马尔登，马尔登就是后来亲手掐死了自己老婆的那个马尔登的兄弟。推销商达·丰塔诺也来过这儿，还有艾德·勒格罗、詹姆斯·B.菲利特（诨名“劣质威士忌”）、德·容夫妇以及欧内斯特·莉莉——这些人都是来赌博的，倘若菲利特信步走进花园，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输得精光了，第二天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又得有人欢喜有人愁地波动一番了。
有一个名叫克里普斯普林格的人，他来的次数最多，待的时间也最长，成了这儿人尽皆知的“寄膳寄宿的人”——我真不知道他究竟还有没有别的家。戏剧界人士有格斯·魏兹、霍拉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耶、乔治·达克韦德以及弗朗西斯·布尔。还有从纽约来的，如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尔夫妇、拉塞尔·贝蒂、科里根夫妇、凯莱赫夫妇、迪尤尔夫妇、斯库利夫妇、S.W.贝尔彻、斯默克夫妇和年轻的奎因夫妇，这两口子现在已经离婚了。还有亨利·L.帕尔梅托，此人后来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内，在一辆行驶的地铁列车前跳轨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汉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他每次带来的这些姑娘实际上都不是原来那几个，但她们十分相像，因此，难免看上去都像是以前来过的。我已经不记得她们的芳名了——是杰奎琳吧，大概是，要不然就是孔苏艾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朱迪，或者琼，她们的姓氏要么是悦耳动听的花名和月份名，要么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国大资本家的姓氏，要是有人追问起来，她们就会承认自己是这些大财阀的表亲。
除了上述林林总总的这些人之外，我还记得，福斯蒂娜·奥布赖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德克尔姐妹和小布鲁尔，后者的鼻子在战争中被枪弹打掉了，还有奥尔布鲁克斯伯格和他的未婚妻哈格小姐，还有阿迪塔·菲茨彼得夫妇，还有曾经担任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P.朱伊特先生，还有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号称是她专职司机的男人，还有一位亲王什么的，我们管他叫公爵，此人的名字即使我真的知道，现在也忘了。
那年夏天，以上这些人都来过盖茨比的别墅。
七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在九点钟的时候，盖茨比的那辆豪华大轿车一路颠簸着，沿着那条岩石铺就的车道开到了我的门前，它那三声道的喇叭发出了一阵悦耳动听的音调。这是他第一次登门拜访我，尽管我已经前去参加过两次他的晚会，登上过他那架水上飞机，而且在他盛情难却的邀请下，也频频光顾过他那片海滩。
“早上好，老兄。你今天反正是要和我一起吃午饭的，我想，我们不如就一块儿坐车去吧。”
他身子稳稳地站在他那辆轿车的挡泥板上，每一个动作所显示出的那种潇洒自如的平衡能力，恰恰正是美国人所特有的——那份潇洒，我估计是缘于平时不干重活儿，或者是年轻时没有保持身板笔直的坐姿，而更为重要的是，偶尔参加的那些紧张刺激的运动塑造了某种优雅的姿态。这个特点不断地从他那谨小慎微的举止中流露出来，他的状态躁动不安。他压根儿就没有真正安静下来过：总是有一只脚在不停地轻轻跺着，或者有一只手在不耐烦地时而张开，时而攥紧。
他看着我在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他的车子。
“这辆车挺漂亮的，对不对呀，老兄？”他跳下车来，好让我看得更清楚些，“难道你以前从没看见过这辆车吗？”
我当然看见过这辆车。人人都看见过这辆车。这辆车的颜色是一种富丽堂皇的奶油色，镀镍的地方亮锃锃的，长得像一头巨兽的车身有许多鼓鼓囊囊的地方，那些地方全都是神气的衣帽箱、食品箱和工具箱，还有叠层式的如同迷宫般的挡风玻璃折射着十来个太阳的光辉。坐在车内，就像坐在许多层玻璃板后面一样，整个车子如同一间用绿色皮革制成的暖房。我们动身朝城里驶去。
我上个月大概已经跟他交谈过五六次了，因而发觉，他其实并没有多少话可说，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所以，我最初对他身份不明却又举足轻重的这种印象也就渐渐淡化了。我觉得他只不过是隔壁的一家装饰华丽的路边酒店的老板而已。
接下来又是这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同车之行。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开到西蛋邨，盖茨比就抛开了他那还没来得及说完的文绉绉的语句，优柔寡断地兀自拍打着他那身酱紫色燕尾服的膝盖处。
“我说，老兄，”他冷不防地冒出一句，“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
因为有点儿不知所措，我只好笼统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他，这种问题也只能这样回答。
“得啦，我来跟你讲点儿有关我自己身世的吧，”他打断了我的话，“我可不想让你根据你所听到的这些传闻，对我产生某种错误的看法。”
如此看来，他对在他家大厅里流传的那些离奇古怪、历数他种种不是的风言风语还是有所耳闻的。
“上帝做证，我要对你说的都是大实话。”他突然举起右手，仿佛他要说了假话就随时准备接受上帝的惩罚似的，“我是中西部的一个富裕人家的独生子——如今家里人都死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我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多少年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那儿受的教育。这算是一个家族传统吧。”
他乜斜着眼睛朝我看了看——我顿时便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认为他老是在撒谎了。他那句“在牛津受的教育”是匆匆一带而过的，说得吞吞吐吐，感觉像是被呛得噎住了，仿佛这句话以前就挺让他犯难似的。因为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陈述便显得支离破碎、不足为信了，我甚至还起了疑心，认为他身上未必就没有一点儿不可告人之处。
“在中西部的什么地方呢？”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
“旧金山
。”
“我明白了。”
“我家人都去世了，因此，我继承了一大笔钱。”
他说话的口气非常严肃，仿佛一个家族如此这般地突然消亡使他一想起来依然还心有余悸似的。一时间，我怀疑他是在捉弄我，但是瞥了他一眼之后，我便相信不是那么回事了。
“打那以后，我就像一个年轻的罗阇
一样蛰居在欧洲各国的首都——诸如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珠宝，主要收藏红宝石；打打猎，主要打大猎物；偶尔也画点儿油画，做这些事情纯粹是为了自我消遣，同时也想尽量忘却好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伤心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声来，因为他的话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这些语句早已被人用烂，再也不能激发起任何生动的想象了，只能使人联想到木偶戏里一个裹着头巾的“角色”在布洛涅森林公园
里追逐着一只老虎，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漏锯木屑。
“后来就打仗啦，老兄。这倒是一个莫大的宽慰，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去找死，偏偏我的命好像有神灵护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被任命为陆军中尉。在阿戈讷森林
进攻战役中，我率领着机关枪连幸存的士兵奋勇向前突进，由于突进得太远，结果在我们左右两翼都形成了半英里的空地，步兵在那里没法再向前推进了。我们在那里坚守了两天两夜，仅存一百三十名士兵和十六挺刘易斯机关枪，后来，等到步兵最后冲上来时，他们发现，在成堆成堆的尸体中有三个德国师团的徽章呢。我后来被提拔为陆军少校了，每一个协约国政府都给我颁发了一枚勋章——甚至连黑山
也不例外，就是亚得里亚海边的那个小小的黑山国！”
小小的黑山国！他说这几个字眼时，特意抬高了嗓门，而且说得摇头晃脑——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那种微笑似乎表明，他了解黑山国动乱的历史，同情黑山国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那种微笑似乎还表明，他充分理解这个国家一系列的国情，正是基于这一点，黑山国人民那热情的小小的心里才对他这样歌功颂德。我心中的疑团此时已经完全被湮没在惊奇之中了；那情形真好比快速浏览了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随后一枚吊在一根缎带上的金属制品便落在我的手心里了。
“这就是黑山国授予我的那枚勋章。”
使我惊讶的是，这玩意儿看上去居然像真的一样。“丹尼罗勋章，”上面镌刻着一圈铭文，“黑山国国王，尼古拉·雷克斯。”
“翻过来看看。”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英勇善战，特此嘉奖。”
“这里还有一样我总是随身带着的东西。一件牛津求学时期的纪念品。这是在三一学院的校园里拍摄的——站在我左边的那个人，就是现在的唐卡斯特伯爵。”
这是一张有五六个年轻人合影的照片，个个都穿着颜色鲜艳的薄型运动型夹克衫，正悠闲地站在一条拱廊里，透过拱廊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塔尖
。照片上有盖茨比——手里握着一只板球拍，看上去比现在要年轻一点儿，但是也年轻不了多少。
这样看来，他这番话倒全是真的了。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五彩斑斓的虎皮挂在他大运河
上的那座宫殿里的情景。我仿佛看见他在打开一箱红宝石，借助它们那晶莹剔透的绯红色的光芒，来减轻在噬咬着他那颗破碎的心灵的痛苦。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一边说，一边心满意足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口袋里，“所以，我觉得你应当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才对。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只是个来路不明的小人物。你知道的，我常常要身不由己地跟陌生人打交道，因为我总是四处漂泊，努力想忘却落在我身上的那件伤心事。”他犹豫了一下，“你今天下午就会听到这件事的。”
“在吃午饭的时候吗？”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了解到，你约了贝克小姐喝下午茶。”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莫非已经爱上贝克小姐了？”
“没有，老兄，我没有。不过，承蒙贝克小姐同意，这件事就由她来跟你谈吧。”
我根本摸不着头脑他说的“这件事”是指什么，我也没什么兴趣，反倒觉得心里有些窝火。我请乔丹喝茶，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肯定，他要请我帮忙的这件事，一定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一时间，我竟有些后悔起来，当初就不该踏上他那宾朋如云的草坪。
他一句话也不肯多说了。我们离纽约城越来越近，他也变得越来越矜持。我们驶过了罗斯福港
，可以瞥见港口里那些船身漆着红腰带似的条纹的远洋轮。随后，我们又沿着一条贯穿贫民区的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快速向前驶去，道路两旁遍布着那些虽很不景气却依然有人来光顾的酒吧和沙龙，那都是已经褪了色的二十世纪初叶那个镀金时代遗留下来的。接着，那条灰烬之谷便豁然展现在我们的两侧，我们的车子开过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威尔逊太太，只见她正在汽车修理铺的加油泵前卖力地替人加油，忙得气喘吁吁，浑身是劲。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飞速向前驶去，给半个阿斯托利亚
街区洒下了光明——只走了半个街区，因为我们在高架桥支柱林立的路段中绕来绕去地行驶时，我忽然听见了一串熟悉的“突——突——噼啪”声，是一辆摩托车追了上来，随即便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与我们并排行驶着。
“行啦，老兄。”盖茨比喊了一声。我们放慢了速度。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来，在那人眼前晃了一下。
“原来是你呀，”那警察满口应承着，并举手轻轻碰了碰帽檐，“下回就知道是你啦，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是那张牛津的照片吗？”
“我有幸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因此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大桥上，阳光透过钢架，把川流不息的车辆映照得熠熠生辉；河对岸，城里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白色建筑物如同堆积起来的一块块方糖一样，全都是怀着良好的愿望，用没有铜臭味的金钱建造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
上看过去，这座城市永远都像是初次看见的城市一样，这片首屈一指的期望中的乐土
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和一切美妙的事物。
一个躺在灵柩里的死人从我们身旁经过，灵柩上堆满了鲜花，后面跟着两辆四轮马车，遮帘全都拉上了，再后面是几辆较为轻快的四轮马车，载着送殡的亲朋好友。那些亲朋好友从车子里朝我们张望着，眼睛里充满了悲伤，他们的上嘴唇都很短，看来是东南欧一带的人。我很庆幸，在他们阴沉沉的出殡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的豪华轿车。我们在桥上经过布莱克威尔岛
时，有一辆大型豪华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开车的是一名白人司机，车子里坐着三个非常时髦的黑人，是两个黑人青年和一个姑娘。看到他们朝我们翻白眼，一副争强好斗的蛮横样儿，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等我们一过了这座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我暗暗思忖着，“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甚至连盖茨比这样的人物都有可能出现，根本不足为怪。
热气腾腾的正午时分。在四十二号大街上的一家有电扇送爽的地下餐厅里，我如约与盖茨比见面一起吃午饭。刚从外面大街上耀眼的阳光里走进来，我先眨了眨眼睛，然后才模模糊糊地看见他在接待室里，正在同另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沃尔夫歇姆先生。”
一个身材矮小、鼻子扁平的犹太人抬起他的大脑袋朝我打量着，他的两个鼻孔里都长满了非常茂密的鼻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见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就瞥了他一眼——”沃尔夫歇姆先生一边说，一边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你猜猜我是怎么干的？”
“什么？”我彬彬有礼地问道。
不过，很显然他并不是在对我说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个富有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凯茨葆，并且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茨葆，要是他不闭嘴，你就一分钱也别给他。’他当即就闭住嘴巴了。”
盖茨比一边一个拉着我们俩的胳膊，迈步朝餐厅里走去，于是，沃尔夫歇姆先生只好把他刚想好、正要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陷入梦游般的精神恍惚的状态中了。
“大杯的姜汁威士忌吗？”服务生领班问。
“这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沃尔夫歇姆先生一边说，一边望着天花板上的基督教长老会的仙女，“不过，我更喜欢马路对面的那家！”
“好吧，来几杯大杯的姜汁威士忌吧。”盖茨比同意道，接着又扭头对沃尔夫歇姆先生说，“那边太热啦。”
“又热又小——没错，”沃尔夫歇姆先生说，“但是充满了回忆呢。”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我问道。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歇姆先生闷闷不乐地陷入了沉思之中，“那里曾经汇集过多少已经死去的面孔啊，汇集过多少如今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的朋友啊。我只要活着，就永远也忘不了他们在那里枪杀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这一桌有六个人，罗西整晚都在大吃大喝。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个服务生带着一副怪模怪样的嘴脸来到他跟前，对他说，有个人想请他到外面去说话。‘好吧。’罗西一边说，一边立刻站起身来，我赶紧拉住他，硬要他在椅子上坐下来。
“‘要是那帮杂种想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要走出这间屋子。’
“那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如果我们拉起百叶窗，就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道。
“他当然去啦，”——沃尔夫歇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朝我忽闪着——“他走到门口时，还回过身来说：‘别让那个服务生把我的咖啡收走！’说完这话，他就走了出去。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立即朝他吃得饱饱的肚皮连开了三枪，然后就开车逃走了。”
“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后来被以电刑处决了。”我说。我想起这件事来了。
“五个，连同贝克在内。”他的鼻孔转向了我，一幅饶有兴致的样子，“我听说，你在寻找生意上的关系嘛。”
这两句话合并在一起说出来真够吓人的。盖茨比替我做了回答。
“啊，不对，”他大声叫道，“这位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歇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位就是一个朋友。我告诉过你，那件事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嘛。”
“对不起，”沃尔夫歇姆先生说，“我搞错人了。”
一盘鲜美多汁的肉末土豆泥上来了，于是，沃尔夫歇姆先生此时已经忘掉了“老大都会”更容易让人动感情的氛围，开始津津有味、动作灵巧地大吃起来。与此同时，他的那双眼睛也开始非常缓慢地顾盼流连起来，把整个餐厅扫视了一遍——最后再回过身去打量着坐在他背后的客人，正好完成了他环视一周的弧线。现在想来，要不是因为有我在场，他准会连我们自己这一桌的桌子底下也要去瞅上一眼的。
“听我说，老兄，”盖茨比说着，朝我探过身来，“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再次浮现出那种笑容来，不过，这一次我决意不为所动了。
“我不喜欢打哑谜，”我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让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弯子，非得通过贝克小姐来讲不可呢？”
“哦，绝对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贝克小姐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女运动员，你是知道的，她绝不会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情。”
忽然，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猛然站起身来，匆匆离开了餐厅，丢下我陪着沃尔夫歇姆先生坐在餐桌旁。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歇姆先生一边说，一边目送他走了出去，“真是个厚道的人啊，是不是？一表人才，还是个十足的绅士。”
“是的。”
“他是牛筋
的高才生呢。”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筋大学。你知道牛筋大学吗？”
“我听说过。”
“那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所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有好几年啦，”他回答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就有幸认识了他。但是，跟他聊了一个钟头之后，我就发觉，我结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人。我就对自己说：‘这才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母亲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的袖扣，不过，我现在倒要看一看了。它们是几片象牙制成的，说来奇怪，居然看着有些眼熟。
“用精选出来的真人的臼齿做成的。”他告诉我说。
“好嘛！”我仔细看了看，“这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是呀。”他把衬衣的袖口缩回到大衣里面去了，“是呀，盖茨比在女人问题上还是非常谨慎的。他对朋友的妻子从来不多看一眼。”
等到那位如此这般受到发自本能的信任的对象再次回到餐桌边坐下来时，沃尔夫歇姆先生一口喝干了他杯中的咖啡，腾地一下站起身来。
“我这顿午饭吃得很开心，”他说，“我得趁早离开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啦，免得我待久了不受欢迎。”
“别急呀，迈耶。”盖茨比说，却一点儿也不热情。沃尔夫歇姆先生抬起手来，做了个祝福的姿势。
“你们很懂礼貌，可是，我跟你们不是同一代人。”他很庄重地说，“你们在这儿坐坐，谈谈你们的体育运动，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挥了挥手，说了个凭空想象出的字眼——“至于我嘛，我已经是五十岁的人啦，我就不再硬充自己是年轻人来打扰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转过身去，他那不争气的鼻子在不住地颤动着。我感到有些纳闷，不知自己是否说了什么得罪他的话。
“他有时会变得非常多愁善感，”盖茨比解释说，“今天又是他大动感情的日子。他在纽约这一带也算得上一个挺有个性的人物——是百老汇的常客。”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是牙医吗？”
“迈耶·沃尔夫歇姆吗？不是，他就是个赌徒。”盖茨比犹豫了一下，接着又冷冷地补了一句，“他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这个看法不免让我大为惊愕。我当然记得，一九一九年的世界棒球联赛的确是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的，可是，即使我思考过这件事，我也会认为那不过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已，是一连串不可避免的事件的结局。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人居然能够动这种歪脑筋来玩弄五千万人的信念——好比一个窃贼在一心一意地撬保险柜一样。
“他怎么会想起来干这种事情呢？”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他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才下手的。”
“他怎么没坐牢呢？”
“人家没法抓他呀，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坚持由我来付账。就在那个服务生把找给我的零钱送过来时，我忽然看见，汤姆·布坎南就在拥挤的餐厅的另一边。
“跟我来一下吧，”我说，“我得过去跟一个人打声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呼地一下站起身来，迎着我们这个方向走了五六步。
“你最近上哪儿去啦？”他急切地问道，“黛茜简直气坏了，因为你一直连个电话也不打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这位是布坎南先生。”
他们浮皮潦草地握了握手，但盖茨比的脸上却陡然浮现出了一种很不自然、平常很少见到的尴尬表情。
“不管怎么说吧，你近来还好吗？”汤姆冲着我问道，“你怎么会跑这么远的路，上这儿来吃饭呢？”
“我一直在这儿陪盖茨比先生吃午饭——”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不料，他已经不见了人影。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的某一天——
（在广场大酒店
花园式的茶室里，乔丹·贝克正腰板笔直地坐在一张靠背笔直的椅子上侃侃而谈，以下是她这天下午所说的话。）
——我当时正在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时而走在人行道上，时而走在草坪上。我更高兴走在草坪上，因为我穿的是一双从英国买来的鞋，鞋底有许多橡胶小圆球，踩在松软的地面上会留下深深的印痕。我还穿了一条新买的苏格兰彩格呢裙子，裙摆会随风轻轻摆动，每当裙摆被风儿吹得飘起来时，家家户户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会齐刷刷地迎风舒展开来，并发出一连串的“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最大的旗子和最大的草坪都是黛茜·费伊家的。她刚满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年轻姑娘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她穿着白色的衣裙，开一辆白色的小跑车，她家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军营里的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军官一个个都恨不得能独占花魁，享受到整晚上单独跟她在一起的殊荣。“不管怎么说，总得给一个小时吧！”
我那天早晨走到她家那栋别墅对面的时候，看见她那辆白色的跑车停靠在路边上，她当时正坐在车子里，跟一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陆军中尉在一起，他们都那么全神贯注于彼此，直到我走到离他们只有五英尺的距离时，她才看见我。
“喂，乔丹，”她出人意料地喊道，“请过来一下。”
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她居然肯主动开口跟我说话，因为在所有年龄比我大的女孩子当中，我最崇拜她了。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是的。“好哇，”她说，“那么，可不可以请你代为转告一下，我今天不能去了？”黛茜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盯着她看，那种眼光正是每一个年轻姑娘内心里时常渴望得到的，在我看来很浪漫，所以我直到如今都还记得那个情景。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可是，四年多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甚至连我后来在长岛遇见他时，我也没有意识到那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处了几个男朋友，况且我也开始打比赛了，所以我跟黛茜见面的次数也不太多。她相处的都是一帮年纪比她稍大一点的人——如果她真跟什么人相处的话。关于她，总是流传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说她母亲如何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发现她在收拾行囊，准备去纽约跟一个当兵的告别，因为那个当兵的就要奔赴海外去打仗了。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她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跟家里人说话。打那以后，她就不再跟那些军人在一起瞎混了，只跟城里几个平脚板、近视眼、根本不能参军的年轻人有来往。
到了第二年秋天，她又快活起来了，快活得跟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停战以后，她第一次在社交场合公开露面，于是，二月里她很可能就跟一个从新奥尔良来的人订了婚。六月里，她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结婚了，婚礼的排场和隆重气氛是在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带来了一百来号人，包了四节车厢，还租下了莫尔巴赫大酒店的整整一层楼面，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条价值高达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
我也算一名女傧相吧。婚宴开始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却发现她还躺在床上，穿着那身花团锦簇的衣裳，娇媚得像这六月的夜晚一样——也醉得像一只猴子一样。她一只手握着一瓶苏特恩白葡萄酒
，另一只手捏着一封信。
“祝……贺我吧，”她口齿不清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喝过酒，可是，呃，我觉得这酒真好喝。”
“你这是怎么啦，黛茜？”
我吓坏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女孩子醉成那样。
“过来，亲爱的……”她在一只废纸篓里胡乱摸索了一通；那只废纸篓早已被她抱到床上来了，就搁在她身边。她从废纸篓里掏出了那串珍珠项链。“把它拿到楼下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他们所有的人，黛茜已经改主意了。就说‘黛茜已经改主意了！’”
她开始哭起来了——她不停地哭啊哭啊。我冲出门去，找来了她母亲的女佣，我们锁上房门，拖着她去洗了个冷水澡。她抓着那封信，死也不肯松手。她带着那封信进了浴缸，把它捏成了湿淋淋的一团，直到看着它渐渐化成了像雪花一样的纸屑，才肯让我把它拿过去放在肥皂碟子里。
但是她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们又是给她抹阿摩尼亚精油，又是在她额头上敷冰块，然后再哄着她把衣服穿好。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走出房间时，那串珍珠项链还是套在她脖子上，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连个哆嗦也没打就跟汤姆·布坎南结了婚，然后就踏上了去南太平洋的为期三个月的蜜月之旅。
他们回来以后，我在圣巴巴拉
见到过他们，我当时就觉得，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子那么迷恋自己的丈夫呢。哪怕他只离开屋子一小会儿，她也会惴惴不安地四处张望，嘴里说着“汤姆上哪儿去了呢？”，脸上挂着那种失魂落魄的表情，直到她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为止。她常常坐在沙滩上，让他的脑袋枕在她的大腿上，往往一坐就是个把小时，用手指头摩挲着他的眼睛，怀着无限的深情，满心欢喜地望着他。看见他们俩在一起的那种情景真让人感动——那种情景会让你默不作声、心荡神驰地抿着嘴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之后，汤姆有天夜里在文图拉
公路上撞上了一辆货车，他的车子有一个前轮被撞掉了。和他同车的那位姑娘也一起上了报纸，因为她断了一只胳膊——她是圣巴巴拉大酒店的一名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
第二年四月，黛茜生下了她那个可爱的女儿，随后他们便去法国住了一年。有一年春天，我在戛纳
看见过他们，后来在多维尔
又见到了他们，再后来他们就回芝加哥定居了。黛茜在芝加哥名气很响，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与他们来往的全都是一帮生活放荡的人，个个都很年轻，个个都很有钱，个个都骄横恣肆，但是，她却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清清白白的好名声。或许是她不喝酒的缘故吧。周旋在嗜酒如命的人当中而自己却不喝酒，这倒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长处。你可以守口如瓶，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瞅准时机搞点儿你自己的小动作，因为别人都已喝得醉眼惺忪了，他们要么什么也看不见，要么看见了也不予理会。也许黛茜从来就不喜欢搞那种偷情的把戏吧——然而，她说话的声音里却似乎总有那么点儿暧昧的东西……
好吧，大概在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那次我问你——你还记得吗？——是不是认识住在西蛋邨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走进了我的房间把我叫醒，问我：“是哪个盖茨比？”于是，我就把他描述了一番——我当时正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她用古怪得出奇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和当年坐在她那辆白色跑车里的那名军官联系起来。
等乔丹·贝克把上述这些内容全部讲完时，我们已经离开广场大酒店半个小时了，正乘着一辆维多利亚汽车
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西下，落在西区五十几号大街电影明星们居住的那些高层公寓楼的后面了，小孩们像蟋蟀一样聚集在草地上，他们清脆的嗓音冲破炎热的暮光，在耳边回荡着：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是我心爱的女郎。
等你在夜色中进入梦乡，
我将钻进你的帐篷入洞房——
“这倒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我说。
“可是，这根本就不是巧合呀。”
“怎么不是呢？”
“盖茨比之所以买下了那幢别墅，是因为黛茜就隔着这片海湾与他相望嘛。”
如此看来，六月里的那天晚上他一心想看见的就不仅仅是天上的星斗了。他在我心目中顿时变得鲜活起来，就像突然之间从他那毫无意义地摆阔气的子宫般的别墅里被分娩出来了一样。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往下说道，“——你愿不愿意哪天下午把黛茜请到你屋里来，然后让他也过来一下。”
这个朴实的要求使我大为震惊。他等待了五年，买下了一座大厦，在那里把星光施舍给那些不期而至的飞蛾，居然就是为了某个下午可以“过来一下”，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来坐一坐。
“必须先让我知道这一切，然后他才能托我办这么点儿小事吗？”
“他害怕呀。他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啦。他以为你说不定会不高兴的。你瞧，他骨子里倒还真是个十足的硬汉子呢。”
我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
“他为什么不请你来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呢？”
“他想让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说，“你的房子刚好就在隔壁嘛。”
“哦！”
“我想，他大概指望着哪天晚上她会飘然而至，光临一次他举办的那些晚会吧，”乔丹接着说，“可惜她一次也没有来过。后来，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向人家打听是否有人认识她了，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派人到舞会上来找我的那个晚上，你要是知道他是怎样煞费苦心、拐弯抹角才说到正题上来的就好了。当然啦，我当即就建议他在纽约安排一场午餐会——没想到，他马上急得像要发疯似的：
“‘我可不想干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一再说，‘我只想在隔壁人家见见她。’
“当我说起你是汤姆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时，他又想彻底打消这个主意了。他对汤姆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尽管他说，他几年来天天都要看一份芝加哥的报纸，就是希望能碰巧看到黛茜的名字。”
这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的车子顺着斜坡行驶到一座小桥底下的时候，我伸出胳膊搂住乔丹那金黄色的肩膀，把她揽到我身边，向她提出了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忽然之间，我脑子里在思考着的已经不再是黛茜和盖茨比，而是眼前这个清爽、结实、缺乏创见的人儿，她对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抱着怀疑态度，可是，她此刻却偏偏活泼可爱地靠在我的臂弯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忽然在我耳畔回响着，似乎带着令人心醉的激情：“世上只有两种人：被追求者和追求者，爱管闲事的人和心灰意懒的人。”
“黛茜的生活中也该有点儿安慰才是。”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愿意见盖茨比吗？”
“关于这件事，事先不能让她知道。盖茨比不想让她知道。你只管请她过来喝茶就行啦。”
我们驶过了一片黑黢黢的树林，随后便是第五十九号大街高楼林立的街面，一大片柔和、朦胧的灯光闪闪烁烁地从高处照进了下面的中央公园。我跟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南不一样，我没有女朋友，也就不用担心女朋友那空洞的面容会隐约浮现在沿途那些晦暗的门楣和耀眼的广告牌上，所以我把身边这个姑娘搂得更近了些，拥抱得更紧了些。她那张没有血色、爱嘲弄人的嘴朝我嫣然一笑。于是，我再次搂紧了她，这一次贴得更近，把她搂抱得紧挨着我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