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美学“象喻式命题”

吴建民

摘要 ：“命题”作为中国古代理论家表述美学思想的常用话语方式，可分为“象喻式命题”和“直述式命题”两种类型。“象喻式命题”是运用形象的审美化语言通过譬喻的方式来表达美学思想观点而形成的命题，包括单句式、多句式、全象式、半象式等四种样式。“象喻式命题”以表达古人的美学思想观点为基本功能，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运用取象譬喻之法而将美学思想观念寓于形象化比喻中，使美学思想以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象喻式命题的形式特征。这一特征不但使此类命题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而且也展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点、独特风貌和学术品格。表达美学思想的需要、取类譬喻表义方法的运用、理论家的文学素养及用语习尚等是影响象喻式命题生成的主要原因。“象喻”之法有碍思想观点的表达，美学思想受形式美的“遮蔽”，是影响象喻式命题表达美学思想的负面因素。

关键词： 古代美学　象喻　命题

“命题”是中国古代理论家表述美学思想最便捷有效的话语方式，因而，大量运用命题表述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常见现象。重要理论家如刘勰、郭熙、苏轼、金圣叹、王夫之、李渔、刘熙载等都提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美学命题。重要理论著作如《乐记》《文心雕龙》《诗品》《历代名画记》《沧浪诗话》《原诗》《艺概》等都有大量命题的运用。“命题”本是逻辑学术语，逻辑学认为：“命题是具有真假意义的陈述性的语句。……所谓陈述，就是对事物情况的断定、叙述和说明。” 《辞海》对“命题”有明确的阐释：“逻辑名词，表达判断的句子。……一说凡陈述句所表达的意义为命题，被断定了的命题为判断。也有对命题和判断不作区别，把判断叫作命题的。” 这些阐释表明，命题通常是指表达判断的句子或短语。“语句”是命题的存在形式，“判断”是命题的内容，也是构成命题的根本内涵，“如果句中无判断，就无法构成命题” 。

命题以陈述意义的语句为形式，其陈述方式可分为“象喻式”和“直述式”两种类型，因此，古代美学命题也可分为“象喻式命题”和“直述式命题”两种类型。“直述式命题”就是运用简明的理论化语言直接表述美学思想观点而构成的命题，如“立象尽意”“充实之谓美”“声成文，谓之音”“澄怀味象”“心师造化”“境生象外”“诗画一律”“乐人易，动人难”“文，心学也”等皆属此类。“象喻式命题”是指运用形象的审美化语言通过譬喻的方式来表达美学思想观点而形成的命题，如“金相玉质”“踵事增华”“陶钧文思，贵在虚静”“遗貌取神”“景媒情胚”“骨丰肉润”“立主脑”“密针线”等皆属此类。这两种命题的差异主要在于所运用的语言各有不同的特点：前者运用直接表述式语言，后者运用形象譬喻式语言。直接表述和形象譬喻作为不同的表达方式，导致了不同类型命题的生成。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绝大多数命题都是直述式命题，因为此类命题能够更充分透彻地表达理论家的思想观点，具有更好的表达效果，故为古代理论家乐于运用，所以直述式命题也始终居于主流之地位。象喻式命题虽然数量不多，表达效果不如直述式命题直截了当、清晰明确，但作为古代美学理论命题的重要一类，不但表达着古代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而且以其独特之特点彰显着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赋予了中国古代美学鲜明的理论风采及学术品格，因而具有极其重要之价值及意义。由于学界多年来一直疏于关注命题，对于象喻式命题的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有关此类命题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构成类型、功能作用、价值意义、生成原因等，迄今尚未有明确的诠释、自觉的研究及深入的探索。扭转学界多年来疏视命题研究的学术偏见，提高当下学人的命题研究意识，必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研究的开拓、发展和深化。而强化象喻式命题研究是推进古代美学理论研究开拓、发展和深化的有效手段之一。因为象喻式命题蕴藏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思想，是构成古代美学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语言特点、构成模式、思想内涵、价值意义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对其研究不但有助于深度挖掘古代美学的思想理论，而且有助于彰显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征、理论风采及学术品格。

一、象喻式命题之基本类型

辨析象喻式命题的基本类型是研究的起点，只有将其基本类型辨析清楚，才能对其特点准确地认识把握，对其研究才能全面顺利地展开。象喻式命题的构成类型较直述式命题更为复杂，既涉及句式构成的不同特点，又涉及取象譬喻的不同情况，对其类型的分析亦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句式特点与象喻式命题类型

命题以语句为基本形式，句式不同，所构成的命题形式也不同。从句式特点的角度看，象喻式命题包括单句式和多句式两种类型。

单句式象喻式命题就是由单一语句构成的命题。最简单的单句式象喻式命题由两个字构成，如“卧游”“养气”“炼骨”等。“卧游” 是由省略主语的连动结构所构成的短句，是用卧游山水比喻观赏山水画的审美愉悦。“养气”“炼骨”都是由动宾结构构成的短句，“气”和“骨”都是以人喻艺，“养气”要求审美主体要注重精神品格的培养，“炼骨”要求艺术家要注重作品内在力量的锤炼。此类命题虽然只有两个字，在形式上与范畴非常相似，但实质上都是命题，因为它们都是对某种美学观念的判断，表达了理论家的某种美学观点。用两个字形象地表达一种审美判断，难度非常大，因而在古代美学史上此类命题很少。由三个字构成的单句式象喻式命题如“有滋味”“尚气骨”“立主脑”“减头绪”等，也都是以形象的比喻表达一种审美判断，美学史上此类命题也不多。四字构成的单句式象喻式命题最为常见，如“金相玉质”“踵事增华”“骨丰肉润”“外枯中膏”“胸有成竹”“遗貌取神”“景媒情胚”等，都是古代美学史上的著名命题。五字以上的单句式象喻式命题也较为常见，如“贱形而贵神”“窥意象而运斤”“善笔力者多骨”“画皮画骨难画神”“诗有肌肤、血脉、骨格、精神”“制词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等，都是以形象化比喻表达了理论家的美学观念。

多句式象喻式命题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句构成的命题，又称复合式象喻式命题。如“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等命题皆由两个单句构成。“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等命题皆由两个以上的单句构成。此类命题中的有些单句也可以自成命题，如“善笔力者多骨”与“不善笔力者多肉”，“谢朝华于已披”与“启夕秀于未振”都是独立的命题，但两个单句合起来意义更加丰满完整。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等命题中的单句则不是独立的命题，各单句必须合起来意义才完整。古代美学中的多句式象喻式命题也十分常见，因为当理论家的思想观点较为复杂，一个单句不足以表达时，就必须运用多句式命题来表达，从而导致此类命题的产生。正因为此，多句式象喻式命题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也更为丰富复杂。

（二）取象特点与象喻式命题类型

象喻式命题是理论家运用取象喻义的方式而产生的，古人取象喻义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全象比喻，二是半象比喻。这两种不同的取象喻义方式，使象喻式命题形成了全象比喻式和半象比喻式两种类型。

“全象比喻式命题”是指整个命题使用的都是形象化比喻性文字，如“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踵事增华”“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胸有成竹”“减头绪”“密针线”等。此类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所使用的文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文字的表面根本看不到任何美学思想内涵，命题的全部思想内涵都隐藏在形象的比喻中。如果说直述式命题的构成一般都以范畴为基础，如“立象尽意”中的“象”“意”及“文以载道”中的“文”“道”都是审美范畴，那全象比喻式命题的构成则与审美范畴无关，如“胸有成竹”“密针线”“卧游”等全象比喻式命题中就没有审美范畴。全象譬喻的语言特点使接受者在把握此类命题的思想内涵时，有较大的难度。因为接受者必须联系命题使用时的相关语境，结合文本中上下文的语脉意义，透过喻象而对喻义进行分析理解，才能把握命题的内涵本义、思想观点，如萧统在《文选序》提出“踵事增华”这一命题：“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此命题的内涵就是强调文章体制、作品形式的发展是一个由粗简向精美、由质朴向华丽的不断升华过程。对于这一内涵必须联系《文选序》上下文的语脉文义才能认知明白。再如刘勰在《神思》篇提出“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这一复合全象比喻式命题，其内涵是强调神思具有巨大而奇妙的审美创造功能，是说作家通过神思而能够将平凡无奇的生活素材变为精美动人的文艺作品，就像织布机通过做功而能够把平淡无奇的麻丝材料变成焕然珍贵的布匹一样。这些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完全隐藏在巧妙的比喻中，只有联系《神思》篇上下文的相关论述，厘清语义脉络后才能把握，若离开文本语境就意义不明。由于全部使用形象化比喻性文字，必须联系文本语境，挖掘出深藏于喻体中的喻义，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本义，所以此类命题是古代美学史上理解难度最大的命题。

“半象比喻式命题”是指命题中只有部分形象化比喻性的文字，如“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窥意象而运斤”“景媒情胚”“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观画者，如口察味”等皆属此类。此类命题都是由形象化比喻性文字与语义明确的陈述性文字相配合而构成的，与直述式命题较为接近，如“多骨”“多肉”是形象化比喻，“善笔力”“不善笔力”则是陈述性文字；“媒”“胚”是形象化比喻，“景”“情”则是陈述性文字；“夜行无火”是形象化比喻，“学不师古”则是陈述性文字等。半象比喻式命题的这种取象譬喻的语言特点，使此类命题的内涵本义较容易理解把握。因为命题中有一半文字是语义明确的陈述性文字，接受者很自然地就会把形象化比喻与陈述性文字联系起来思考，通过意义明确的陈述性文字而推断出形象化比喻的喻义，从而就能够较容易地把握命题的思想内涵。此类命题实质是象喻式命题与直述式命题的结合：既有象喻式命题形象化比喻之特点，又有直述式命题表述意义明确之特点；形象化比喻与陈述性文字共同表达出命题的全部思想内涵，二者缺一不可。如“学不师古”与“如夜行无火”、“窥意象”与“运斤”都不可或缺。在半象比喻式命题中，形象化比喻赋予命题以审美化品格，陈述性文字则使命题的思想内涵明确清晰。这种审美化品格与内涵明确相结合的双重特点，使半象比喻式命题成为自古迄今人们最为乐意接受和运用的命题。

二、象喻式命题之功能价值

中国古代美学史上之所以不断地出现象喻式命题，根本原因在于此类命题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价值。对于任何命题来说，功能都是其全部价值所在，若无功能作用，任何命题都没有任何价值意义。实际上命题的功能与价值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功能决定着价值，有功能才有价值，无功能便无价值；另一方面价值体现着功能，价值之大小标志着功能之大小。功能与价值实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对于象喻式命题而言，其功能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复杂美学思想观点的巧妙表达，二是丰富审美效果的巧妙实现。这两方面功能不但使象喻式命题具有了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价值和艺术审美之价值，而且也使理论家获得了相应的理论话语权，从而使其在美学史上具有相应之地位。

（一）象喻式命题的理论表达功能及理论价值

巧妙地表达丰富深刻的美学思想是象喻式命题的根本功能所在。命题作为“表达判断的句子”，其功能就是“表达判断”，也就是表达理论家的思想观点。象喻式命题作为命题之一类，也以“表达判断”为根本，以表达理论家的美学思想为使命。若不能有效地表达理论家的美学思想观点，象喻式命题则不能成立，亦不复存在。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当产生了成熟的美学思想观点时，通常都是通过提出命题来进行表达的。因为运用命题表达思想观点最为便捷有效，古代很多重要美学思想观点都是以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立象尽意”“以形写神”“窥意象而运斤”“外枯中膏”“尚气骨”等，可以说，命题凝聚着中国古代美学的思想精华。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大多数理论家都是运用直述式命题来表达思想观点的，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鲜有象喻式命题的运用。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蓬勃发展及理论家文学素养的提高，运用象喻式命题表达思想观点的现象才逐渐增多起来。如陆机提出“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等诗文美学命题；王羲之提出“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 等书法美学命题；宗炳提出“卧游”，姚最提出“摈落蹄筌，方穷致理”等绘画美学命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是大规模地提出和运用了象喻式命题，几乎篇篇都有，多达一百多个。唐至清代，象喻式命题在诗文、书画、小说、戏曲等美学理论领域层出不穷。如诗文美学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身历目见是铁门限”“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景媒情胚”等；书画美学有“书必有神、气、骨、肉、血”“胸有成竹”“贱形而贵神”“观画者，如口察味”等；小说美学有“写得真情出，天地相始终”“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其书细如牛毛，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等；戏曲美学有“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这些都是古代美学史上思想深刻的经典性象喻式命题。

古代理论家提出和运用象喻式命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巧妙地表达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观点。虽然象喻式命题的表达功能不如直述式命题那样表达得直截了当、明晰透彻，但“表达判断”作为象喻式命题的基本功能，使理论家仍然能够使用此类命题巧妙地完成表达美学思想观点的使命。如宗炳提出“卧游”说，其本义是“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从而“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卧于室而游于画，以清澄纯美之胸怀观赏山水画之审美趣味，从而获得“观道”而怡情、赏画而悦心的审美享受。宗炳这些丰富的美学思想就通过“卧以游之”这一形象的比喻而巧妙地表达了出来。再如苏轼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之论，此命题以人之“神、气、骨、肉、血”比喻书法构成的基本因素：书亦如人，既要有高雅不俗的精神气质，又要有匀称坚挺的骨骼结构，还要有丰满鲜活的肌肤血肉。这一象喻式命题表达了苏轼对于书法作品构成的审美要求：书法作品亦如鲜活完整之人，精神气质之高尚优雅美、骨骼结构之匀称和谐美与坚挺刚韧之力量美及肌肤血肉形式之鲜活丰满美，这些因素不可“阙一”。苏轼将这些美学思想寓于形象化描写中，通过形象的比喻而巧妙地表现了出来。又如王夫之提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 这一文学创作的美学命题，认为作家的亲身经历、目睹见闻是创作的前提条件，作家必须率先有“身历目见”的阅历见闻，然后才能创作出真实可信的优秀作品。“铁门限”即作家创作必须经过的门槛和关口，也就是必须恪守的创作原则。王夫之以“铁门限”这一形象的比喻强调“身历目见”的重要性，巧妙地表达了对于文学创作的美学态度：作家必须率先“身历目见”，然后才能创作出优秀之作。上述诸例表明，象喻式命题使用的虽然是形象描述性语言，却具有“表达判断”的基本功能，完全胜任表达美学思想观点之使命。只不过不是像直述式命题那样表达得简洁明晰、直截了当，而是借助于形象的比喻，通过取象譬喻、以象喻义的方式来表达理论家的美学思想。这正是象喻式命题在“表达判断”上的独特之处。

“表达判断”这一功能使每个象喻式命题实质上都是一个美学思想观点的有效表达，美学思想观点的有效表达也使每个象喻式命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换言之，每个象喻式命题都蕴含着一定的美学思想，因而也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并且该命题的理论价值与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之价值密切相关。如对于“书法”性质特点的阐释，古代书法美学中有“书，心画也”“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书者，法象也”“夫书者，心之迹也”“书者，如也……如其人而已”等直述式命题，又有“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书有筋骨血肉”等象喻式命题，这些命题都表达着古人对于书法艺术的审美判断。直述式命题或强调书法本于人心，是“心画”“心之迹”；或强调书法体现着情怀个性，“散怀抱”“如其人”；或强调书法是形象描写，“法象也”，这些命题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都从某一方面阐释了书法艺术的性质特点。而理论价值最大者，当属苏轼之论。苏轼以人喻书，既强调了书法与人心、情怀、个性的关系：书“有神、气”，必是书家之“心画”“心迹”，亦必有情怀个性；又强调了书法的“法象”特点：书有“骨、肉、血”，是通过形象书写而形成的血肉丰满的鲜活生命体。苏轼此论既囊括了上述直述式命题之基本内涵，又有独特之新意，因而这一象喻式命题所蕴含的美学思想更为丰富、深刻，其理论价值当然也更为重要。再如古代诗歌美学中有“诗言志”“诗缘情”“诗达意”等直述式命题，表达了古代诗论家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特征等重大诗歌美学理论的看法：诗以志、情、意为本体，以言为媒介，具有“言志”“表情”“达意”之功能等，其理论价值不言而喻。而白居易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这一象喻式命题，其理论价值更为重要。此命题以花株、果实为喻，用形象描述、巧妙比喻之法，从情、言、声、义四个方面概括了诗歌的美学特点：审美感情之于诗犹如花株之根，语言文辞之于诗犹如花株之苗，声韵音律之于诗犹如株枝之花，义理道理之于诗犹如果树之实。白居易此论中的“情”“义”涵盖了直述式命题中的“志”“情”“意”，“根情”这一比喻将审美感情上升到了诗之“根”的高度，更清楚地阐明了情志、情意对于诗的本体意义。“苗言”这一比喻表明，“言”这一媒介对于诗就像“苗”对于花株，具有实体意义，是诗得以存在或诗歌作品得以生成的物质实体。这一诗学思想在各直述式命题中是没有的，因为“诗言志”之“言”表明“言”具有志、情、意的表达功能；而“苗言”之“言”则具有双重内涵：“言”不但具有志、情、意的表达功能，又具有诗歌作品的构成功能，有“言”，诗才能存在，作品才能呈现，就像有“苗”花株才能出现一样。这一比喻仅两个字，内涵却极其丰富深刻。“华声”这一比喻强调声律音韵美是诗歌的基本审美特征。“实义”以果实比喻诗中义理，思想尤为深刻：果实可食，具有现实功用性；诗中义理能针砭现实，亦具有现实功用性，“实义”这一比喻巧妙地强调了诗歌义理的现实功用性，高度肯定了诗之义理的社会功用价值，明确将义理纳入了诗歌的构成要素，是对以志、情、意论诗的完善和超越，也是对古代诗歌本体论的重构和创新。这些分析表明，白居易的这一象喻式命题具有更加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也具有比“诗言志”“诗缘情”“诗达意”等命题更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在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史上，白居易之论的影响却远逊于“诗言志”诸命题，这是因为白居易之论中的形象性比喻未能直述其思想观点，思想观点虽丰富深刻，却未能直接呈现出来，曲折的比喻淡化了其中的理论内涵，影响了人们对于其理论价值的认识。所以象喻式命题虽然具有丰富深刻的美学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其“象喻”形式的遮蔽，削弱了在美学史上的影响力度。这也表明，强化象喻式命题研究，挖掘“象喻”形式下的深刻美学思想，彰显其理论价值意义，进而深化当下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对于学界来说，确为意义重大且非常紧迫的任务。

象喻式命题的另一理论价值就是理论话语权。当理论家提出了美学思想深刻丰富的象喻式命题时，也就获得了理论话语权。如萧统提出“踵事增华”这一象喻式命题，强调文学发展是一个踵其事而增其华不断提高升华的过程。实际上此命题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由粗简走向精致华丽、由浅俗走向高雅优美，是古代诗文书画各门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一深刻美学思想使萧统在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理论方面具有了高度的话语权，因为萧统此论能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接受和运用。再如李渔提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 等戏曲美学的象喻式命题，对于戏曲创作如何确立主题、安排剧情、做到逻辑严密等重大问题具有原则性指导意义，能够用来解决戏曲创作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命题的提出，使李渔在戏曲创作方面具有了高度的理论话语权。一般来说，命题蕴含的理论愈深、价值愈大，理论家的话语权也就愈多、愈强。所以中国古代美学史上那些影响较大的理论家，如刘勰、钟嵘、张彦远、郭熙、苏轼、严羽、王夫之、金圣叹、李渔、刘熙载等，都是因为提出了较多影响深远的重要命题，才获得了较大的理论话语权，从而在美学史上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二）象喻式命题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为象喻式命题所独具，因为直述式命题是没有审美价值可言的。如“金相玉质”“采百花自成佳味”“骨丰肉润”“清水芙蓉，天然无饰”等命题都能给人以一定的美感，也都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象喻式命题以富于美感的形式来表达理论家的美学思想观点，形式的审美特征让接受者产生相应的美感，从而使此类命题具有了相应的审美价值。象喻式命题的形式构成以“象”为核心，古代理论家运用审美化语言进行形象性描写，将美学思想观念寓于形象化比喻中，通过“以象喻义”的方式创造出象喻式命题，“象”是构成命题形式的核心要素。以“象”为形式的核心要素，象喻式命题的审美价值也就应运而生。因为“象”具有鲜活生动、形象可视的特点，能够在接受者面前展现出一个鲜活生动、形象优美的画面、场景，从而使接受者产生美感。如“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采百花自成佳味”中的“朝华”“夕秀”“百花”都是鲜活生动的花朵，形象可视，都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又如“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不下堂筵，坐穷泉壑”都呈现出一个形象具体的画面、场景。再如“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中的“美人”“壮士”“病目”“折肱”都是具体可感的形象。当形象画面、具体场景展现在接受者面前时，愉悦的美感也就随之而生。接受者通过对形象画面、具体场景的感受而体悟到命题中美学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欣赏、审美感受的过程，审美愉悦不可避免地也会伴随其中。接受者通过对“象”的审美感受而把握命题中的美学思想，在审美愉悦中领悟命题的理论观点，“象”是接受者美感生成的关键因素，也是象喻式命题具有审美价值的关键因素。

此外，象喻式命题对称的句式、巧妙的比喻等形式因素也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对称的句式具有良好的审美效果，如“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等复合式象喻命题都是由偶句构成，偶对的句式体现出对称美、节奏美，产生让人愉悦的视觉和听觉审美效果，也使此类命题具有了一定的审美价值。巧妙的比喻也有良好的审美效果，如“视布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以“麻”比喻创作素材，以“布”比喻艺术作品，以“杼轴献功”比喻艺术想象的作用，这些巧妙的比喻引发接受者展开富于审美趣味的联想、思考，通过感受鲜活生动的形象、品味巧妙有趣的比喻而领悟其中抽象的思想内涵，由形象的喻体而联想到深刻的喻义，此过程中既有理论判断，也有审美愉悦。刘勰说：“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 巧妙的比喻使“义味腾跃而生”，丰富的审美“义味”让接受者产生回味无穷的审美愉悦，比喻产生的审美效果而使此类命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象喻式命题使美学思想以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展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征、独特风貌和学术品格。美的形式及审美价值固然重要，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为“象喻”之法影响着思想观点的表达，特别是全象式命题，表面文字与所表述的思想观点无涉，必须联系文本语境、语义脉络才能领悟其内涵本义，不利于接受者的理解把握，严重影响着此类命题的接受、传播及应用。这也是历来人们疏于关注此类命题的原因所在。

三、象喻式命题之生成原因

象喻式命题都是古人“以象喻义”表达美学思想的结果，“义”的表达与“象”的运用是象喻式命题生成的主要原因。此外，古代理论家的文学素养、用语习尚等也是影响象喻式命题生成的重要因素。

（一）思想观点表达之需要

任何命题的提出都是出于表达思想观点的需要，象喻式命题生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为了表达古人的美学思想。只有当理论家有了思考成熟的美学思想观点需要表达时，象喻式命题的提出才有可能。反之，若无美学思想观点需要表达，也就不可能有象喻式命题的提出。象喻式命题作为“以象喻义”的结果，理论家必须先产生一定的“义”，然后才能取“象”喻之。所以，“义”是象喻式命题生成的根本前提，“象喻”只是其生成的手段、方法。如“踵事增华”“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立主脑”“减头绪”等象喻式命题都是理论家产生了成熟的美学思想之后才提出来的。需要表达美学思想是象喻式命题生成的根本原因，也是此类命题的核心价值所在。实际上每个象喻式命题都蕴含着一定的美学思想，因为象喻式命题都以表达美学思想为基本使命。理论家通过提出象喻式命题而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话语权，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所提之命题蕴含着深刻丰富的美学思想。

（二）取类譬喻的表义方法

象喻式命题生成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取类譬喻”的表义方法。“取类譬喻”即选取类似的物、事通过比附而喻明意义，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比喻。刘勰云：“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又云：“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切类以指事”“写物以附意”的意义表达，是中国古人常用的表义方法。此法之所以为古人常用，主要是受《周易》“取物类情”的思维模式和表义方法的影响。《系辞下》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圣人通过取用身边远近之物之事而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使诸事之德、诸物之情得以彰显表达。这种以“取诸身”“取诸物”来“通德”“类情”的思维模式和表义方法启发后人通过“写物”“切类”来“附理”“附意”，从而形成了“取类譬喻”的意义表达方法，并被广泛应用。因为《周易》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源，所构筑的思维模式、表义方法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表义方法都具有一种“规范”和“定格”的作用。因而，始于《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物类情思维模式和取类譬喻的表义方法也就成为后人表达思想意义的重要模式和方法，广泛用于诗文、书画、小说、戏曲各美学理论领域中。可以说，所有象喻式命题都是取物类情、取类譬喻、以象喻义的产物，都是理论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选用相类的物、事来譬喻其美学思想而生成的。离开取物类情的思维模式和取类譬喻的表义方法，象喻式命题也就无法生成。如果说诗的构成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象喻式命题的构成也颇为类似：美学思想观念是象喻式命题的根、实，用作喻体的物象、事象是象喻式命题的苗、华。作为喻体的物象、事象或“近取诸身”，如“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骨丰肉润”“书必有神、气、骨、肉、血”“其书血脉贯通”等都是取人体而构成譬喻。“远取诸物”者，或取自然山水，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等；或取动植花鸟，如“凤头、猪肚、豹尾。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羊质虎皮”“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清水芙蓉，天然无饰”等；或取日常生活器物，如“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身历目见是铁门限”“密针线”“不守绳墨”等。“万物”皆可为理论家取用，成为表达美学思想的喻体。只有通过取象喻义之法，象喻式命题才能生成。否则，亦无象喻式命题可言。所以，取类譬喻的表义方法是象喻式命题生成的基本途径。

（三）文学修养、用语习尚等因素的影响

古代理论家的文学修养、用语习尚等也是影响象喻式命题生成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很少有象喻式命题的提出，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尚不够繁盛发达，理论家为文学修养所限，运用审美化语言通过文学描写来表达思想观点的意识不强，未能形成运用形象化语言表达美学思想观点的用语习尚。自魏晋以来，文学发达繁盛，理论家往往都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善于形象思维，喜欢运用形象化比喻来表达美学思想。特别是一些理论家本来就是文学家，如陆机、白居易、司空图、苏轼、李渔等都兼具文学家、理论家的多重身份，善于将抽象的美学思想寓于形象化比喻中，从而能够提出众多的象喻式命题。即便一些书画理论家如王羲之、宗炳、王僧虔、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以及一些以理论创建著称的人物如刘勰、钟嵘、严羽、金圣叹、王夫之、刘熙载等，其文学修养也都是极其深厚的。他们运用审美化文学语言进行形象化譬喻而表达其美学思想，创建出精彩的象喻式命题，都是很正常的。理论家的深厚文学修养以及运用文学性语言表达抽象思想的用语习尚，是象喻式命题生成的又一重要因素。

On “Metaphorical Proposition”of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s

Wu Jianmin

Abstract： As a general method of ancient Chinese to express their aesthetic thoughts, propos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metaphorical proposition and direct proposition two types. “Metaphorical Proposition”is formed by the vivid anesthetized language to express aesthetic ideas by means of metaphor, which includes four types: single-sentence pattern, multi-sentence pattern, full image pattern and half image pattern. It is the formal feature of “Metaphorical Proposition”that aesthetic ideas are embodied in figurative figures by means of metaphor, and aesthetic ideas ar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beauty. The need to express aesthetic ideas, the use of the method of analogy and metaphor and the theorist’s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and language preference habit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generation of “Metaphorical Proposition”.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views are covered by the “Metaphorical Proposition”and the aesthetic thoughts are sheltered from the form factor, which are negative factors that affects the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thoughts by figurative proposition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aesthetics, Metaphor, Propo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