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没有，你对我坦白这一切时，我丝毫没有醋意。至于你的这番坦白摧毁了我身上的什么东西，我要如何解释才能让你明白呢？我是个寡妇的独生子，你认识那寡妇，或者确切地说，你在她身边生活了许多年也未能了解她。你是一个等级森严、组织有序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的一分子，即使你对这一切有兴趣，也很难理解我们母子二人的相处模式。是的，省府部门主任这样一个下级公务员的遗孀给了自己儿子多么无微不至的照料，这是你无法想象的。丈夫死后这个儿子便成了她在这个世界的唯一。我学习成绩好，这让她倍感骄傲，也是我唯一的乐趣。

那个时候，我确信我们很贫穷。我只消瞧瞧我们紧巴巴的日子，瞧瞧母亲将精打细算奉为圭臬，便会对我们的窘境毫不怀疑。当然了，我什么也没缺过。我今天才意识到我是个多么娇生惯养的孩子。母亲的佃户从贺斯坦为我们提供廉价的食品，假如有人跟我说这可是珍馐佳肴的话，我定会感到吃惊。那些用粟米喂大的雏鸡、野兔还有山鹬肉糜丝毫无法让我将它们同奢侈联系起来。我一直都听说这些田间所产值不了几个钱。

事实上，我母亲将其继承过来时，那些田产原本只是我外祖父小时候曾用来放牧的一片荒地。而我不知道的是，我的父母继承这些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这些土地进行垦荒种植，于是我二十一岁就坐拥两千公顷蓬勃生长并已经能够出产矿柱的森林。此外，我的母亲还从她微薄的养老金中挪出钱来作为生活用度。父亲生前，他们就已“砸锅卖铁”购下了卡莱肆（当时耗费四万法郎，但是现在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卖掉这处葡萄园的！）。我们平时则住在圣卡瑟琳娜一处房产的四楼，整栋房产都归我们家所有（这栋房子再加上一些未开发的土地属于我父亲的婚前财产）。佃农会每个星期两次地从乡下运一篮子食品过来：这让母亲得以尽量不用去肉店买肉。

当时的我顾自沉浸在要去读师范学校的执念之中。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我得被逼着才肯出去透透气。我不是那种装作不费吹灰之力便总能拿第一的人。我是个“埋头苦干”的孩子，我为此感到自豪：是的，埋头苦干，别无他长。我不记得自己高中时曾对学习维吉尔 和拉辛 有过任何兴趣。于我而言，这一切不过是应该好好学的科目而已。我从人文著作中挑出被列入教学大纲的那些作品，在我眼里只有这些作品具有重要性。而且，关于这些作品，考官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样的答卷，全都是些几代师范生早已回答过、写作过的套话。我就是这样一个蠢货，假如不是生过一场吓坏了母亲的咳血病，我可能会一直当个这样的蠢货，但是这场距离师范学校入学考试两个月时染上的咳血病使我不得不前功尽弃。

这全是童年时太过用功、少年时生活方式不健康的后果。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儿成天伏案缩肩，学习至深夜，而又唾弃任何身体锻炼，健康不可能不受影响。

你嫌我絮叨了吧？我怕你觉得我絮叨。但是，这封信，你一行都不要落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仅限于追溯一些最紧要的事：我们俩的生活悲剧早已暗藏在这些事件中呼之欲出，只是这些事情你要么未曾亲历，要么早已忘却。

另外，你从信的头几页中也看见了，我对自己毫不客气。这颇能随顺你对我的恨意了吧……毋庸否认，也别反驳：你只要想到我，就会心生敌意。

可是我也怕对当年那个自己——那个成天趴在字典堆里的羸弱小男孩儿——有失公允。读别人的童年回忆时，看到别人全都对他们童年的乐园心向往之，我便会诚惶诚恐地问自己：“那我呢？为何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片荒芜的草原？也许是我忘却了别人能够记忆犹新的旧事？或许我也曾有过同样的童趣吧……”唉！可是我现在只记得自己当时那种几近疯狂的执拗，那种力争第一名的拼劲儿以及跟两个叫埃诺克和罗德里格的孩子不共戴天的竞争。本能使然，我排斥一切善意。我记得，有些人被我学习好的名气所吸引，这些人甚至对我的坏脾性都颇感好奇。我对那些所谓喜爱我的人而言，是个残忍的儿童。我厌恶“动感情”。

即便我是个职业作家，我也无法为我的高中时代谱写哪怕一页纸的温情。等一下……可能除这一幕之外吧，当然也算不上什么：我的父亲，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是我有时坚信他并没有死，而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因缘际会消失了。从高中放学回来后，我沿圣卡瑟琳娜路往上奔跑，马路两侧由于过于拥挤而妨碍我前行，因此我只好走到马路上，在汽车之间穿梭。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梯，母亲正在床边缝补衣服，父亲的照片在床榻右侧的老地方挂着。我任由母亲拥抱、亲吻我，也不怎么回应她，自顾打开书本阅读起来。

染上改变我命运的咳血病后，我便在阿尔卡松木舍里度过了阴郁的几个月。我垮掉的身体也令我的大学梦彻底搁浅。我可怜的母亲让我懊恼，因为在她看来这些并不重要。我发现她好像并不怎么在意我的未来。每天，她都期待着测温时刻的到来。她一切的痛苦或快乐都取决于我每星期测量体重后的结果。成年后，生病时的我反而无人问津，这却令我如此痛苦。我承认这恰恰是对我当年那份冷漠无情的报应，是对一个娇纵儿当年冷酷态度的惩罚。

天气刚刚晴朗起来那几日，正如母亲说的那样，我的状况“有所好转”。我彻底复活了。我开始胖起来，开始强壮起来。那时的阿尔卡松还只是一个小村子，在那片长满金雀花和草莓树的干燥森林里，我那副曾由于我强加的生活习惯而饱受折磨的身躯逐渐茁壮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我不需要担心未来，我们家财力雄厚，而且财力逐年俱增。我没什么好着急的，而且我还有可能免服兵役。我讲起话来口齿伶俐，这给所有老师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想让我学法律，她坚信我不需要太劳累，就可以轻易当个大律师，当然除非我对政治也有兴趣……她讲着讲着，突然向我透露了她的计划。而我，听她唠叨着，满脸赌气，满腹敌意，把目光转向窗外。

我开始追求女人。母亲带着惊惧的宽容观察我的变化。直到后来认识你的家人后，我才发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是怎样严肃看待这些不检点的行为的。而母亲则只担心我的身体会受到损耗；除此之外，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她确信我不会过度纵欲后，只要我半夜就能回家，她就会对我晚上外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别担心，我不会跟你讲述我那时候的情史，我知道你厌恶这类事情，此外也都是些个不足挂齿的往事！

况且这些事还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呢。我为此饱受痛苦。我自身的魅力如此不足，以致我即使青春年少也于事无补，这是件让我痛苦的事。好像我也并不是样貌丑陋，我五官端正，我们女儿吉娜维耶芙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姑娘，那便是我活灵活现的肖像照。可是我属于人们所谓的缺少青春气息的那类人：我是个阴郁而不够鲜活的少年。单看我的相貌，对方就会感到阵阵寒意。我向来不会穿衣，不会挑领带，不会打领带。我向来也不会放松自己，不会笑，不会尽兴玩乐。让我跟一群快乐的人打成一片，实在叫人无法想象：我属于一出场就会让人扫兴的那类人。另外我还敏感，没能力承受一丁点儿嘲笑。但我想开个玩笑时，却会无意中给别人带来无法谅解的伤害。我一张嘴就毫无遮掩地将我原本应该好好文饰的可笑和缺陷全抖落了出来。跟女人们相处时，出于腼腆和自负，我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说教腔调，这令她们深恶痛绝。我从未留意过女人们穿什么裙子。越是发现什么东西会让她们不快，我越会变本加厉地渲染自己身上一切令她们厌恶的特质。我的青春不过是一场漫长的自杀。担心真实的我令人讨厌，于是我连忙另外营造出一个刻意不讨喜的我。

我落到这步田地，横竖是要归罪于母亲的。在我看来，我是在为自己从孩提起就备受过度呵护、照看与伺候的过去赎罪。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对母亲表现出近乎残忍的狠心。我责怪她对我的过分溺爱。她强加给我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才会给我的这一切，她强加给我只有她才会让我体验的这一切，都是我所无法谅解的。原谅我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但正是由于想到这一切，我才有了承受你对我不闻不问的力量。我为从前赎罪，一点儿都不冤。只有我这个如今也已心脏疲乏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早已沉睡多年的可怜妇人，假如她能料到命运以后会对她进行怎样的报复，她一定会感到懊悔和痛苦的！

是的，我是残忍的：在木舍的小饭厅里，在照亮我们饭菜的吊灯下，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事情时，我对她的答复都不会超过一个字。有时抓住一丁点儿借口，我就会忽然冲她大发雷霆；而有时这怒火甚至是没有任何来由的。

她也不打算弄明白个中缘由；她不想厘清我发怒的原因，而是像忍受某位神祇的怒火一样忍受我的雷霆之怒。“是病了，”她说，“要放松神经才行……”她接着说自己没那么大学问去理解我，“我承认，像我这么个老妇女，不会是你这个年纪的小伙子的好伙伴……”在我眼里，她虽然算不上抠门儿，但的确是足够节俭，可是给我零花钱时总比我一开始要的多，还催促我出去消费，她也会从波尔多给我带回一些我拒绝打的可笑的领带。

我们结识了几个邻居，我追求其中一户人家的女儿，不是因为我喜欢她，而是由于她是到阿尔卡松来疗养的，母亲一想到我可能会被传染便会感到惊慌，同时也担心我与她闹出事来从而得不情愿地与她结婚。如今想来，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我坚信当初追求那个女孩儿无非就是为了引起母亲的恐慌。

我们离家一年后回到波尔多。其实在此期间，我们早已搬家。母亲在林荫路旁边买了一家私邸，但是为了给我留个惊喜，她一直对我不露声色。一个用人为我们开门时，我吃了一惊。二楼留给了我。看上去，一切都是崭新的。虽然我内心暗暗被那种今天看起来非常庸俗的奢华所打动，可我还是残忍地只顾一通批评并为花这么多钱而感到担忧。

也就是这时候，母亲得意地就家中账目向我交了底，当然她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因为家中大部分财产都是从她娘家那里继承来的）。五万法郎的年金，还不算伐木头的收入，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外省，算是一笔“漂亮”的财产了。换作任何一个男孩儿都会利用这笔钱去崭露头角，一直“爬”进本城的第一流社会中去。我不是没有野心，但是我很难掩饰我对法律系同学们的敌意。

他们都是些头面家庭的子弟，读的是耶稣会士办的学校，而我是放牛人的孙子，读的也只是普通高中，因此无法原谅他们在我心中激起了可怕的忌妒心理，尽管在我看来他们智力低下。忌妒自己瞧不上的人，这种难以启齿的情愫足以毁了一个人的生活。

我忌妒他们，却又瞧不起他们。他们对我的鄙夷（或许是我臆想出来的）更是加剧了我的怨恨。我没有一刻想着要争取他们的好感，而是日益陷入他们敌对的阵营，那是我的天性使然。长期以来对宗教的痛恨成了侵蚀我情绪的主要原因，这曾令你如此痛苦，并让我们成了永远的敌人。这种痛恨在 1879 年和 1880年我仍在读法律系时便萌生了，1880年正在进行第七条 的表决，这一年出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法令，还发生了驱逐耶稣会士的事件。

在那之前，我对这些议题漠不关心。我的母亲，即使谈及这些事情，最后也只会重复那句话：“我问心无愧。要是我们这种人最后都得不到救赎，那就没人可以了。”她早就安排我受了洗。我第一次吃圣餐是在读高中时，在我看来那种仪式很无聊，只保留了模糊的记忆。总之，后来就再没有参加过其他的圣餐仪式。我小时候，觉得街上那些神父就像是被乔装打扮过的人物形象一样，像是些假面人。我从前从不思考这些事情，即使后来涉及这些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

我成立了一个学习角，聚会地点就定在伏尔泰咖啡馆。我在学习角上学着发言，我私下如此腼腆，在公开辩论中却成了另一个人。我有一些追随者，享受着当领袖的快感，然而却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人，不亚于我对资产阶级的鄙视。我埋怨他们幼稚地提出一些狭隘的诉求，我当然也有这些诉求，但我正是怪他们令我意识到自己竟然也有这类诉求。他们是低等公务员的儿子，都曾拿过奖学金，聪明也有野心，但就是满腹怨愤；他们奉承我，但并不喜欢我。我请他们吃过几次饭，这对他们而言便是划时代的事，事情过去许久之后他们还会拿出来谈论。可是他们的行事作风实在令我作呕，有时我会忍不住讥讽他们，他们除了被我中伤得痛不欲生，也会就此埋下记恨的种子。

然而，我当时对宗教的痛恨却是发自内心的。某种追求社会正义的欲望也每每令我躁动不安。我曾强迫母亲拆掉佃户们在里头靠玉米糕和黑面包艰难度日的土坯房。那还是母亲头一次想要拂我的意：“等着看他们拿什么感激你吧……”

我没有坚持。我不无痛苦地承认，我的敌人和我，我们有着共同的情怀：那便是土地和金钱。世上存在有产和无产两种阶层。我那时便意识到我将永远属于有产阶层。我的财产甚至超过了那些举止忸怩造作的男孩儿们的财产总和，我相信他们在看到我时会把头扭开，但只要我伸伸手，他们大概是不会拒绝同我握手的。此外，在公共会议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有人指责我的那两千公顷森林和我的葡萄园。

原谅我这样没完没了。不铺陈这些细节，你也许不会理解我们的相遇对我这个孤愤的男孩儿意味着什么，你也许不会理解我们的爱情意味着什么。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母亲是裹头巾的妇女，娶一个封都代热家的小姐！这看上去如梦幻般，是桩难以想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