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秀：替父报仇去当兵

口述人： 邓文秀

采访人： 高云虎、高宁、王海滨、刘晓勤、耿燕明、李小宁、赵志清

采访时间： 2017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南瑞路东部战区联勤部南京第二干休所

整理人： 冯真、夏洛宁、王骅书、王金鑫

【老兵档案】

邓文秀，女，汉族，1925年7月出生，山东郯城人。1938年参加抗日组织，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第2大队，1940年8月随扩编的115师东进支队南下苏北，10月，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第5旅，到达盐城后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会师。1941年从新四军独立旅调出，参加新四军华中卫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学习毕业，分配到新四军4师门诊所当医助，1943年到4师11旅门诊所任副所长兼医生，后到骑兵团卫生队任医生。1944年7月和周纯麟将军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门诊所所长，华东军区炮兵幼儿园主任，1970年任南京军区上海延安饭店副主任，1978年任南京军区华东饭店副主任，1985年5月离职休养。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奖章。

【关键词】

八路军115师　新四军独立旅　华中卫校　新四军4师　卫生员　周纯麟

一、童年记忆中的严父慈母

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家里有祖父、祖母、父亲邓树琪、母亲邓杜氏。父亲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熏陶，思想比较进步，在乡亲中颇有人望，对我影响很大。母亲是个贤妻良母，但是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忍气吞声，伺候婆婆，相夫教子，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我是老大，我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1925年7月25日，我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沂河边上的马头镇，郯城马头镇位于鲁南与苏北的结合部，地处沂、沭河中段，周边是大面积冲积平原，素有“郯马粮仓”之称。马头镇历史悠久，相传唐代已初具规模。当时家中劳动力少又无土地，生活十分艰苦。爷爷年轻时就到油坊当店员，经常卖苦力、扛大包又吃不饱，后来得了肺病，无钱医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奶奶才20多岁就守寡，父亲是遗腹子，母亲因受封建旧礼教的束缚缠小脚，平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家人经常受地主老财的压榨，有时还吃不饱肚子。

我一生中感到最庆幸的，是有两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有点文化知识，通情达理的父亲和伟大的母亲。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又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讲文明礼貌，爱接触穷苦劳动的乡亲，所以他在家乡群众中颇有声望，我们家只靠我父亲一个人劳动来维持生活，靠做小学生用的纸品卖几个钱，奶奶、母亲有时也帮帮手。母亲虽然是农村人劳动出身，也没有什么文化，但她通情达理。在父亲的影响下，非常同情劳动人民。我们家离农村很近又靠近沂河边，一旦发生水灾农民受灾没有饭吃，就带着孩子沿街沿村乞讨，有的带了两三个孩子到马头镇来讨饭，每次母亲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给他们一些吃的，不是煎饼就是稀饭，他们感动的直磕头。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经常深更半夜学文化，父亲教母亲识字，读《三字经》，还写毛笔字，母亲的收益不小，都可以看报纸了，可是字写不好。母亲一生，除了养育儿女，侍奉婆母丈夫，还用它勤劳的双手做针线活儿。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在灯下给人家做衣服，常常做到半夜。她同时还给人家纳鞋底，有时一夜就能纳一双鞋底，两天做一双鞋，手磨起了血泡，还要忍着疼痛继续做，帮助父亲赚几个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我从六岁开始上学，从小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父亲很喜欢我，放学回家，父亲就教我写毛笔字，教我怎样拿笔，怎样写字，叫我端端正正地坐着，很耐心地指导我，当我的第二个老师。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有时学习累了，想出去走走玩玩，他也不许，所以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成绩在学校总排在前头。

二、日军火烧马头镇人亡家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北平，我们虽然是小学生，但也很爱国，白天上课，晚上老师带领我们到马头镇大街上去游行示威，做宣传动员工作，组织老百姓起来参加抗日救亡。那时候小学分初小、高小。初小读四年毕业，然后再读两年高小毕业，相当现在的初中生了。读完初小，我又读了一年，高小快要毕业了，这时抗战爆发，那时日军还没有打到我的家乡，我们白天抓紧时间上课，晚上游行示威，每个学生手里都提着灯，拿着小红旗，红旗上写着大字标语，游行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坚决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学生救国的热情非常高涨。到了1938年，刚开春，日军打到马头镇附近的台儿庄一带，听到大炮轰隆隆地响，全家老小吓得不敢睡觉。后来知道那是正在进行的台儿庄大战，学校停课了，家里呆不住了，有钱的人、地主老财都跑到国民党的大后方重庆去避难，或者参加国民党了。

一天，又听见日军的飞机大炮，在我们家乡几十里路的枣庄地区轰炸炮击，轰隆的爆炸声越来越近，爆炸的冲击波把房子震得摇摇晃晃，老百姓都在传说议论，说着说着就哄了起来：“不好了，日本鬼子打进来啦，快跑啊！”这时我奶奶叫我父亲：“你带着她们娘儿几个，赶快走吧，家里是不能呆了，我人老了，看着这点家底子也不要紧。”我父亲是个孝子，奶奶就生了这一个儿子，父亲就说：“娘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在家里陪着，就让孩子的娘带着孩子跑吧，再不跑就真的要当亡国奴了，要被杀了。”母亲就急急忙忙提了一个包袱，带着我们姐弟六个孩子去向北逃难了。逃到离马头镇有20多里时，天黑了，我们躲在农村坟堆旁的一个窑洞里，吓得都不敢大声喘气，只听见日军在大喊大叫，在大路上开着装甲车，轰隆隆的声音吓死人了，侥幸的是日军没到坟堆里来搜查，我们躲过了一劫。天快亮时，我们又继续向北跑，跑到一个叫新庄的村子里，在那里住了下来，大概离马头镇有三四十里路，住下以后我们就看见马头镇上空的火光。

那年春天，日军开始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我们躲在辛庄村，躲了半个多月，为了活命，后来又一直往北跑，跑到外祖父家里住了下来。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马头镇的火光渐渐熄灭了，外祖父让我大舅就到马头镇去打听打听家里的情况。看看我奶奶和父亲还在不在家，于是我大舅、二舅两个人就去了，到了镇上不敢进街里面，只好在镇外打听情况。因为我父亲在马头镇很有威望，我舅舅就问老乡：“你们知不知道邓树琪先生家里怎么样了？”老乡边落泪边难过地说：“不好了，邓先生被日军杀害了，连砍三刀，把他家的房子全都烧光了，把老太太也打了个半死。”老乡说：“邓先生从街上回家碰上了日军，日军要抓他，他就跑，好容易跑到家还是被日军一把抓住，连砍三刀，当时就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奶奶要护着父亲也被日军打了个半死，父亲当时是被砍死在院子里的，奶奶一个人搬不动，好不容易拖了一张小破床，刚把我父亲的尸体挪到床上，放在院子里，这时烧房子的大火一下子蹿起来，我奶奶一个人孤苦伶仃，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的尸体被大火烧焦，只剩下两个膀子和两条腿的大骨头，还有一个头颅骨。可恨的是父亲被日军杀害后，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来，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在全家人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大舅舅听到这个噩耗，赶回家里告诉了我外祖父，后来，大人们找了几块木板钉了一口棺材，眼含着泪水，草草地把我父亲埋葬了，那年我13岁，大妹妹11岁，大弟8岁，小弟6岁，三妹4岁。母亲当时很年轻，才30多岁，就这样，一个瘦弱的小脚女人，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小妹。带着六个孩子伤心地哭道：“我的亲人啊，你死得这么惨！撇下我们这孤儿寡母咋活啊！”

三、参加培训班初识革命道理

1938年春天。抗日烽火在祖国大地已熊熊燃起，我的家乡也一样，马头镇的外围已有了不少抗日游击队，住在涌泉镇、洪福寺、辛庄围子、南新汪等地，发动当地人民起来抗战。在离码头镇西南30里，芦汪子村办了一个军政干部培训班。我听说后心想，这是个最好的报仇机会。我恨透了日军野蛮的“三光政策”。父亲被杀，房屋被烧光，妇女被轮奸死在大街上，孩子被烧死、摔死。兽性的日军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堂堂的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一定要想法打日军去保家卫国，保卫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青少年，不去打日军，天理不容。国仇家恨，一定要报。正好遇上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办训练班，教我们如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保家卫国。这个机会难得呀，我毅然报名参加学习。培训班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进步青少年，学习怎么样抗日救亡，如何向老百姓宣讲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所以我们参加培训班的青年深感肩负的责任光荣艰巨。训练班的队长叫周南，指导员叫郭英。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打日军、救中国、为亲人报仇。虽说条件很艰苦，一没课堂，二没课桌，只能在野外的树林子里上课，但大家的学习情绪高涨。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天上用机枪扫射，我们也不怕，在树林里隐蔽起来，飞机走了，我们又开始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买几张纸订起来当笔记本，老师站着讲，我们坐在地上听，文化程度不高，听课有时笔记记不下来，我就向那些比我文化高，比我大一些的同志借笔记来抄，学得很认真。

四、离家参军抗战八年无音信

记得后来在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第2大队大概又学了一个多月。1939年5月的一天半夜，大队部来了两个人戴流和文铭到我家送信，说日军要来“扫荡”了，时间紧迫要赶快走，叫我到大队部集合。这时候我和大妹跟奶奶，三个人住在马头镇被烧得只剩半间的破房子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乡下外祖父家里，我和大妹去参加八路军母亲是不知道的，走得太突然，来不及告诉母亲一声。我当时14岁，大妹妹12岁。开始戴流和文铭两位领导不要我大妹妹，怕她太小跑不动路，她就哭闹着叫喊说我能跑路，保证不掉队。我要打小日本，为父亲报仇。当时我也向她们苦苦求情，说她不会掉队的。两位同志没办法，只得同意我俩一起去集合了。奶奶看到我俩要走了，就翻箱倒柜拿出了她仅存的两块大洋，含着眼泪说：“你们姐妹两个走吧，去参加共产党、八路军，消灭小日本，给你父亲报仇吧！奶奶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这两块大洋，你俩带着买点必需用的东西。”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姐妹俩跟着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政治大队急急忙忙走了，就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母亲、奶奶，还有几个弟弟妹妹，走上了一条我从没想象过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道。再见自己的亲人，已经是八年之后了。

从此，我参加了正规的八路军。跟着队伍走了好几天，一直到了沂蒙山抱犊崮。在沂蒙山区几乎天天爬山，围着大山转。山高路滑也要爬，山谷里水流湍急就趟水过。八路军有当地群众支持做向导，山里地形复杂好隐蔽。敌人打来了，我们就跟他捉迷藏，敌人在山这边，我们就到山那边，敌人无法找到我们，我们却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到了晚上，敌人要是没有汉奸带路的话，只能呆在原地不敢动，这时我们就出来活动了。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胆子小，夜里站岗时年龄大一点的就两个人站一岗，年龄小的就三个人站一岗。有一天夜里，天上的月亮很清朗，我们在哨位上，看见从山上跑过来一条似狗非狗的动物，好像是狼，那时沂蒙山区狼很多，我们以为是狗，看不清楚，于是我们三个人就盯着它，对峙了好长时间，有个男同志比较有经验，他说是只狼，把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办？男同志说你们两个在这里拿着枪别动，我去报告队长。他很快跑去了，可是等把队长叫来狼也跑掉了。

五、急行军南下会师新四军

大约在1940年秋天，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紧急出发南下。到底去哪里干什么？当时我们这些小兵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有一个信念，我坚信，那就是加强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建设，狠狠地打日军，这是没问题的。后来知道党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领导根据当时华中地区的各种情况分析，定下战略决策要向东发展，开辟苏北，建立直到大海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把豫皖苏鲁广泛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巩固中发展壮大，进一步打击日伪顽。我所在的部队已改编成八路军第115师教导5旅，南下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央指示，援助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我们从山东的沂蒙山区一直开到江苏苏北地区，天天行军，脚上全打起了泡，但没有一个叫苦的，记得有一天夜里部队要路过陇海路，我从小听说过铁路，说铁路上跑的火车可快了，但铁路是个什么样子从没有见过。那天夜里是急行军，就要越过陇海铁路，部队走的速度很快，对你传口令，赶快走，不要掉队。这个到铁路上的时候，我怀着既紧张又好奇的心情，冒着掉队的危险，趴到地上想摸一摸铁轨到底是什么样，结果什么都没有摸到，原来，为了防止日军利用火车快速交通，铁轨早被游击队扒掉了。这次南下对我们是个考验，更是一个很大的锻炼，连续几天的夜间急行军，我们年龄虽小，但没有一个掉队的。

10月，新四军、八路军在盐城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11月，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刘少奇、陈毅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的所有部队。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很快，党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陇海路以南的所有部队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我们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改编成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这样，我从一个八路军战士又变成了新四军战士。新军部成立后，报务员、译电员、医务人员都很欠缺，急需培养大批的医疗骨干和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部队。上级决定从独立旅中调出一部分骨干，充实到军部机关，当时调出几十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六、调华中卫校学习专业知识

我和调出的几十名骨干，立即奉命到新四军军部报到，接受分配新的任务。当时，新四军急需大批的技术干部，军部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华中卫生学校。我们调到军部等待分配的这批骨干，就成了华中卫生学校的第一期正式学员。我从此改行，开始学习做医务工作。1941年5月，军部驻地在盐城西边的泰山庙，我们这些学员先住在盐城城里，后到城东的步风镇海神庙，又因战时需要，卫校转移到建湖县高作镇的马家祠堂。

1941年7月卫校正式成立，学员有160多人，军部首长非常关心华中卫校，陈毅代军长亲自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为卫校题词，刘少奇政委也给我们讲过话。卫生学校的学员一部分来自大城市，来自敌占区，是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知识青年，还有几名大学生。他们接受进步思想和学习业务比较快，有一股抗日救国的热情。再就是我们这些从八路军、新四军挑出来的年轻化的老兵。

我们在部队受过几年的军事训练，有一定的军事素质，成为学校的骨干。卫校编两个学员队，一队学员文化水平比较高，多数都是初、高中生，高小毕业生不太多，有三个大学生也在一队。二队学员都是高小生。一队的学习时间定为一年，二队的学习时间定为半年。

我刚调到卫校学习，思想上还有些想不通，总觉得八路军115师挑出来的这些人好像都是不会唱，不会跳，不会说，不会笑的，所以才把我们调出来了，思想有误解，情绪不高，学习注意力就不够集中，结果老师提问，我就答不出来，尤其是上英文课的时候，更提不起兴趣，但是老师并没有批评我，反而对我很耐心。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队长、指导员、主任以及同学们的关心帮助下，我慢慢开始觉悟了，学习也用心了，还当上了政治课代表。学校的党组织健全，排有党小组，队有党支部，校部设有党总支，各队都有青年团，青年团非常活跃，组织教唱歌，排练节目，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我把在115师苏鲁豫支队学来的一个名叫《今日的苏联》歌剧拿来排练演出，这个戏主要是说苏联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建设得很好。老百姓，学生、工人、农民、都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们中国应该向苏联学习，这个节目的排演，得到了校领导的好评。

七、离开机关下部队磨练成长

1942年5月在华中卫校学习近一年时间，我们就提前毕业了，因为那时战斗非常频繁，伤病员又多，部队缺医少药，有许多医疗任务等着我们，需要我们奔赴各个战斗岗位去，为伤病员解除痛苦。卫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四军第4师师部门诊所当医助，到那里以后，因为我刚刚毕业，要适应了解工作环境，门诊所长、师供给部长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带着我到师部机关各个处进行巡诊，每天都是如此，那时候女同志很少，我调去后，有些同志背后议论纷纷，说我是从军部卫校刚毕业调来的，听说还是个八路军，因为我很年轻，又在师部机关工作，目标比较大，我也不自在，就向领导提出要求，说我是从学校毕业出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想在机关里，最好到部队医院去，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多接触一些伤病员同志。在我的要求下，领导批准把我调到师部修养所工作，我感到特别高兴。

1942年下半年，我从4师师部调到半城师战地医院当医生，当时战地医院也叫修养所。所长叫黄国华，指导员叫刘刚，党支部书记叫郑佳怡。我们天天下病房，给伤病员护理治疗，打针、敷药、擦洗伤口、换药。我记得有一位老红军是个班长，他得了黑热病，肚子里有积水，天天发烧，我那时当医助，还有两个护士，三个人值夜班，经常到病房去看他，见他病得那个样子，心里很难过。因为敌人封锁，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得了病基本无药医治。如果当时有“酒石酸锑钾针剂”注射两支，老红军班长就有救了，可一支也搞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死去，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红军班长死了以后，上级指示，一定要给他清洗干净，换上一套新军装，我们打开他的包袱一看，里面有一套平时舍不得穿的新军装，于是我们三个人用力的把他拉起坐着，给他洗干净身子，换上了新衣服，把他送走了。那时给伤病员换药，就是用红汞、碘酒。再就是把我们平时吃的盐节省下来，加水烧开，经过过滤当酒精消毒水用，没有纱布就把穿的稍好一点的衬衫，撕成布条放在盐水里消毒后，敷在伤员的伤口上。有一位伤员，屁股被日军的飞机炸伤了，伤口像碗那么大，苍蝇叮爬，生了很多蛆，我们用镊子都来不及镊，只好把手洗干净给他往下抓，疼得他直叫喊。后来因为伤口化脓，感染上了破伤风，发高烧，就这样死去了。想想这些同志本来都是有救的，因为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太差，他们就这样牺牲了。最可恨的是日军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民，他们就是其中的牺牲者。

八、参加冬季反“扫荡”33天在湖上

1942年11月部队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刚刚结束，日军又开始“扫荡”了。淮北新四军就开始了著名的33天反“扫荡”。医院接到司令部命令，要我们积极动员起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粉碎敌人的阴谋，做好战斗准备。休养所立即做好对伤病员的分散转移。因为医务人员少，我们动员老百姓组织担架用软床做担架，把重伤员先抬走，凡是能走动的轻伤员都编队到洪泽湖边上待命，我们修养所是直属队最后一批撤出半城的。黄国华所长带队，用船把伤病员转移到洪泽湖的芦苇丛里，等所有伤员、医护人员集合完毕，已经是当天下午三点多了。

记得当时我们船上还有彭雪枫师长的夫人林颖同志，她已怀有身孕，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她，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出问题。这时候，渡湖的大船都没有了，我们只能拦住打鱼的小渔船，动员说服渔民，帮助我们把伤病员往湖东高良涧方向运送，由黄所长和我负责，还有杨新民、李萍两位护士，小船一次只能载两三个伤员，半夜时候船行到湖中心，突然听到从崂山方向有汽艇发出突突突的声音，仔细观察原来是日军的汽艇正向我们方向驶来，我们船上都是女同志没有战斗力，大家都准备宁可投湖死，也不当俘虏。正在紧急关头，突然敌人的汽艇声音没有了，后来侦察员报告，原来敌人从崂山出来不久由于那里的淤泥太深，汽艇走不动只好退回去了，我们这才化险为夷，整个反“扫荡”期间，我们和伤员都在洪泽湖上与敌人兜圈子，这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经历。

九、4师骑兵团痛斩粮秣员

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命令西征时，老周（周纯麟）任营教导员，是一直打到新疆的400多人之一，党组织曾派他到盛世才的部队当过骑兵连长，他的马术、骑兵战术都很好。4师成立骑兵团时，彭师长和邓政委都把他找去，分别和他进行过多次谈话，问了很多关于骑兵方面的问题，他向首长们汇报，讲得很有条理。师首长越听越高兴，越听越觉得很有必要把骑兵团训练成一支快速纵队，成为中国的“红色哥萨克”。骑兵出操，队形按照区、队、班上马，马的队形也特别整齐，战士上马动作特别快，按彭师长的话说，上马像蚂蚱一样飞快，骑到马背上稳如磐石。训练时一喊马上劈刀，马就开始飞跑，操场上插着稻草人，战士们举起马刀，左一刀劈一个，右一刀劈一个，等于在战场劈杀敌人一样，这就叫马上劈刀。当马跑得飞快时，马背上的人突然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了呢？就是一只脚蹬着马蹬，一只脚放在马肚皮下，两手抓住马缰绳，这叫蹬里藏身。还有马上拾物，骑马跳障碍等等。最使人敬佩的就是马上救护，把马训练的能在战场上救护负伤的同志，当它的主人被敌人打伤以后掉下马，马就不跑，站在那个地方轻轻地卧倒在他受伤的主人身边，让主人趴在他的背上，它再站起来把主人送回到部队。有的伤员负了重伤，躺在地上不能动，马在那里急得乱扒地，一边扒地一边叫，声音越叫越大，等到有人听到，来人把伤病员抬走，马才不叫了，叫人看得出了神。

豫皖苏的老百姓传说更神奇，说骑兵有白马团、黑马团、黄马团，还有猴子团，能跳几丈高的水沟，猴子的爪子举刀专砍敌人当官的。我们都知道骑兵团里真正的猴子只有一个，就是五大队区队长廖家万同志养的一只猴子。行军时，这只猴子就骑在他的背上，有猴子马不生病，所以称猴子叫“弼马温”。骑兵战士对马，像对亲兄弟一样，有马感冒了，战士把自己每个月发的几块钱省下来，专门去给马买蜂蜜和鸡蛋。给马吃鸡蛋还不能吃蛋黄，只能吃蛋清，战士就这样疼爱自己的战马。还有传说，只要听到沙沙沙的一阵风，就是骑兵来了，骑兵可以在荷叶上飞，像一阵旋风，马蹄不沾水，又说马跑起来像一条龙，尾巴一卷就把敌人卷死了等等，传得神乎其神。这些传说充分证明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敌人的煎熬，时刻在盼望子弟兵来解救他们。1944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4师向津浦路西进军，收复失去的根据地，消灭日伪顽，挽救中原局面。由彭师长亲自率领部队，周团长立刻集合全体骑兵部队西进，我是目睹他带领部队浩浩荡荡出征的。

部队西进一个月，第一站小朱庄战斗传来了战报，骑兵团马上刀劈伪顽头子王传授，这个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单在萧县，他就活埋了我们200多革命志士，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被我们的骑兵追上，一刀给劈死了，后来又活捉了伪顽头子李光明为民报仇雪恨，接二连三的捷报不断传来，我们无不欢欣鼓舞。

可是骑兵团在休整时，后方留守的个别同志作风稀拉，守纪不严，出现了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件。团部的司务长（又称粮秣员）董某经常外出采购，催办粮草，结果他和一个地主家的小寡妇勾搭上了，乱搞男女关系。更严重的是他竟把枪也忘记在小寡妇家了，后来去找了几次竟然没找回来。团长、政委就派特派员何林照同志去调查处理。革命军人和地主家的小寡妇勾搭，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更严重的是丢了武器，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经团部军政委员会研究批准，要严肃军纪，执行枪决。董某平时工作积极，肯吃苦，也能认真完成任务好，犯了这样的罪真叫人惋惜。临枪决前，周团长专门为他摆了一桌酒菜，请他好好吃了一顿，并让他换上一身新衣服。然后在全团的公审大会上执行了枪决。这个事件当时很震动，也是个沉痛的教训。因为他是一个排级干部，受党培养教育这么多年，平时表现不错，所以领导心情也很沉重。这件事情进一步加强了全团官兵的组织纪律性，达到了整肃军纪的目的，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