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孝民：与日军最后一仗是在灵璧的凤凰山

口述人： 史孝民

采访人： 肖晓飞、来碧荣、张栩箫

采访时间： 2018年4月1日

采访地点：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首羡镇西史老家村

整理人： 夏赛男、杨梦洁、王金鑫

【老兵档案】

史孝民，男，1928年2月出生，江苏丰县人。幼时家里贫穷，1941年与全家去灵璧县逃荒，靠给新四军卖油条挣钱度日。1943年参加新四军灵北县县大队，投身抗日，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战斗，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解放战争以后，回到丰县老家，成立互助组，后改成初级社，最后又升为高级社，担任书记，兼乡武装队长。新中国成立后，高级社并入人民公社，担任渠老家大队书记。1985年退休，后担任乡关工委委员，继续发挥余热。

【关键词】

灵璧县　新四军灵北县大队　互助组

一、年少亲眼看见日本恶行，老百姓勇敢保护共产党

我叫史孝民，属龙的，1928年2月出生，因为当时入户口的会计是新来的弄错了，所以户口本上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小。我家住丰县史老家，也就是现在的渠老家大队。我们家一共姊妹三个，弟兄两个外加一个妹妹，但是我妹妹很早就去世了，就剩下我和弟弟与父母四个人。我在三人中排行老大。我的爱人是我们这边王集的人，是本本分分种地的农民。我现在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和一个闺女。

1937年，我记忆里，那时我10岁左右，日军就来到了丰县了。我当时在史老家村也亲眼看到过日军。在我记忆中，日军做了很多坏事，杀人放火基本都干过。记得有一次，我们都在放庄稼的场地里坐着，然后日本人就牵着几匹马，让这些马去踩我们村里的老奶奶，连马都吓得嗷嗷叫不敢走。还有一次是烧我大爷的屋子。我大爷在当时的鬼庄寨里住着，他当过奉军，也就是奉系军阀 ，他所在的部队都散了，所以他就回家在寨子里给人家看家。当时日本人就来庄子里烧东西，把我大爷的屋子以及粮食都给烧了。日本人当时简直是无恶不作，但是也给过我们小孩子饼干。当时我们年龄比较小，不知道害怕，一群小孩子一起去看过日本人摘桃子放在米里做米饭吃，然后日本人就给我们饼干吃，但是我没有收到过。

当时共产党的部队也来过我们丰县，我们这个地方当时属于山东八路军湖西根据地，我们也都非常拥护共产党八路军。那时候，我们这有个果园，果园里有个人叫崔园祥，这个果园就是他种的。他在屋里挖的地道，当时的武工队里的人也就是县长领着几个地下党藏在这个地洞里，他负责帮助地下党。这个地洞从屋的南头向上通气，通气的地方用石磨盖着，上面还撒着一点荠秧，以防被人发现。但也有比较惊心动魄的时候，有一天，打南边来了国民党刘兆祥的队伍，队伍来到果园后就不走了，架着机枪就住在那了，对着地道口。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包括崔园祥。最后崔园祥想到了一个办法。崔园祥当时喂了几头驴，他没法和下边的共产党说有敌人，他就把那几头驴牵出来，用那个驴梗子在驴身上砸并说：“老实点，别动，不要动。”崔园祥表面是对驴说的，实际是对地洞里的共产党说的，所以当时因为这救了共产党，也算救过我们整个村里的人。

那时候，丰县不仅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的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保安团、县大队。但是汉奸、伪军很少，我们庄基本没有，隔壁的村庄有。而且日本人和汉奸是不在一块的。

二、家境贫穷，机缘巧合参加新四军

从我小时候开始，我们家一直都是种自己的林地，家境比较穷困。我从小跟着父亲一起去扒土、沥盐，扒土、沥盐的地方在当时史老家村的庄西头的一个庙台子。但是扒土、沥盐换来的钱不是很多，换的粮食更是少，只能换来一些小布袋装的高粱或者谷子。到最后，顾不上生活的时候，全家就去逃荒了。也就是在我14岁那一年就去逃荒了，当时逃荒逃到了安徽地区的灵璧县的一个叫蒋圩子的地方。去那里逃荒，主要就是上门讨饭吃，但是讨饭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四处有狗咬人，而我比较怕狗。最后，是我姑姑的老大伯给了我几吊钱，让我去卖油条挣钱生活，但我卖油条基本上是卖给新四军的，也就是新四军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卖油条。

1943年，在卖油条的时候，遇到了当时住在我们村东边的蒋庄的灵（璧）北县副县长江祥斋 ，他询问我：“卖油条挣的钱能顾得上生活吗？”我说：“不能！”他就劝我去当兵。当时江县长不仅动员了我的父母同意我去当兵，而且也帮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们蒋圩子的村长。村长收了这封介绍信后，就让我去参加了新四军在灵北县的队伍，并给了我六亩地。这六亩庙地，是县长为了照顾我们家庭给的，并不是人人参军都有地的。从此以后，我就跟着江县长当兵了，参加的是新四军灵北县县大队这一支队伍。

三、积极抗日，最后一仗围歼凤凰山

我是16岁当的兵。跟着江县长当兵的时候，一开始会发枪和手榴弹，发的枪都是老套筒，中正式直到后来才有，手榴弹一般发三颗，都是挂在腰上的兜里。当时的枪都没有子弹，只有和敌人打胜仗的时候，能从缴获的武器中拿到四五颗子弹。当时县大队最初是100余人，后来发展为三个连300余人。

平常都是在操场上训练走步伐、跑步、打靶、劈刺等。当时的打靶都是发三发实弹留给我们训练，因为武器短缺，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才打一次靶。除了这些训练，队伍里的文化教员还会给我们上课，教我们认字、识字，也教我们唱歌，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小调歌，当然文化教员也会教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以及共产党的政策等，进行一些政治教育。

当兵的时候，部队的伙食不是很好。那时候没有白面，黑面都是炊事员问老百姓要的，但是一天三顿饭是少不了的。早上有馒头咸菜，中午有炒豆芽，晚上烧点稀的喝喝，我们不大经常吃到肉。穿的衣服是灰色的粗布的军装，一年一套，冬天有棉的，鞋子是布鞋，衣服和鞋子都是老百姓给做的。

当兵后，我们便去灵璧县南边的濠城 打仗了，打日本人。这一仗打胜了日本人，缴获了很多枪和子弹、炮火，我当时也换了好枪。打了胜仗在原地等一会的时候，从一山头东边来了国民党军74师的13旅 ，他们是从南京来的，准备消灭我们新四军。但是我们也收到了上头来的命令，说一定要打胜这个13旅，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但是这个13旅是正规军，他们不听见一定的枪声是不会动的，我们新四军与他们交战很难打胜。我们当时有个3连的连长叫肖振甲，我当时是1连的，我的连长叫吕保升。3连的肖连长他打过这种仗，知道这种仗比较难打，必须得想个完全的战法才能脱离被消灭的命运。那处山上有个湖，当时天上正在下雨。如果这个雨下大了，湖南边那个小土山就没有这个13旅的哨兵，如果下雨下得不大的话就会有一排的哨兵。肖连长的计划是集中县政府的号兵与县大队的号兵，在夜里11点的时候，一部分人在湖东边吹响攻击号，另一部分部队在小土山南边的小山上点着麦秸秆放火，第三部分部队也就是我们这些架着重型机枪的在西南角。这样一来，三方一起，放火的放火，吹攻击号的吹攻击号，打机枪的打机枪，一下子就把13旅吓跑了，连枪支、子弹、炮火都扔了，我们也就给捡来了。

在缴获了13旅的武器后，在路上又碰到了日本军队，然后我们就又和日本军队打了一仗，他们一共就百十来人，我们当时的部队有四五百人，打得日本人直往别的庄上逃，我们就一路追着，和他们一起拼刺刀，一直打到了半晌午，最后他们的人剩不了多少，我们的人也没剩多少。

最后一仗是在8月14日夜晚，在安徽灵璧的凤凰山。当时日本人住在山顶上，我们部队就从山下往山上爬，爬到他们住的地方发现外面有铁丝网围着，而且是电铁丝网。我们一碰那铁丝网就噼里啪啦地响，里面的人就发觉了，然后就开始打了起来。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他们一打枪，我们就得躬着腰防着，就不容易打滚下来了。我们都打滚下来了，他们还接着打，一路追着我们，追了有12里路，一路追一路打。谁知打到了15号早上，突然通知了无条件缴枪，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对面投降的日本兵有1000多人。外面围了一圈老百姓，都扛着镐头、铁杵头等农具，都是比较恨日本人的。但是上级下过指令，让我们不能碰人家日本人，也不准拿人家的物品，如有违反立即枪决。最后我们获得的枪支也都上缴了，日本人也都是用火车给安全送走了。

那时我也夺了他们的一挺机枪。当时国民党军有1排人待在松树林里。这1排人中出来一个人，向外看有没有人，打探军情。正好我打那过，看见他了，我就紧跟着追，一直追到松林里。机枪在那支得好好的，三挺机枪，都带着梭子，夹子弹的。我伸手拿来了，所以我也挺幸运的。我拿着一挺加拿大的机枪回来后，部队奖励了我六块钱。当时一个月只发一块钱，六块钱对我来说还是挺多的。

打完那场仗后，我们就在灵璧周边打仗。在灵璧周围转圈，往南到固镇，往西到宿县，领着下边的民兵，组织扒车道。所谓的扒车道，就是夜里去破坏铁道，把螺丝给拧了，铁轨给弄坏。当时日、伪军经常下来灵璧“扫荡”，我们因为子弹少，上面命令不能和他们打，我们就只有躲起来，躲在老百姓家里不出来，老百姓都护着我们，我们也很少受过伤。

我们也抓过敌人的俘虏，缴过日本人的枪，俘虏过国民党的人。当时俘虏国民党的人，叫他们在我们这当兵，他们是两广人，说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就很少留下来。我记得我俘虏过一个敌人，叫他在我们班里，但是他不愿意留在我们这，我请示肖连长后，肖连长就把他放走了。我们部队不强迫他们，愿意来就留，不愿意就走。

四、东撤偶遇敌人乡公所，秋冬入水保命

在安徽灵璧凤凰山和日本人打完仗以后，我就在灵璧县打游击了。灵璧县那里有一些乡公所，我们打游击就是夜里去偷袭这些乡公所 ，捣毁这些乡公所，杀掉这些人。最后也把他们打得没有办法了，剩的也没多少了。

灵璧县那边有个地方叫符离集，当地人也叫宿县，也就是现在的宿州。打那边下来人，从睢宁、宿迁那边就通知叫我们东撤。不行，待那走不了了，灵璧地区坚持不住了！东撤往哪撤啊？撤运河东边。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汇川 说让一个独立团在洋河北边去接我们，我们从那边过河。到天快明的时候，到了关门渡这个庄，也就是洪泽湖附近，在宿迁县 ，到哪住哪。天快明了打东边来了几个人，都戴着礼帽，穿着大褂。我就问老百姓：“这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老百姓说：“这是敌人乡公所。”敌人乡公所咋办？不能打枪啊，得进庄里头逮他活的。但是还没等我们进庄来，人家就开打了。他们连话都没说，就打枪，他一开始打枪，他的大部队都过来了。一下从清早围着这个关门渡开始打，打了很久，咱的人也打得差不多了。

因为是国民党军打的我们，我们武力比较少，所以江县长就通知我们赶快撤。撤去哪里呢？旁边没路，只有一条路通往水里，就向水里撤的，也就是洪泽湖里头。 一次性所有人全部撤到水里，傍晚时候国民党军待在水边上，我们待在水里头。他们打的那个大的照明弹，特别亮，炮轰轰向水里打，打了一阵后，水里有很多尸体，有冻死的，也有打死的，反正没剩啥。到天明，我们都爬到边上去了，那时候是1946年11月29日，秋冬，衣裳和腿都冻一坨了。我被一个姓印的，叫印明年的人给救了。他是一个老百姓，会摇拨浪鼓，他就把我领到他家，在他家把衣裳给我换了，换了衣裳用被子给我盖上，在他家里待了三天。当时部队也打散了，我跟队伍失去联系了，江县长也牺牲了，所以印明年就把我送到家来了，也就是史老家村。那时候是1946年冬天。后来我也回去看过，但还是啥也没有，人都死完了。

五、解放战争时期，身体欠佳回乡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当时在淮北军区那一片也就是赵汇川的那个第3军分区。当时军分区派来的通知，说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相信，连我们的县长都不信。因为我们前一天还打仗，打了一夜，感觉消息太突然了，不敢相信。直到以前用铁丝架子缠住的灵璧县的大门敞开了，我们才相信抗战胜利了。我们也一起庆祝抗战胜利来着，老百姓都给我们送肉送啥的，庆祝抗战胜利。

后来抗战胜利后，马上就开始打内战了。解放战争的时候，身体好的人都跟着渡河南下去了，而我因为之前1946年东撤，在洪泽湖里冻得腿不能动了，不方便回到部队了，也就没跟着渡河南下。后来，因为我大爷家里也没什么人了，而且我的父亲当时也生病去世了，恰逢当时国民党已经和我们反目了，还乡团 开始要我们的人头，所以我的母亲也就决定赶快回来了。后来我和我的大爷也就从南边回来了。

六、从初级社到高级社，退休担任关工委委员

1946年，回老家以后，因为我大爷大娘只有一个闺女，我就回到寨里跟着我大爷大娘一起过了一两年，然后又一起回到了史老家村，结了婚。回到史老家村后，一开始在互助组里，经过了一年左右时间，改成了初级社互助组，后来又升到了高级社。高级社那会是几个庄，崔庄、渠集和我住的这个庄。然后三个初级社又合成一个高级社，我当书记。当时一个高级社里有5300口人，18个生产队。那时候小乡是崔老家乡，我也担任乡武装队长，管武装，也负责动员大家去参军，当时那时候还发了枪。后来，在人民公社的时候，一入人民公社，我就担任渠老家大队书记了，干了有30多年，在1985年的时候退休了。

关于土改，当时搞土改分钱的时候，我们庄没有大地主，只有王炮楼那边有大地主所以分地了，也就是渠时汉这个大地主。共产党的农会分田的时候，就把渠时汉的地给分了，渠时汉的后人也不敢反抗。我们家没有分到地，就只有几个林坊子，也就是埋人的林坊子。后来搞这个初级社、高级社，又要把之前分的土地归到公家，虽然大家都不愿意，但是我作为组长，也一直在做动员工作，所以初级社、高级社我们这块也搞得很好。

我记得人民公社的时候，我是大队书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地里的庄稼都收不上来，所以我们这也饿死过很多人。后来大炼钢铁，我们这边的锅呀、门环呀、铁锁等也都拿去砸了，不剩下一点。

再往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边也要批斗我，也要我去游行、戴高帽，我们这边的大队书记都去挨斗了，但是我们的社员都不愿意让我去挨批斗。他们一起反抗上边，说我一直领着他们种地啊什么的搞得很好，不准上面开我的会。上面一要批斗我，就有一些人上去反抗，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真正被批斗过。

“文化大革命”以后，贫下中农管理，又把我从大队里抽到公社里，去公社人民医院里当行政院长，也给我配了个秘书。那时候管理医院，当医院的行政院长，我的工资是45块钱。当时的45块钱可了不得，算是相当高的工资了。当了一段时间行政院长，后来老百姓组织起来集体到公社里找到我，让我回去。说这个大队离了我谁也搞不起来，还得让我回去。最后公社书记又给我做思想工作，没办法，后来我就又回来了。

直到后来，我退休了。退休以后，在家种地和担任乡里关工委委员，就是负责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其中的工作也就是在学校里给他们讲讲历史，讲课。在清明节领着学生扫扫墓，给他讲讲咱这些革命历史，或者去学校介绍我自己的抗战故事给中小学生。

七、县长黄体润与大地主渠时汉的抗日故事

1938年，秋收的时候，我们当时丰县有个代理县长叫黄体润，王炮楼有个大地主叫渠时汉。 渠时汉当时有几百人，这几百人都是我们这一片庄子上给他当兵的。黄体润作为县长问渠时汉要公粮。而渠时汉就以自己要养一群兵为由不愿意交公粮。所以黄体润就开始想方法。黄体润就对渠时汉说：“老渠，你整天这样说打鬼子，那样说打鬼子，你敢和鬼子近距离打不？”渠时汉就说：“鬼子又咋了？”黄体润说：“你在这赵庄，我待在赵庄北边孙庄。你这边给他打了，真正打不过他的时候，你往孙庄撤，我待孙庄住着，帮你一起打日军。”黄体润当时有2个大队，40挺机枪。所以后来渠时汉就要面子，准备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当时渠时汉准备打日军的时候，赵庄的老百姓都给渠时汉磕头不让他在赵庄打，因为一开打一个庄子就完了。但是渠时汉不听，非得与黄体润打赌和日本人打仗。当时有四五百南边来的人准备打日军，有丰县出发的，单县的也过来了，北边鱼台也有人过来，就一起在赵庄开战了。

当时黄体润住孙庄，这个地主渠时汉也是个有心眼的，他怕黄体润害他。当时我们庄上有个叫张逢分的给他当护兵，就是跟着渠时汉专门给他背枪。当时准备和日本人打的时候，渠时汉就叫张逢分拿着他写给黄体润的信，带一班人上孙庄，把信给黄体润，让黄体润住在孙庄不要在夜里走了。

张逢分带着一班人就去了。黄体润弄了一桌子菜，摆了个场。老张说：“这是干啥？”黄体润说让没吃饭的张逢分吃点便饭。实际上是请请他。期间，黄体润又询问了张逢分的文化程度，谁知张逢分没有文化，不识字。

所以到了半夜，黄体润写了封假信，张逢分不识字，他不懂。黄体润拿着假信对张逢分说：“老渠来封信叫咱走，单县的日本人从西边过来了，叫咱从那边截住，别叫他上这边来，阻止他们。”然后，张逢分这帮人就信了，谁知道张逢分这帮人就被黄体润弄到刘集后面的吴集，弄到个院子里头关了起来，门口还设个岗不让他们出去。

这时天都快亮了，渠时汉在赵庄都打完了，带着剩下的七个人一直往孙庄撤。渠时汉认为黄体润这一帮县政府的人还在孙庄留着支援，但实际上，正午的时候，黄体润的人早就从孙庄撤了。所以最后渠时汉一帮人在孙庄南边地里被日本人打死了，全牺牲掉了。渠时汉他们家现在是烈士家属。

八、后续

1946年冬天东撤的那个宿迁，就是洋河那的宿迁。这个关门渡可能地图上查不到，当时土语是叫关门渡。后来，我的孩子因为要落实我的政策，上那里去，找我的战友。以前给我扛机枪的一个机枪手还健在，但是已经脑中风多年了，现在就是睡到椅子上，只能喝流食，不省人事。这个政策是2005年落实的，我们县的一个县委李副书记曾经在我们这个乡里当过书记，他说我的资历老我以前打过仗。一方面那时候好多企业都下岗了，我的孩子生活也都不好，另一方面我的年纪也大了，也不能种地了，而且那几亩地也没法养活我们一家。所以，副书记就叫我们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我当年抗战的证明人，如果找到健在的证明人可以叫民政上给我点政策照顾。当时，我的孩子就领着我去找了。

而且县民政局里也很配合，就找些我提名的老人。后来民政局就找到了一个老同志叫赵霞凤，她当年是新四军4师的地下联络员。她领着我找到了我当时的两个并肩战斗的战友。两个战友都是脑中风，有一个濒临死亡，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起。另一个就住在一间小屋里，小屋很破，子女都不在跟前，就民政给雇了一个妇女伺候他。我去了那以后，喊了几声人家的名，并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谁知道他说话了，说：“你是孝民！”那么多年了，他也是第一次喊我的名字。这个人就是当时我班的机枪手，叫马争胜，已经几年喂流食不说话了，我走那喊了四声“马争胜”，我说：“你这个老家伙还活着哪！你使唤的机枪是谁给你的？”说了两遍，他就回答说：“孝民！”他又喊了一声。马争胜一家人，妇女小孩都跪我，因为他脑中风已经好久不说话了。最后，人家家里给我写的证明材料，解决了落实政策问题。当时，凡是和我一样的，1949年以前参军的，落实问题都是一次性处理，全部按离休处理，国家的政策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