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兰：战火中的白衣天使

口述人： 朱德兰

采访人： 叶铭、薛刚

采访时间： 2018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 江苏省高邮市海潮路

整理人： 赵丽娟、王杨清雅、叶铭

【老兵档案】

朱德兰，女，1928年生，江苏海安人，父亲早年参加红14军。抗日战争时期在泰县一中进行学习，学习过程中接受进步思想熏陶，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苏中三分区干部学校学习，后加入卫生队。1946年编入随军医疗队参与苏中战役，1947年参与济南战役，1948年起参与救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型战役的伤员。先后到解放军教导团、前委卫生部工作，1954年调至南京军区华东办事处，后派送至上海。深入湖北五县进行城市建设和灾害救援三年，后去北京读书深造。

【关键词】

革命后代　积极入党　军中白衣天使

一、生活背景言心志

我出生在海安县营溪镇 ，父亲朱明亚，母亲陈氏。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因为奶奶问别人借钱但是又无力偿还，只好用半亩地相抵，后来奶奶的去世再加上家里失火，实在是拿不出什么钱重新盖房子，母亲只能带着我住到外婆家去了。我的父亲这边有弟兄三人，大伯推车子做点小买卖，二伯是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死在了牢里，二伯的儿子当了新四军，但后来牺牲了，因此二伯一家除了一个姐姐之外就没有什么人了。我的父亲在我刚出生没有多久也参军了，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 在战争中失败后，他被抓进牢里，关在了苏州反省院。我和母亲偶尔去看望过他。因为父亲擅长英语，在狱中开始教监狱长孩子英语，因此他在里面的待遇还算可以，没有那么辛苦。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谈判后将我父亲放了出来。到1945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没有出现投敌现象，就给他恢复了党籍，之后一直在部队中工作，退伍后在浙江农业大学工作。自我出生后，父亲就很少在家，我对父亲的印象是陌生的，父女之间缺少陪伴也让彼此相处变得不是很融洽。

而我当时住的地方1940年新四军到来后也变成了根据地，称之为（苏中）三分区。新四军部队到我们那里去以后，我们的老百姓在得知是陈毅派来的部队后，就非常相信他们。新四军的群众工作做得非常好，群众干什么，他们就会主动帮忙，因此赢得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1940年10月发生的黄桥战役 ，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一次摩擦战。战争就是在我的家乡附近进行的。因为打仗，学校里的课程也暂停了，当时的我也非常害怕。陈毅当时战胜了韩德勤所属的国民党军队，但是韩德勤不服气，继续驻扎在了营溪，营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中心，在这边打了三场仗。正是这个原因，营溪彻底被打垮了。

二、读书生涯趣事多

在我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迫于日军的压力，我所在的学校便关闭了。于是，我们镇便在庙上重新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仲源中学 ，由于是战时，这所学校对学生素质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因此，我又开始我的读书生涯。这所学校的氛围非常自由，各种党派人士都在这里聚集，有国民党、共产党、三青团等。因为党派纷多，学生之间的斗争也不少。因为学校里有很多从国民党统治地区来的学生，大家的一些看法和见解都不一样，所以学校在后来上课的时候开启了选课制度，让我们选择以一门课为主科进行学习。学校里面闹事的情况也不少见，甚至有时候需要领导出面解决。

那时候部队开始逐渐往我们学校派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被派下来的人都是在部队表现不好需要进行教育的，如果表现好就可以将功赎罪。在共产党全面接手我们学校之前，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学校是不过总理纪念周的。我们学校是一座由王周波管理的宗祠，他是一位民主人士，他的儿子是共产党，所以我们跟国民党是没有任何交流的。我们在冬天县文化局举办的工学团读书会上，读的就是他写的人生观的书，还请人来演戏讲解。后来共产党在这边设立了“泰县”，也就是今天的海安县，随之，我们的中学也就变成了泰县一中。

这所原本私立的中学就此划归国家管理了，上面也派了不少人员和干部到学校进行考察和交流，逐渐形成了浓郁的政治氛围。学校开展的课程也颇为丰富，以语文政治课为主，辅以外语、化学、历史、音乐、美术等科目，值得一说的是，当时我们还有“抗日统一战线”的课程。在建立两三年之后，学校完全被（中共）政府接管下来了，老校长退休了，新来的国民党校长被我们打跑了，加上新政府派人在学校里开展青年工作，学校人员逐渐换成政府里派下来的人员，党组织就在此背景下，在学校里建立起来了。有些曾经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学生转到了共产党，有些则自己走掉了。很多青年学生非常愿意加入解放团，上层领导如果觉得符合要求，就会积极发展，解放团的力量也逐渐增强。

到1942年以后，这里便成为向全国输送干部的主要阵地，毕业后的优秀学生就可以去宝应 的苏中公学 继续深造。我那时因为身体不好，就没能去成，后来领导便叫我去学习报务。

因为我们学校建在庙上，大多数同学都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而我住在外婆家，每天都要早起跑五六公里去上学。当时学校组织的群众活动比较多，我就利用空余时间去乡村宣传抗日、办民校等等，向老百姓普及抗日知识和认字的效果颇佳。很多老百姓都愿意来听我们上课，甚至有时候夫妻俩为此争吵，白天认真上课，晚上忙着乡里活动，那时的学校生活非常忙碌，但也十分充实。那时候的伪军不叫伪军，而称之为和平军 ，好多都是国民党里的杂牌兵装扮的，由于我们的宣传，老百姓都有了敌我意识，这更加有助于我们展开工作。

三、学生微力援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中占领区实行一种非常残酷的“围剿”方式，当时在如东 日伪搞了几里的竹篱笆，我们这边人就过去把它烧掉。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苦，全部都是吃的糁儿粥，山芋杆、玉米等粗粮。工作的空余时间我们还会去演戏唱歌，一般都是唱一些小调，像黄桥烧饼等歌。 演劝人抗日当兵等主题的文明戏。当时在乡里，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协助办妇康会，动员妇女抗日，实则就是她们帮我们做鞋子做针线，不会做鞋子的人，就纳鞋底，做梆子，叫人蒸馒头蒸糕，蒸的都是玉米的，我们没有白米，当时的饮食都是以荞面为主。

到了寒暑假，上级通过在课上传纸条的方式悄悄通知组织生活，学校生活就彻底变成部队生活。我们带上干粮，每个人背一个米袋子，打个背包，自己走路，包里只有书并没有配枪，一遇到日军只能赶紧跑，晚上的时候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我们依旧过的是集体生活。从如皋下来的日军在乡下“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为我家所在的区域共产党基础较强，活动也相对密集，是原来红14军活动的区域，因此日军没有来这边“扫荡”。我的学生生涯大都以这种集体生活为主。其中有一些人会因为离家太远选择放弃，而能够坚持下来的人，现在都在事业上颇有成就。

在学校里，我们班是最活跃的一个班级，但是论党员还是上面两个年级的党员多。我们的班级都是归学校管理，高中部的同学们相对更厉害。我猜测他们入党的方式是领导考察，因此他们后来都升职为领导干部。我们这个班很爱听他们讲革命故事，在我们不用搞群众工作、去民校，也没有任务的时候，就会坐着听他们讲，听得最多的是长征的故事。

我是1944年入党的，因年龄不够候补一年。入党宣誓是秘密进行的，上面通知我说我已经被批准入党了，当时一共有三四个人秘密在我们老师家宣誓正式入党。党费的缴纳方式也比较特殊，可以用菜金 缴纳。那时除了苏中公学以外，其他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到县里团里从事文化工作，还有一小部分人被送出去培养为地下工作者，而当时的我就被列入学习地下工作的范围。

之所以派我去学习地下工作，是因为我的姨姐夫是国民党。他从如皋到南京工作，那时候可以算作是汉奸了。所以上面考虑让我学报务员上南京，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去，日本就投降了，而我的间谍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分配，让我的工作生涯迎来了又一次转变。日军投降的时候我已经正式进入部队工作了，从传达室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我们敲锣打鼓，上街宣传这个好消息。

四、内战中确定生涯

1945年之后，部队开始解放，解放根据地也扩大了。三分区书记想要办一个培养干部的学校，就在泰兴办了干部学校。原来没有去苏中公学上学，现在愿意到这里上学的学生都可以来，所以我们这一批学生就到泰兴上学。我还没有到学校的时候，三分区又整体搬到了黄桥北边的营溪庄。在南营溪庄有着不少的大地主，房子也多，那些大地主都不在家，因此这些房子就成了我们上学的场所。我们在这里办了一个分区干校，分区干校总共有六个队，有训练指导员的政治队、军事队、培养文化干部的文化队、培养卫生员的卫生队等等。一开始，老师让我去文化队，但是我想去卫生队，于是便调到卫生队学习，也因此确定了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我在卫生队里学习包扎、打针等简单的医学技术，但并没有接触到理论临床的技术，我们这些小卫生员主要是跟在伤员后面帮助他们换药，和到部队去救伤员等等。

一开始我们也并不知道要打内战，蒋介石骗毛主席去谈判，谈判回来后我们部队精简了很多人员。我那时因为是学医的，就逃过一劫。一般精简的都是人多的部队，这些精简下去的人命运都比较坎坷。因为当时对于他们并没有任何福利措施，都是直接叫他们回家了。像我后来去常熟，遇到我以前的2班班长，他就在常熟码头上弄商会干事情，都不肯见我们。

1946年，由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爆发了。同年7月，苏中战役 的第一仗在泰兴打响，于是，我们自然被编入到前线的一个医疗队。打仗的时候机枪就在屋顶上，而我们的手术台就在后面救人。我们当时在宣家堡，前面是泰兴同那边打，宣家堡作为临时后方，所有的伤员都往这边送，前面一个伤员包扎好了，没有问题就打一针防止他们得破伤风，之后就送到后方。有的伤员性格比较犟，不肯换药，只能态度放好一点，让他配合你。如果是手上的伤就好处理一些，这时同科室的同志就可以跟他闲聊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伤在腿上就难处理一些，基本上我们都是把他的腿放在我们腿上处理。当时的药品除了盐水都很稀缺，仅有的药品有的是从上海那边买回来的，有的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

这一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又回头往如皋方向跑，在如皋这里在打海安、李堡、邵伯等七个地方。以海安为中心，战争是不断扩大的，经常会有要支援的兵力，我们的队伍就不断扩大了。他们说老兵怕机枪，新兵怕打炮，死亡往往就在那一瞬间。

七战七捷后的国内的形势变得严重。我们开始向北走，从兴化一直向北，逐渐向山东撤退。我们跟着伤员走，有车子、担架，一开始是没有汽车的，后来在路上缴获了一辆汽车。但汽车毕竟只有一辆，大部分还是牛驴拉的车，我就是坐着用骡子拉的车走过这段撤退的路的。到了山东以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休整时间。但是敌人却不让我们安稳休整，不断用飞机监视我们。但是山东因占据独特的地理优势，树林多山多，在战争中有着明显的优势。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和我们就相隔一个山头，虽然我们就在山的另一边，但是他们不敢轻易过来。我们后面的保卫兵就掩护着我们向前进发，国民党军队问老百姓我们去哪里了，老百姓都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方向。我们带着伤员一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到了晚上把他们集中起来，出去散散步。那一次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敌人的飞机都飞过来了，估计他们看不见人不会瞎打，就对着树林扫射，幸亏领导说飞机来了，把我们推进土地庙里，机枪在墙上留下很多枪眼，我们安然无恙。

路途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但好在都应付过去了。在山东，饮食和风俗习惯与我们这边大相径庭，吃着硬窝窝头，刚开始吃不习惯，喝着水慢慢把它吃下去了。他们房子结构也与我的家乡不一样，睡觉睡长炕，半间屋子都是炕，一头烧饭一头睡觉。我们住在山东的这段时间里，还进行了招兵活动，当时对招兵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识几个字就行了。但这些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脱衣服睡觉，这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士兵是一个随时让生命消逝的危险习惯。于是，我们每天查房以此来纠正这个习惯。一开始我们的指导员还跟我们一起查房，但毕竟是女孩子，领导后来就不跟我们一起查房了。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他们这些新士兵在等我们来查房时，把衣服穿好，一走就又把衣服脱掉了。

后来，我们一直在转移，到惠民 等地，在这当中把一些恢复好的伤员放走，不能走的伤员都集中在那个庄子继续休整。到了那里，我们又参与到土改中，发动群众斗地主，一开始部队里面还叫我们去参与，后面渐渐我们也不去参与了。并且土改搞得越激烈还乡团也就越多，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地主们都跑向城里，投入还乡团的怀抱，还乡团是由国民党特务组成的破坏共产党活动的团体，到处残害党员、干部、民兵，利用地主土豪们发动反动武装，他们折磨人的手段过于残忍，扒人家眼睛，剁人家手指头等。土改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中央发现土改实在太左了，就取消这次改革。

我们在山东呆到1948年，在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 之后，解放战争就进行到了反攻阶段。于是，我们开始向南边进发，这段时间向南输送了很多干部。当时，我所在队的医院是归八路军管而不是归新四军管。来医院的伤员一批又一批，我们的医院也因此逐步扩大为12个队了。这其中也包括让干部修养的地方。

1947年3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委后委，为解放战争作充分的准备。淮海战役之前，国民党在山东就只剩下一座孤城济南了，守军10万，守将是有名的抗日将领王耀武。当时我住在兖州，结果只打了八天，有着完备永久性工事群的济南就被攻克了。接下来我军沿着这一条中线继续往下打，我们部队所在地算是华中地区，打完徐州，打淮海，一直渡江到解放南京。我们医疗队一路跟随，而后又到了上海，到上海后解放战争就算告一段落了。

五、建设时间坎坷多

接下来主要进行的就是收尾工作。我当时决定留在上海，虽说解放好，但干部的去留实在是一个难题，部队都是走一批人留一批人也补充一批人。而补充的人基本上更多的是俘虏，有些俘虏特别有趣，他们说不要路费，也不想回家，就想参加解放军。像我两个表弟所在的新四军在打淮海战役时抓了很多俘虏，有一些就当了新四军，最后年迈了也是共产党在养着他。

在从山东向南走的过程中，我从原来的医疗单位转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这是一个改造战俘的地方，专门接收国民党高级军官。当时的王耀武也在我们这进行改造学习，王耀武属于认真学习、积极改造的典范，他向我们要共产党宣言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向我们要了很多毛泽东的书，他说要加入共产党。很多国民党大官都是比较识时务的，那些官不大，如排长、连长、营长等是最顽固的群体。他们这些被俘虏的人有的依然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有的则穿着我们的衣服，我们还帮助他们接生小孩。后来这批人一部分去了合肥，还有一批人北上去东北了，他们当时基本住在老百姓家里，向老百姓表达浓郁的思乡之情，而我们也不担心他们会跑掉。

当时的前线指挥部驻在兖州，那时我已经从底下的医疗队升职到前委卫生部了。后把这些国民党解放军官带到了南京，那些排以上的小军官特别有趣。他们和我们一起住在常熟，因为共产党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所以他们比较有钱，个人可支配财产颇多。他们说不吃我们烧的饭，经常拿钱到常熟街上自己买东西吃。但有时候吃不饱，就晚上偷偷到我们卫生队的食堂里偷锅巴吃。那时候因为我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查房的时候都要带枪，但到了这边来以后，我们就不怎么带枪了，由于到常熟出现了这种情况，让我们以为治安出现了问题。因此不得已就带了枪。我们在查房过程中发现是他们在食堂偷偷吃锅巴，就感到有趣。之后，我们放掉的不少军官和当时在国民党做医生的俘虏，非常愿意加入我们医疗队来，所以有不少被补充到我们这里。

解放地区容易，但重新建设很难。1954年，我调任到南京军区华东办事处，办事处把我送到了上海。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去接手美孚公司。这是一所卖石油的公司，他们那里物资丰富，能堆满几个房间，这些都是之前战时国际上救援中国还没有向部队发放的东西。当时新解放的地方都急需人才，从上一直到县一级都需要大量的干部，部队里面很多人都转业了，很多部队都被调放下去了。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上海市就交给我们任务，抽一批人成立队伍支援全国。而我抽到的队是去支援湖北的五个县。从上海到湖北的路上也是凶险万分，那时还可以坐轮船到达湖北，我们是第一批开走的。第二批在我们后面，不幸被船被炸毁了，原来是残存的特务混到了船上，由此造成这一悲剧。蒋介石虽然兵败台湾，但依旧四处给共产党找麻烦。他提前知道这艘船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就策划了这一事件，三艘船中炸掉了这一艘。

到达湖北的沔阳县 后，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治理吸血虫和疟疾，虫灾致使当地人一个庄子一个庄子地死，情况十分恶劣。除了赈灾之外，我们还要帮助他们防洪和建桥，那里蚊子大如蜻蜓一般折磨人，我们只能支起帐篷在里面办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认真地工作三年后，1958年国家政策改变，将一批原来在部队的文化不高的人集体送去培养做干部。这期间有人转业了，而我和我爱人被送到北京继续学习深造。之前都是听从领导的指挥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经过培养以后，我对如何做好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