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功：拿起笔作刀枪

口述人： 孙立功

采访人： 王海滨、赵志清、夏洛宁、周启明

采访时间： 2019年6月21日

采访地点： 上海市华东医院东2楼14层骨科25号病房

整理人： 夏洛宁、冯真、赵志清、王金鑫

【老兵档案】

孙立功，男，1927年1月出生，江苏睢宁人。1933年入学。1941年参加抗日救亡青年团，1942年5月参加新四军，分配在邳睢铜抗日根据地《团结报》社工作。194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团结报》合并到新四军第4师《拂晓报》，担任报社发行科科长兼淮北交通局发行科科长。为纪念4师师长彭雪枫同志牺牲一周年，奉命在泗县城筹建雪枫书店，担任书店经理。1946年7月，《拂晓报》社和雪枫书店撤出泗县城。9月，《拂晓报》奉命疏散人员，组建拂晓游击队，任游击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副教导员兼游击队指导员。11月下旬，与收容的10多名队员退进洪泽湖坚持。12月，奉组织安排回家打埋伏。1947年1月下旬宿北战役结束后，与《拂晓报》的四位同志，在南京棚户区埋伏下来。4月上旬，找到淮北地委。5月上旬，在南京、上海等城市从事秘密联络工作。10月，在淮北地委机关工作，任行政科长。1948年5月，负责筹建淮北新华书店。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调皖北区党委，承担皖北地区新解放城市的新华书店建店工作。1950年调上海，在新华书店华东分店任办公室主任。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任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和上海市新华书店副经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的筹建工作。1980年调北京，任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1983年调回上海，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经理兼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社长。1989年离休。

【关键词】

新四军4师　《团结报》　《拂晓报》

一、从《团结报》到《拂晓报》

我叫孙立功，1927年1月13日生，江苏省睢宁县人。我家离睢宁县城30里，叫桑庄，属于桑集区，现在的名字叫桑庄村。我家在黄河滩，黄土地，就是沙地，十年九旱。老百姓靠天吃饭。我的家庭土改的时候，定的是下中农，父亲和叔叔一分家，就变成贫农。我们这一代人出来了，因为1938年底我们家乡被日本人占领。徐州沦陷后，家乡被日军占领，学校不能办，我只读了五年小学，后来又读了三年私塾。

日本占领睢宁县之后，山东的八路军苏皖纵队组织一个陇海南进支队，打到我们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和一些同学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叫青救团。参加抗日的宣传。当时都是地下党领导的。1942年5月，我参加新四军。当兵的时间很短，就把我调到《团结报》 ，《团结报》是邳睢铜抗日根据地印的。当时邳睢铜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4师9旅活动的地方。《团结报》也就是新四军4师9旅和邳睢铜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我在《团结报》工作，是《团结报》培养起来的。那时候能到报社工作是稍微有一点文化的，因为我是小学读完又读了几年私塾。《团结报》开始是油印小报，后来改成石印，我就一直在那里工作到日本投降。

我是1943年5月入的党。我到《团结报》工作是5月份，参加新四军是5月份，入党也是5月份。当时年纪小，还不够入党的年龄，那时候都很小。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邳睢铜抗日根据地和淮北抗日根据地合并。合并之后，《团结报》就与新四军4师的《拂晓报》 合并了。合并之后，我调到《拂晓报》，担任《拂晓报》的发行科长。那时候不单是发行《拂晓报》，还发行《新华日报》等好多报纸。同时，我还兼淮北交通局的发行科长，负责发文件，发政府机关的文件。

抗战时，我在《团结报》，1945年还评上一个分区的先进工作者。为什么评上先进工作者呢？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主要是生产开荒。那时没有粮食吃，整风之后决定要自力更生。当时，由报社的一个经理带领我们一帮年轻人到古邳城河里开荒，种了粮食，那个收获蛮好的。后来，我们开荒队就被评了先进。

报社里的工作当时是很艰苦，就是几块钢板、几支铁笔，行军的时候有一个挑夫挑着就行了。后来形势稍微好了，1943年初改成石印，石印报，就在古邳北边的李湾住下来了。因为石印，你有机器，还有工人，不是一个担子能挑走的，就在李湾住了很长时间，开始出这个石印报。石印报，我干什么呢？写字，用很小的毛笔，蘸着药水，在这个药水纸上写报纸小字，5号字那么大小，就写那个字。写好字之后，把这个药水放在石头上，等它烂掉然后才能印东西，石印是这样印出来的。

活字印刷是木头刻的，这个是石印。石印就是石头的石。因为用的是药水纸加上毛笔蘸那个药水写报，写好报纸后跟那个排字一样的。排好了，编好了，一版一版的，把这个药水纸放到石板上。把它腐蚀。东西转到石板上，然后才能印刷。工人都是临时从徐州找来的。我调到报社的时候，当时一批小青年主要是靠几个老的培养。当时社长梁浩 原来是新四军4师9旅27团的政治处主任。欧远方 后来当了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社科院的院长。欧远方很有名气，是才子，由他具体负责报社的工作，年纪也不大。还有一个叫苗卉村，我们叫他老苗。他自己研究的写字，直接用药水写，药水就是墨，他写出来和在药水纸上写是一样的，他教我们怎么写。那个字很小，5号字报纸字，很小，就这样练出来的。

《团结报》是油印或石印，战局紧张就变成油印，战局稍微好一点就变成石印，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1945年11月，淮北地委和4师再次进入泗县城后，为了纪念彭雪枫师长牺牲一周年，决定办一个出版社，办一个书店，书店名字就叫雪枫书店。我就在泗县城筹办雪枫书店。雪枫书店当时在淮北解放区来讲是第一家我们党办的书店。这个雪枫书店我写过一篇回忆雪枫书店的文章到出版史的书上。从那个时候开始，由搞报纸到搞出版社，接下来搞这个书店。那时候，出版集中在新华书店，没有什么另外的印刷厂，都在一道的，编辑、印刷、发行都在一起的。我开始筹办了雪枫书店，以后又筹办了淮北新华书店。江淮区党委成立的时候，筹办江淮新华书店。江淮新华书店开始在宿县，现在的宿州市。后来蚌埠一解放，就跟着部队到蚌埠办了一个江淮新华书店。渡江战役之前，江淮区党委撤销，我们并到皖北区党委，我又奉命去筹办皖北新华书店，皖北新华书店1950年搬到了上海。

二、几块钢板几支铁笔照样打日军

我这个人也算是很幸运的。抗日战争我在《团结报》，解放战争我在《拂晓报》。战争年代，报纸是属于保护单位。所以，我虽然1942年参加新四军，抗战的时候没有放过一枪，没打过仗。苦头也吃的。那就是日军一来“扫荡”，邳睢铜地区小，到处跑，围着岠山转，就是邳州的岠山。

那时候日军一“扫荡”，我们就围着岠山转圈子，苦头是吃足了，两条腿吃苦头。吃饭不行，那时候邳睢铜很苦。都是吃黑豆，山芋叶子一起吃，就这个吃苦了。打仗没有出生入死过，一行军，报社都是部队保护的。

我们报社虽然不打仗，比打仗还厉害。这是彭师长讲过的。《团结报》当时人不多，只有六七个人，就是几块钢板、几支铁笔。白天是不能干的，都是晚上干，夜里干的。白天要行军，要打仗要躲“扫荡”。就是晚上可以刻钢板搞油印。我刻过钢板，搞过油印，干过发行，做过采访。那时候一个人要干好多事，不可能那么专业，反正有需要就干。我干的时间长的是发行工作。那时候发行工作很困难，要把报纸送出去，都是很冒险的，都是武装部队送的，叫兵站。那时候交通局不叫交通局，叫兵站，就是兵站送报的。

我也送过报，那时候邳睢铜军分区、地委和联防办事处的，都是我自己送。那时候发行的人少，在《团结报》主要是搞这个。后来《团结报》的发行和交通局合并叫发行股，兵站改成交通局。我这个发行股就和交通局的发行股合并在一起了。后来到了《拂晓报》，我还是搞发行科，就是这样下来的。解放战争，我苦头吃足了。打了不少仗。两次全军覆没，我也做了九天的俘虏。

抗战时期，我从来没打过仗。日军一“扫荡”，就要跑。邳睢铜根据地很小，就邳县、睢宁县、铜山县三个县，紧挨着徐州。那个地区非常重要，兵家必争之地。徐州有上四郡下四郡，上四郡就是丰沛萧砀，下四郡就是邳睢铜灵。所以日军当时非常重视，三天两头下来“扫荡”。一“扫荡”，我们就沿着岠山转。县城都是日军，就是在农村里活动，范围很小。

日军追我们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险情。有一次，我们被日军包围，追得很厉害，没办法。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我那时只有十五六岁，还有好几个同志也都是十六七岁，还有一个还小的只有11岁，当时领导怎么办呢？你们跑不动了，到老百姓家里藏起来，我们都到老百姓家里藏起来，后来敌人撤退了再回去，经常是这样干的。故事很多，那时吃的很艰苦，都是在老百姓家里吃派饭的，自己又没有食堂。笑话很多，我们那时也不懂，比如说古坯北边农村里面有个习惯，农村里面洗脚盆、小便盆都是个黑盆，用过了，晒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知道，拿这个东西去打饭都有的。

我到现在记忆很清楚的，就是我们那个27团的政治处主任也是军分区的政治部主任梁浩，是广西人，少数民族的。当时跟我们报社有一个叫李静如的女编辑结婚。梁浩同志非常朴素，非常和气，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跟他开玩笑，玩笑开多了，就写打油诗，凡是报社的人都会这样。那时候星期六制度，夫妻团聚只有星期六。我们给李静茹同志写打油诗：听说你要来，不敢吃蒜苔，害怕臭了嘴，我爱。还有什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怎么还不来？求求。那时候非常好，高兴得很。

日军追着我们，是撤退，不是逃跑。我们没有枪，就是钢板、笔。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没有枪。那时候有枪的，只有社长、总编辑加上交通员。交通员有枪，一支步枪。我真正拿枪是一参军的时候，拿过枪，发一支步枪，我只干了两个多月，就调到报社了。

那时候好像也不大知道害怕。那时候主要是部队保护下来，不怎么害怕。四周都有部队，都掩护着我们。日军一下来“扫荡”，都是跟着部队走，我们没有自己行动，都是跟着部队。

有一天我在梨园子，说是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人家说给我们吃面条，高兴得不得了，我拿着一个盆就去打面条了，这是常有的，这个笑话多了。一直到解放战争，打开泗县，我当时跟王在阳、王风武、张作应一起到泗县，战斗结束到泗县。一到那个泗县城里，一看那个国民党县政府里头的沙发，皮沙发皮都没有了。皮弄哪去了？都给战士割掉了，割掉这个皮，一人放在这个背包的后头，可以防潮吗？笑话多得很。打下蚌埠，跟着我的一个警卫员，把人家鞋油当牙膏用的都有。笑话多得不得了，没办法。抗日战争，你要让我讲再精彩，我讲不出，我没打过仗。

报纸印出来以后，前线战士看到报纸，是一种鼓舞。去送报的时候，都有人护送，都是部队驻地。我主要是给当时的地委领导送报，背的报纸不多。

我们驻地和彭师长他们的大王庄不在一块。新四军4师的根据地分两块，一个路东，就是皖东北；一个路西，就是豫皖苏。新四军在与国民党破裂之后，1942年3个月的反顽斗争，路西失败，我们4师撤到路东，路西的豫皖苏根据地被国民党占领。1944年，中央决定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彭雪枫同志带着部队西征，在河南的八里庄牺牲。我们《团结报》是在彭雪枫同志走了之后，跟《拂晓报》合并的。当时《拂晓报》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原地作为淮北根据地淮北区党委的机关报，一部分跟着4师西征。留下的主要是邓岗社长领导下的一批人，再加上原来上海的一批技术工人，这个都留下来了。因为机器不能搬走，人是都走得差不多了。我是接替原来《拂晓报》的发行科长钱申夫。钱申夫是《拂晓报》1938年一开始办他就在的，是最初办《拂晓报》的老人。最初办《拂晓报》就是四五个人，后来到八九个人。钱申夫是那个时候参加《拂晓报》的。我是接替钱申夫担任《拂晓报》的发行科长。钱申夫被调到福建去了。

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并到《拂晓报》，并没有进泗县城，是在洪泽湖边上。在半城和大王庄都是一道的，后来才进的泗县城。以后从泗县城撤出来，仍然回到大王庄。《拂晓报》有一些物资装船在洪泽湖里头，我就在岸边上。后来青阳给国民党占领，我们转移到泗阳县。就在龙集、天集一带，都在湖边上。以后变成拂晓游击队，才跟着泗阳县委打到归仁集以北这一带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大王庄我很熟。

三、坚持淮北游击战

1946年7月，国民党大举进攻淮北。部队从泗县城撤出来，我们《拂晓报》和雪枫书店都跟着部队一起撤出泗县。7月份撤出来的，到9月份淮北大部分地区都给国民党占领了。报纸不能出版。9月份，组织上决定停刊，报纸不出了。一部分记者由社长邓岗带着跟着部队行动，还有一部分人上船进了洪泽湖，由副社长欧远方带领，到洪泽湖出电讯报。 当时，《拂晓报》剩下的人主要是上海人。好多技术工人都是上海的，这一批人是宝贝，走了之后就招不回来了。当时组织上决定把这批人成立一个游击队，就由我负责，我是游击队的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参加游击队的是48个人，都是技术骨干。这48个人组成的拂晓游击队开始也是属于保护对象，跟着军分区一起活动。后来，就把拂晓游击队交到地方，给泗阳县委。

1946年11月24日，淮北撤退。淮北撤退损失很大，当时撤退是错误的，不应该那么急急忙忙撤退。撤退之后，光县委书记、县长就牺牲了十几个，几千人困在洪泽湖里。我们那个拂晓游击队开始是在泗阳坚持的，主要是跟土顽打，归泗阳县委指挥。到淮北撤退，我们是跟着部队走，部队决定要我们也撤。撤到运河边上，被国民党打回来了，堵回来了。我们拂晓游击队当时已经和泗阳县教导队合并，80多个人。撤退回来之后，到泗阳县境内，就被国民党的广西军包围，一下子就打散了。牺牲了好几个同志，大部分都是被俘，被俘的人都关到宿州集中营，一部分人被国民党留下来当兵。战斗的时候，我是逃出来的，带了几个人冲出敌人的包围。战斗结束，又回去收容了11个人。那时老百姓好，都把我们的人藏起来。收容11个人带回到洪泽湖，就在洪泽湖坚持。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洪泽湖都被国民党军包围了。进去几千人，2000多人将近3000人，都是临时撤进去的，没有衣服，没有粮食，很难坚持。

当时，临时由姚克 同志负责，姚克当时是地委联络部长、城工部长。他是退到洪泽湖去的最高领导，大家都推选他担任工委书记，成立一个洪泽湖临时工委。当时的主要困难是人太多，没有粮食。开始是吃藕，洪泽湖藕很多。藕吃光了，就吃莲蓬子。最后就吃鱼，那个鱼很大，带一支步枪，探条把它钩弯挂在竹竿子上一拖，就捉到鱼了。但是，吃鱼真是难，因为没有油没有盐。到12月，实在坚持困难，天冷了。工委决定组织突围，又要我带一部分人武装突围。我带回洪泽湖游击队的十几个人，加上一部分地方干部，夜里用小船送到浅水的地方。我们涉水上岸，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军包围，等于全军覆没，全部给抓去，逃掉的不多，关在青阳监狱。后来给国民党杀掉了好几个同志，都是邳州人。后来，我带了一个人冲出来了，叫许国富，也是邳州人。冲出来之后，没办法，找不到部队，我就叫许国富回家了。

我潜回地方，找不到部队，就跑到南京。1947年宿北战役刚刚结束，2月份我逃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五所村，那是个贫民窟。原来都是地主、还乡团在那里的，后来国民党一打到淮北，这地主都回去了，都成还乡团了。正好我们淮北、淮南的干部逃到南京，都在那里。那个地方没人查，没人管。我们又没有证件，在贫民窟。一到南京下关五所村，很多都是淮北、淮南两淮逃去的干部。一下子就认识很多人。很多人在那儿，怎么办呢？靠出苦力。有的挑水卖，有的砍柴卖，有的在长江边码头上做挑夫。赚了钱就那么混。4月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共匪饶子健、赵汇川部在洪泽湖被消灭了。我们那个时候，在南京看报纸，要反着看，不能按照上面看，当时就知道，我们部队打回来了。4月份，我们商量决定我回洪泽湖找部队。回到洪泽湖，找到部队，本来想在部队里蹲下去，苦头吃足了。结果不行，组织上又派我回上海、南京。回上海、南京干什么呢？去找邳睢铜地区的、淮北的逃到南京、上海的干部。那时候，淮北的形势已经比较好了，好几个县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权，急需干部，要一部分滞留在苏南的干部回去。淮北地委给我一份名单，我就开始做秘密联络工作。一直干到10月份。10月份，把这个秘密联络工作移交给陈新燃。陈新燃是睢宁县的副县长，当时他逃在苏州。移交给他之后，我就回地委担任地委行政科科长。到1948年形势好了，又把我弄去办书店。大概我的解放战争历史，就是这一段情况。

因为这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足了苦头。因为我从南京回淮北的途中，给国民党盘查查到了，关了九天，是军属把我放掉，帮我逃掉的。我是夜里化装成老百姓走，给他们盘查的，关在一个老百姓家里，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一个军属。他两个儿子都在泗阳部队里头。一谈到这，两个老人，老夫妻，就想办法帮我逃，他们帮助我走掉的。花了四块钢洋，买通他的侄子，他侄子是乡队的小队长。这个事情，当时被捉，他们又找到这位老大爷，把事情搞清楚了，我马上问题都解决了，做出结论了，没问题了。1955年审干，不是有个审干运动吗？左得要命。一审查就说我，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去找部队？你要逃到南京去？就挂了一个尾巴，叫思想动摇。因为思想动摇，就不能当党委书记，所以我在新华书店后来干了20年，就一直不能当党委书记。1989年中宣部出版局出了一本书，为搞出版工作30年以上的老同志立一个小传。新华书店党委也给我写一个小传，这时候我已经调出新华书店了。标题叫什么呢？叫《坎坷一生　追求不止》 ，对我这个人做这个总结。20年的审干审查，给你留了一个尾巴，留着尾巴是很讨厌的，我下面这些干部都提不起来了，把人家给压住了。“文化大革命”时，上海不得了，“打倒大叛徒孙立功”的大标语是从永安公司楼上到楼下挂着的，苦是吃足了。但是老同志、新华书店老人对我都非常好。我被他们关了40多天，关在地下室，审查，全靠老同志帮助。“文化大革命”前，新华书店一下进来600多小青年。还到体委去学那个掼沙包什么的。两帮人，一帮人在这儿拉着我掼到那里，再掼回来。这样子掼我，头都给掼破了。新华书店同志知道我“文化大革命”苦头吃足了，对我都很好。我这一辈子，欣慰的事情很多，遗憾的事情也很多。我过得还是有声有色。我今年已经93岁了，老同志现在像我这个身体没有了。我现在头不昏眼不花，思路还是很清楚，记忆力也没有完全减退。

四、参加开国大典

我有一样东西，很有意义，这是被人借去刚给我送回来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那时候叫北平，中央召开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我们华东区的15个代表，有14个现在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这是当时的一个合影，是很珍贵的了。这个照片上都是名人。所以我这个人的一辈子，比我们那些战友幸运的事情多，欣慰的事情多，遗憾的事情也很多。我1949年的10月1日去参加这个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开国大典观礼的，朱总司令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会朱总司令参加的，那是不得了的，大家高兴得不得了。10月3日开会，朱总司令参加，10月18日下午毛主席接见，地点是在中南海的颐年堂。这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事情，是我那些老战友都没有的，我算是幸运的。那个时候的感情不一样，一个农村的孩子出来，能够到北京那是很不容易的。在部队来讲，能够见到朱总司令，能够见到毛主席也是不容易的。能够参加开国大典，这是我一生中最欣慰、最幸运的地方。很多我的老战友没有这个经历。当时参加会议是分大区去的，华东区新华书店的代表15个，宣传部的两个，山东宣传部、皖北宣传部两个。正式代表都接见了。朱总司令的报告，好多名人的讲话都有，出了一本专辑。这是今天上午他们才还来的，也是借去用的。

我搞了一辈子的出版，从书籍一直到出版音像。我为什么能够决心在出版系统干一辈子呢？就是因为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总司令有一个报告，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我才认识到我们党重视出版工作，也认识到出版工作的重要性。从那之后，我就下决心在出版系统干一辈子。尽管受到很多折磨，没有动摇过。“文化大革命”时，我在上海，作为新华书店头号走资派斗了10年，10个区10个县都拉去斗过。但是，我始终没有想不干出版工作，还是干！“文化大革命”后，我就去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筹建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这是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大百科全书，很不容易。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姜椿芳同志，那是个老地下党党员，关在秦城监狱，他决定要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来之后，就找人，写报告，经过邓小平批准，决定搞中国自己的大百科全书，成立这个出版社。我去参加筹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我在这里参加筹建工作三年。1980年，中央又把我调到北京，去负责筹建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又在北京工作四年，把那个总公司和分公司都筹建好，五个分公司。我一个人在北京，年纪大了不行，后来组织上同意我回上海。因为上海市委已经分配我工作了，叫我到《新民晚报》。当时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有我的老领导，一个是周新武，一个是邓岗，邓岗就是《拂晓报》的社长，一定要我去搞音像出版，叫我筹建中国唱片上海公司。那时候出唱片出盒带，主要是在上海。就筹建这个公司，一直干到离休。所以我这一辈子就是干了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