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整:坎坷从军路,战场救死伤
口述人: 严整
采访人: 王志龙、徐炜、王元萍
采访时间: 2016年8月5日
采访地点: 南京军区联勤部第四干休所
整理人: 王杰、李赛、王金鑫

严整
【老兵档案】
严整,男,1926年生。安徽舒城人。1937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他的家乡,并大肆烧杀,他随家人逃亡。后来在裁缝店做学徒时,由于常受打骂,参加了新四军。之后,一直在新四军第7师第56团卫生队工作。卫生队条件简陋,药品短缺。卫生员们克服万难,运用土法,购买药品,不畏炮火,救治受伤将士,为革命奉献自己的血汗。
【关键词】
新四军第7师 卫生队 药品
一、日军毁城,背井离乡
南港镇
是我生活了12年的地方,虽然比不上著名的大城市,但是在安徽也算得上一个较大的城镇了。1937年,当时生活水平较低,营养跟不上,12岁左右的我很是瘦小。
1938年6月左右,日本侵略者来了。日军占领南港后进行大肆烧杀。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杀人,但是当时人们的叫喊声充斥着我的耳朵。东街距离我家较远,那边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太清楚,现在也没什么印象了。我家所在的西街基本上都被烧光了。后来从外面看到火光冲天,火情已经蔓延到了镇子外面。
镇子里的人们都逃到山里面,那地方叫沙埂
,在鹿起山的西面。我们一家人也跟着逃难的人群跑到了沙埂,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
后来我弟弟也参加部队了。因为我们兄弟俩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父亲多次被国民党乡公所抓起来,想问出我们去什么地方了。解放回去以后,我还能看到父亲两只手上被绑起来的印子。后来父亲就逃到了东汤池
的马
槽
了,就是现在汤池中学那里,因为我家姓严,大马槽、小马槽那一块都是姓严的人家。
二、学艺遭难,参军抗战
逃离南港后,我在沙埂的一家裁缝店里做学徒。裁缝店的老板姓陈,背地里大家都管他叫陈大嘴,因为他嘴巴比较大。我作学徒的时候,陈大嘴动不动就打我,我都被他打怕了。那时候我还小,心里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到部队里去拿枪找陈大嘴报仇。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兵后我还能学习识字。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有能力报复陈大嘴。所以说,一个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长,不是在当兵之前就有的,而是在当了兵之后,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思想觉悟才逐渐提高。

项目组访谈严整
当时裁缝店隔壁的老太太也劝我去当兵。她可能是个地下党员,还指点我去找当时已经参加了游击队的黄子湖。后来我就逃到了黄子湖家,在他家所在的黄村呆了大概两年。
后来,黄子湖让一位队员带着我去找驻扎在花山夏村
的部队。我们翻过鹿起山下去,穿过诸葛林,到庐江和芜湖交界。
不过第一次去的时候,路上遇到了麻烦。夜里我们穿过诸葛林下去的时候,遇到了国民党乡管所正在那里巡查的五六个人,我们被冲散了,只好又逃回了黄子湖家。第二次我们才成功到达花山夏,也就是张铚秀
去世的老婆丁亚华的家乡。
我在花山夏参加部队的时候,张铚秀是我们的团长
,团部也在那儿,师部则在山水涧村,都隐蔽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说:“我们去团部里玩玩去。”那个时候团部住在大方家,我们几个就跑到了那里。可是那时候为了保密,防止敌人破坏,我们这些小兵根本见不到团长这样的领导。不过我们几个人还是高兴得不得了,说我们今天到了团部,仿佛被领导们接待了一样。其实都一样,都在农村,都是村庄,只是名字不一样。
三、参加医队,条件艰苦
刚参加卫生队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其实已经做一年多的医疗队员,也不懂。比如,我们拿体温表去给人测量温度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发不发烧,发烧了多少度,我们都惊喜得不得了,觉得非常神奇。不过通常不用温度计,我们也能看得出他们发不发烧。
卫生队本身的组成分类也很简单,有内科、外科,负责管理药品的和负责运输的。我们并不能解决大的问题,开刀在卫生队是基本不行的。我在那干了几年,没见过给人开刀的。受伤的人被送到那,一般就是给流血的人止血,骨折的给固定住受伤的骨头,生病了
就对症治疗。
其实,当时我们的水平就只有这样。我们使用蒸馏水来配置输液,就是用铁皮焊的蒸馏器蒸馏出来的蒸汽凝成的水,按照人体里盐的含量来配置生理盐水,就这么输液到患者身体里去。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很幸运,因此而死的人很少。相比之下,我们救活的人就非常多了。
伤员的换药条件也十分简陋。伤员伤口结巴或者痛得厉害的时候,现在可以用凡士林,但当时我们没有这些药,就用一些猪油或者麻油涂到伤口上,来使伤口软化,以便于换药。当时没有专门用来换药的盆子、镊子,我们用老兵吃饭的碗来代替换药盆子,用吃饭的筷子来代替镊子。需要消毒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水里来煮,也没办法固定多少温度。
我们卫生队的十分缺少药品。不过,我们已经算是很富裕的部队了,其他几个部队的卫生队更加困难。当时,我们主要通过地下商人偷偷到芜湖去买点药。我印象很深,当时主要买两种药,一个是奎宁,打疟疾的。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消法密片,就是现在的头孢,用来消炎的,这两种是我们搞到最多的。不只是我们,大部队也需要这两个药,而且所有的干部都离不开这两种药。一个人要是能弄个几片,就会当做宝贝一样藏着,因为谁都要用它治疗疟疾的。当时疟疾很流行,因为经常有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人们一旦患了疟疾,可是会说不能走,就不能走的。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蚊帐、空调。夏天蚊虫多的时候,我们为了防止蚊虫叮咬,有毛巾的就拿毛巾盖着。可是夏天天气太热,盖着毛巾又不容易入睡,但是没办法。当时部队的条件就是这样,被蚊虫叮咬的机会比较多,也容易感染。
消法密片就是我们用来预防感染的。所以我在部队里面很吃得开,认得我的人可是很多的,都“小严!小严”地叫我。他们一个个的,经常一见到我,就让我给他们搞药,可是我也没有。所以当时有条件的,都会想要搞一些,因为要预防负伤生病,主要是怕患疟疾,没条件的根本搞不起。
我们当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获得药品,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通过地下商人,另外就是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缴获。不过缴获的药品比较少,主要还是通过地下商人买。因为我们部队有这个条件,其他部队可能就没办法。因为江对面是被日军占领的,他们到芜湖来很困难,更别说买药了。
不管是在平时还是打仗的时候,我们卫生队都是有专门的地方的,比如哪个卫生队住在哪个村子都是固定的。我们住的房子都是老百姓的,冬天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在地面铺上稻草。战场上下来的有被子还好,没有被子的就只能放在稻草上。没有被子的伤者再受寒的话,病情就会变得很严重了。后来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想了个点子。当时地主家砖墙用的砖,就是我们现在盖房子用的砖块,我们把地主家的墙推了,把砖放到火里烧,给每个伤员两块来取暖。那时候没有热水袋,我们只好想这样的土办法。
当时,我们吃饭都是看情况。平常一天三顿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打仗的时候,就顾不上了。战场上,一个连只有一个卫生员,那么多伤员,他自己处理不了。所以卫生队需要和前线部队距离很近,最多一里路,太长了,就来不及抢救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了。
四、思想上进,秘密入党
在卫生队的时候,除了平时救治伤员以外,还会有一些政治学习之类的。我刚开始当兵,部队里就教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完这个以后,就是《新四军军歌》,再后来就是《国际歌》。
我看到现在电视剧中描述的和有人谈的有关入党的事情,和我们当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在我所在的部队,党组织是在日军投降以后,也就是1945年8月份以后,才逐步公开。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也相对来说是秘密的。后来,大家才慢慢地知道领导是哪些人,比如当时我已经入党了,也还是不知道。
我入党的时候,过程很简单。我的入党介绍人有两个,李平和夏骏峰。李平是我们当时卫生队的支部书记,就是他领着我到芜湖的。夏骏峰当时是材料干事,在卫生队里面是连里的干部,我是排里的。
那天吃过晚饭以后,他把我领到山下那棵松树下,叫我把手举起来。开始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他让我把手举起来,说他怎么讲我怎么讲,我说好。也没多少话,不过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那两句:“永不叛党,跟党走”。不像现在入党还需要填入党志愿书,需要进行审查,举行仪式。也正因此,“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整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是假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