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占伟：我的军医生涯

口述人： 于占伟

采访人： 薛刚、来碧荣、张栩箫

采访时间： 2018年4月3日

采访地点：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云龙公园新村

整理人： 朱子君、何沐阳、王骅书、王金鑫

【老兵档案】

于占伟，男，1928年生，安徽泗县人。6岁入读私塾，1941年元月参加新四军，加入沱东区大队。1943年调至新四军第4师第11旅卫生学校学习，1944年毕业后仍在沱东区大队任卫生员。同年，经指导员李大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县大队医院工作。1946年编入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卫生处。渡江战役后编入福建厦门第10兵团。1950年后，调至华北空军第6航空学校，任航空医生。1955年，被授予上尉军衔。后担任静海基地卫生所所长。1958年，转业至徐州市机械局卫生所所长。参与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李庄战役、大李集战役、曹八集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泗县守备战、崂山战役、宿北战役、莱芜战役、红山战役、南麻、临朐战役、诸城战役、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等。

【关键词】

沱东区大队　新四军4师11旅　卫生员　华东野战军

一、童年记忆

我叫于占伟，今年90岁，安徽泗县人。我出生在中农家庭，相较于农村其他人家，日子过得还能凑合。家里兄弟5个，我是男丁中的老大，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加上爷爷、父母，家里有十多口人。

那时候我们家有11亩地，也有牛、驴等牲口。但即使这样，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还是深感力有不逮，每年都得缺个把月的粮食。没办法，我们只得向地主借账，收麦以后，纳粮还他。

我6岁上学，入读私塾。那时候我尚且年幼，是否交付学费早已忘却，不过教书先生同我有亲，是我一位叔伯爷爷的哥哥，算是我的爷爷辈了。所以，如果因为沾亲带故而免收学费，我想也不大可能，至少得有一点吧。教书先生教我，在当时我的感受中，和爷爷教孙子没有两样，毕竟他是爷爷辈，我是孙子辈的。在他的耐心教导下，我在四五年的时间里，逐渐习读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

未曾想，战争的骤然爆发，搅乱了我的人生轨迹，原本平静的童年生活，就此消失无踪。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进攻卢沟桥，日军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我们这里。大概是1939年，年份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形势越发败坏，四处有日军过境“扫荡”，土匪横行抢掠。当时谁知道能突然冒出来那么多土匪呢？就好像老百姓能一下子变成土匪，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土匪并非本地人，都是自外地而来，经常聚众而行，多达上百人，甚至有时能有七八百人之多，并持有武器。他们啸聚山林，攻击过官兵，撵过日军，气焰嚣张。官兵是最没有用的，很多都一同投靠了日军。

当时没有见到日军在庄上大肆烧杀奸掠，因此我们没有跑反一说，何况我们离泗县县城足足有30里路，也无处可去。日军乘坐汽车自泗县而来，“扫荡”地方，伪军（二鬼子）大多走在前方。但是，伪军也有独自出来抢劫老百姓的。记得我们庄上就有一个汉奸，是当时我们庄上的一个有钱地主家的儿子。跟着日军当了汉奸，竟还骑着大马回来显摆。一般老百姓最是痛恨汉奸，没有人愿意给日军当牛做马。

年幼的我们，学业难以继续，只得待在家中。最怕的是夜晚降临，不是这里着火，就是那里枪响，一会儿又有乡亲呼喊示警，“强盗来了！”我们常常是彻夜难眠。

二、年少从军

那时候，新四军彭雪枫将军的第4师第11旅在皖北津浦铁路沿线活动。我们庄上有一个请假回家探亲的新四军战士，和我们在一起时，不断地宣扬新四军怎么怎么的好。他说新四军战士都扛着枪，怪神气的，吃饭比老百姓吃得好一点。听着听着，我脑袋里已经开始羡慕起当兵的，羡慕新四军战士能够吃大米，吃豆腐，也羡慕他们坚定的精神。我的内心也一直有去当兵的愿望，因为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有时候也受地主的欺负，所以我就不想搁家里呆着，觉得当个老百姓没出息。我那时候尚小，还没有要为人民服务这般高尚的觉悟，只想要自己变得很强，有枪，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我祖父曾经在日军飞机轰炸时受过伤，那一年，祖父前往曹沟集赶集，曹沟集离我们家有几里路。那时候，民间的逢集，既是为了赶集，也要走亲戚，祖父早就准备顺道看我姑奶去的。我们哪里能想到，他竟然赶上两架日军的飞机轰炸。出门的时候好好的，回来的时候，却被炸得满身是伤。我一直在想，日军为什么要炸普通老百姓，我们又不是军队，又不攻击日军，因而从那之后，我对日军的仇恨程度，有增无减。后来新四军第4师的战士们也在我们村里不断宣传，号召乡亲们“不当亡国奴”！祖父的经历，新四军的宣传，逐渐坚定了我的决心，不想在家，非要当兵不可。

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有三个人，就同回家探亲的新四军战士说好，决定跟他一起去当兵。四个人一齐去了驻扎在蒙城县北部范集镇的县大队报名参军，范集镇离五河县不远。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得还算帅气，关键是读过几年书，再经中间人介绍，部队也同意留下我们。1941年元月冬，我13岁的时候，参加了革命。那时候我很小，身高还没有枪高。所以部队给我配发了一支马枪，骑马身上带着的那种枪，还有一套灰色军装，缝有新四军的臂章。

参军是我自己的想法，家里是不同意我去的。参军的第三天，我祖父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渡过大河，千方百计地找到部队，要我回去。我没想到祖父不知道我军驻地，竟然还能摸到此处，待看见祖父，不禁泪流满面。但是，我只能拒绝道：“那不行，我已经报了名了。”实在是没办法，部队已经报上名了，况且我说实话也不想回去。祖父闻言，哭哭啼啼地回去了。

县大队下辖两个小队，有千余人。平时有教官指导我们训练，训练如何用枪、扔手榴弹和拼刺刀。教官是共产党还是从国民党投奔而来的，我有些弄不清楚。只记得，教官非常严厉，尤其是在训练中吹哨子的时候。我年纪小，马枪质量也不高，打靶总是打不准。

新兵集中训练一两个月后，便全部分配到下面部队。我被分配至沱东区大队。沱东区大队，全称是淮北抗日根据地安徽省泗五灵凤县沱东区大队，是由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大队长龚建章，指导员李大军。抗日战争时期，沱东区大队活动范围较广，主要是在泗五灵凤县，其是由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几个县的一部分组成的。这几个县面积都不大，所以全部缩编在一起，组成一个县。我转到区大队后，区大队见我没有带着马枪，便分配了我一支小马枪。小马枪质量不好，容易卡膛。实际上，县大队领导下的区大队，没多大战斗力，一个区大队就百十个人，打大仗不行，只能打小仗。

我当兵之后的第一仗，是在殷涧镇外打的，那时候我才参军两个月。1941年3月，日军同伪军下来大李庄抢粮食，抢了粮食就跑，我们区大队为了保护老百姓和粮食奋起追击。敌人有百十个人，我们区大队也有一二百人，双方力量悬殊不大。他们目的是“扫荡”抢粮，抢着了，就边打边退，我们不吃他们那一套，死死咬住。我端着马枪上了战场，可惜还没打两枪呢，就又卡膛了。新兵第一次上战场，心里还是很紧张的，特别是枪声一响，就有点害怕了，怕子弹打在自己身上。

战斗打得很激烈。激战2个多小时，日军和伪军被打败赶走，我军打死打伤敌人各一名，我军战士受轻重伤各一人，缴获步枪2枝。其中有一人由于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大脑留下后遗症，被迫退伍了。此役过后，淮北便迎来了日军和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我军亦开始了33天的反“扫荡”历程。

后来我们打的大部分都是遭遇战，因为日军和伪军人多，武器精良，我军是麻雀战，是游击战，来回地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那时候每逢敌人下来“扫荡”，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打着退着。实际上，在1942年至1943年之间，可以说得上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县大队也一直呆在附近，连续几年都是来回地打游击。我们的区大队，更是一天一夜都能转几个地方。不过，频繁地转移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例如行军吃饭，很多时候，炊事员刚做好饭，敌人就打来了，还吃饭？吃什么饭！马上就走。

三、军医生涯

1943年，因为我年轻，长相端正，能够识文断字，上级便将我自区大队调至第11旅的卫生学校学习。能够选择我，关键还是我读过书，有点文化，那时候有文化的人很少，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但矮子里拔将军，还是可以的。

卫生学校坐落于皖北洪泽湖边芝樶，芝樶在天长一带，离淮河不远。卫校里的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可能有少数是日军或国民党俘虏。我们在这里主要是学医，科目有药物学、解剖学、生理学、战场抢救和英文等等，内容不少，都还蛮难的。解剖学要求我们会解剖死人标本，标本一般是病死的中年男性，没有女性，来源我们不是很清楚。战场抢救会教我们如何包扎，头部伤如何包扎，腹部伤如何包扎。其他的科目诸如手术、药理学、生化学都没有系统地学过，不过，当时鉴于当时日军释放化学武器，教员也会简单地说一说。

1944年夏，我从卫校毕业，又分回到沱东区大队任卫生员，搞救护工作。我的同学们有分到医院的，也有分到县大队的卫生队。此时区大队大队长和指导员仍是龚建章和李大军。我也算是区大队老战士了，重回老部队，还是蛮受欢迎的。区大队人不多，尤其是不打仗的时候，伤病较少，故我一个人平时也不忙，比较轻松。作为卫生员，为了防止突发状况，我一般随身带着急救箱，里面有红汞、碘酒、绷带、敷料、阿司匹林、救急水等等，大多是一些止疼、消炎、退热的常规药，用完了要到县大队卫生队领取。盘尼西林等特别药是很缺乏的，我们区大队是没有的，县大队卫生队可能有。卫生员也需要为老百姓看病。虽然部队药品稀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给老百姓开药，例如阿司匹林或片剂。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喝中药治疗。有时候，老百姓伤口发炎化脓，我会为他们开刀、排脓，再贴块敷料消炎。由于我们区大队的手术条件简陋，简单的手术，基本上也不会处理，直接送往后方医院。遇到战事，轻伤现场处理，重伤包扎止血后往后方输送。

1944年，我入了党，介绍人是指导员李大军，也是在李大军的指导下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有六个月的候补期，党费交得不多，当然那时发的钱也少，一个月发的钱都不够买牙膏。当时入党是秘密的，不公开，组织生活都是悄悄地过，负责人给我们一个暗示，就出去找一个小树林，或小河边，几个人围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主要还是怕打仗的时候，万一有同伴被俘把我们咬出来。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我们区大队至少有十多个党员，每个小组的组织生活，都是各过各的。别的小组成员我不是很清楚，我只认识我们这个党小组里面的党员。

我从家里跑出来，同家人有过通信。特别是在区大队的时候离家也近，上县大队卫生队领药的时候，我就能顺便到家里去转一趟。平静的时光总是很珍贵，转眼间战事再起。这年，我们在大李集同“扫荡”的日军干了一仗。我们区大队人少，日军人多，打不赢只能撤。记得有一两名战士受了伤，我包扎后架着他们往战壕里快撤，如果撤退不及时，被日军追上就危险了。

1945年2月，我们第4师第11旅和地方武装同日军500人在曹八集爆发了战斗。这一仗，我们区大队主要是配合第4师第11旅打，整整两天两夜，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伤亡非常严重。日军死不投降，大部分都被我军打死，我军乘胜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后来，沱东区大队被编入县大队，又穿过津浦铁路到路东，升入了主力部队。主力部队继续改编，但是像卫生员、医生，属于干部的，主力部队不考虑。我们重新穿过津浦铁路，又回到路西县大队，我则继续在县大队医院工作。不久，上面有消息一级一级传了下来，说是日军投降了。听闻，我心里真是高兴啊，八年抗战总算是熬到头了。之后，新四军成立了华中第七分区华庄医疗队，队长是郭兑安，我在第七分区华庄医疗队负责战场救护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泗县，泗县守备战爆发。我们淮北县大队、淮北戒备军和淮阳团坚守在城内。虽然国民党的炮火很激烈，但我军伤亡不大。一夜过后，上级命令撤出泗县县城。7月，崂山战役爆发。当时具体的情况我们摸得不是很清楚，大体上是国民党第75师一个加强营驻扎崂山，172师两个团驻守泗县。崂山山高地险，泗县易守难攻。上级命令，20号夜12点听泗县炮响为令，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一部、第8师（老8师）、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攻打泗县，我军三个警卫营强攻崂山，于12点发动总攻，激战七个小时，敌崂山守军全部投降，被俘700多人，崂山东院中有敌伤员8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我是助理军医，负责抢救伤员。

泗县县城城墙高大，夏季多雨，护城河水涨难渡。第8师一路坑道作业，打底、挖洞，炸敌人的碉堡，都不成功。一部分趁机攻进城内，敌人是广西的桂军，战斗力强，作战经验丰富，见状疯狂反扑，封锁了城门，使我军城里的伤员出不来，外面的增援进不去。战士们急得啊，被迫纷纷跳进护城河求生。泗县一战持续了三天，战况惨烈，我军伤亡很大，泗县仍然无法攻克，陈毅遂命令部队撤离。

接着，我们编入由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卫生处，卫生处下辖有一支较大的医疗队。12月15日，宿北战役爆发，我奉命在前线救治伤员。宿北战役是发生在宿迁以北，人和圩、晓店子、嶂山镇、邵店、五花顶、小牌坊等地，激战四昼夜，19日战役结束。69师师长戴之奇绝望自杀。共歼灭敌军三个整旅又一个团2万余人，成为华东战场重要转折的标志。

1947年2月，莱芜战役爆发，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5师受命参加，我跟随师部卫生处在前线救护。是役，只用63个小时，我军仅伤亡6000人，俘敌4万余人，加上被我击毙击伤的部分，歼敌6万人左右。

1947年5月山东的红山战役，是我终生难忘的。第4师朱绍清师长命令警卫营配合兄弟部队守卫红山，派我及另一位助理军医负责前线阵地抢救伤员的任务。红山上光秃秃的，到处都是大石头，根本无法建筑工事。我们武器简陋，而国民党军队却是全副美式装备，进攻先是飞机轰炸，再用大炮轰击，激起的石块同炮弹一齐砸向我们，接着敌人冲杀上来，炮弹、炸弹如冰雹般地四处倾泻。战斗空前激烈，我部伤亡十分严重，我一次一次地抢救伤员，将他们背下来。战斗中我的一只脚被敌人炮弹炸伤了骨头，眼见敌人如潮水般攻上来，我军的一个机枪手便决意背我跳下山崖，山崖是垂直的悬崖，有三层楼的高度，跳下悬崖后居然没有摔死，只是另一只脚也骨折了，既不能走，也不能动，好在担架队赶过来，便将我们抬到前线救护所，之后部队转移，我又被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总共养了两个月伤，伤愈归队，脚部残废，给我发了残废军人证件，还被评二等功。

1948年2月，华野2纵队从山东南下，3月中旬到达阜宁县城西北，与在苏中、苏北地区的第11纵、第12纵会合，组成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16日突破守军外围阵地，18日发动对益林守敌的总攻，我在师指挥部执行抢救任务，激战到天明，全歼守军7000余人。2纵队第4师师长殷绍礼 不幸牺牲。

淮海战役时，我们华野2纵主攻碾庄，伤亡不小。我在师部卫生处当医生抢救伤员。当时一个师都会设置卫生处，条件尚可，备有医疗器械和麻醉药，有能力进行一般的手术治疗，医生不分内科外科，一般的手术医生都要会做，且不论是开刀，还是截肢，我们都有了相应的器械。截肢手术是很普遍的治疗方式，在进行截肢手术之前，总是会告知伤员实情，但很多年轻的战士不愿意缺胳膊缺腿，不同意进行截肢，那时我们有个口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但实际上战士们受伤，手术后醒来发现自己缺胳膊缺腿，情绪是控制不住的，有发脾气的，甚至还有想自杀的。这种时候，只能靠政委、指导员来做政治思想工作了。除了截肢手术，主要还是枪伤、炮伤之类的外伤手术多，也做一些阑尾炎之类的小手术，当然都没有现代手术这般精细。比如肚子被打破了，肠子流出来，我们往往先用盐水洗干净再放进去，将肚皮缝上。如果肠子破了，那就先修补再缝上，如果是肠子破了好几段，就只能将肠子剪短再接上，伤到肠子还好办，可是伤到心肺、肝基本很难活下来了。淮海战役中，我军生俘杜聿明等高将领124人、歼敌55.5万余人，成为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

此后，我们抵达蚌埠，准备过江。当时我在第8兵团34军101师303团卫生员。100多万人的渡江部队统一受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我们师从镇江北面十二圩渡江。十二圩是一个中等城镇，国民党军2个团防守江岸，待到夜间，我们方才开始在战斗中渡江，直到天亮六七点钟到了江南。渡江以后，我们师先驻镇江，后又行军至南京下关驻防。接着，全师分散成单独的团、营，编入第10兵团，赶到福建，抵达厦门，准备攻打金门。我被编入团卫生队任医生。

1950年后，我们一个师并进空军，驻扎在天津阳春机场。不久，我奉调华北空军第6航空学校任航空医生。后来空军第6航空学校在涿县盖了校部，我们全体又搬至那里。我经过在北京南苑校部一年多的专业学习，毕业后专门为飞行员看病。一般来说，飞行员都是从陆军里面选拔身体条件优异者担任，他们高空病比较多一些。在面对诸如飞机高度迅速下降，海拔突然下降，飞行员负压，导致血氧发生变化，仍然会有耳朵、神经，甚至是心理方面的疾病，最常见的是飞行员初次上天心里恐惧，需要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指导他们如何在空中沉着冷静，慢慢适应空中的环境。作为一名航空医生，需要体会空中的生活，我自己也同飞行员一起飞过，那时候，我和校长的苏联顾问乘坐雅克-11活塞式中级教练机飞上高空。雅克-11教练机只能坐两个人，前边坐一个教练，后边坐一个学员。顾问带着我，从涿县飞到保定，再自保定飞回驻地。虽然理论上我是懂了点，但实际上，我还是不能适应，下来以后，我都想呕吐，一两天不能吃饭。很多飞行员也不能适应，有的心肺功能不好，有的肠胃不好，有的经常呕吐，都由我们医生进行检查，提出意见，选择是否淘汰。也有飞行员偷偷来找我们，试图留下来，当飞行员毕竟是很骄傲的。

在当航空医生期间，我吃飞行灶。空军灶别十分复杂，不同的灶别，配搭的营养也不同，分一到十二号灶，都由上级规定。其中十一号、十二号灶最差。教员吃六号灶，飞行学员吃七号灶，士兵吃十二号灶。我们只是驾驶学校的普通飞行呢，如果是驾驶高级飞机的驾驶员，或者是部队的教练，可能灶别更细。不管国家如何困难，空军的物资供给还是保证的，即使在1958年，牛奶、面包、黄油、鸡蛋、水果都少不了供应。后来我又调到静海基地，当卫生所所长，1955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8年，抗美援朝也完全结束，大批军人成建制地转业到西北、东北。我家虽然是安徽的，但由于我们师长的家属在徐州劳动局，帮我们这批干部集体转业到徐州，当时还拿了1000元转业费。

四、转业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在798场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她的父亲是烈士，是被日军杀死的。她和老二、老三、老五，四个都是当兵的，她在南苑机场211场做医生，211原来保密代号为“三十四行乡”，现在早已解密了。她原是护士，参加工作后学习医学，也成了一名医生。当时我还在涿县校部，我有一个战友姓周，和我从陆军一起到空军，正好分到妻子的单位，经他介绍我才和妻子相识，1955年我在河南亚克营结婚，到今年已有60余年了。妻子是部队职工，也于1958年在部队基地转业。

1958年，我到达徐州后，被分配到机械局卫生所当所长。机械局原本答应我，要成立个医院，结果也没建成，就这样一直干到退休。妻子本来应该回到北京的，但为了我，1962年转来徐州工作。不过在徐州也好，离我老家近。

我本有三个孩子，可惜老大生下来没有存活，现在一儿一女都在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