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邦：投奔哥哥当上新四军卫生兵

口述人： 王海邦

采访人： 王志龙、肖晓飞、王元萍、裴源

采访时间： 2016年9月23日

采访地点： 马鞍山市公安新村

整理人： 王喜琴、王骅书

【老兵档案】

王海邦，男，1928年5月生，河南周口西华县人。1938年国民党制造黄河花园口决堤，日军的进攻未能阻止，造成百万难民和河南大饥荒，王海邦与父亲衣食无着，1944年前往江苏泗洪县投奔在新四军4师抗大四分校的哥哥王殿邦，8月在哥哥引导下入伍抗大四分校卫生队。历任卫生队勤务兵、华东军政大学通信兵，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炮7师20团运输队任驾驶员，1951年入朝任运输队班长，全程参加上甘岭战役，1953年回国，赴宣城炮校学习、1954年转业，赴安徽省文化干校学习，1958年到马鞍山工作。

【关键词】

抗大四分校　华东军政大学　炮兵第7师20团　上甘岭战役

一、为了温饱去参军

我叫王海邦，是河南周口市西华县红花集镇张庄村人，生于1928年5月。家中父母健全，种自家七八亩地，生活马马虎虎，在庄上属于中农，父亲叫王富春。我兄弟三人，我是老二，哥哥1937年参军，也在部队，后来转业去了山东淄博，现在已经去世了，弟弟是小学教师，现在在老家。我小时候没上过学，系统接受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抗美援朝回来后去宣城炮兵学校学习了7个月，因为不识字又送到文化干校学了3年。

我是1944年8月参军的，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呢？归根结底还是天灾加上兵祸。河南是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但是天灾和兵祸让我们的日子无法再过下去。1938年，由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皖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约有千万人受灾，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

我们老家那里还算边缘的，结果土地全都没了，人不能不吃饭啊，走投无路之后只好去当难民。国民党政府组织我们去淮阳，离我们老家大概300里路。政府安排我和嫂子、父亲、侄子在淮阳当难民，母亲和弟弟则仍留在西华县老家。在淮阳逃难时政府给我们安排住宿，也会给我们派粮，不够吃就自己去搜粮，有时搜不到粮，有的老百姓多给点，有的不给，不够吃的话只能去讨饭。就这样我们在淮阳呆了一年多。期间我和父亲就做点贩卖农具的小生意。但是光要饭也不行，后来得知我哥哥在新四军4师，就是彭雪枫的部队，于是就去找我哥哥。

我哥哥叫王殿邦，1919年出生，上过高小，在农村不会干农活，我父亲要打他，他吓跑了，跑出来后参加我们县城的地下党，在前线打仗受伤后去了抗大四分校学习。在四分校毕业后，被安排在造弹药的一个单位，4师有个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土枪什么的。哥哥写信说他在做小生意，不能讲在当兵。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说家里有人是新四军，收到哥哥的信我们就准备去找他。在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后，我们就出发了。我父亲用独轮车推着侄子，我背着锅碗瓢盆，晚上随便找个地方，铺点稻草就能睡觉。沿路主要靠要饭，秋天路上的庄稼也会拿来吃。就这样我们凭着信一路摸索从淮阳到泗洪找到我哥哥，找到哥哥后我就参了军。我哥哥向领导报告了情况，领导就给我们安排事情做。我刚到部队是在抗大四分校卫生队，在江苏泗洪半城镇。父亲把我送到部队后就在部队炊事班干活，嫂子在部队服装厂工作，给士兵做衣服。后来父亲不放心，家里还有弟弟和母亲，想把母亲和弟弟接到部队来，回去找到母亲和弟弟再来泗洪，我们的部队却转移了，后来就失去联系。等到家乡的洪水退了，老百姓陆陆续续也回家了，要活命，地总是要种的，父亲就带着母亲和弟弟回家种地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整个部队去山东，后来从济南到苏州，1949年7月到南京，这时候称华东军政大学，部队驻在孝陵卫，专门培养排级以上干部。

二、抗大四分校

我1944年8月入伍，一直在抗大四分校卫生队。刚到部队，没什么想法，我就想着原来当难民没饭吃，现在有饭吃了，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干活，不要偷懒。抗大四分校全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创建，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所分校。抗大四分校由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兼校长，副司令员吴芝圃兼副校长，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教育长先后为刘作孚、刘清明、方中铎，支队领导成员任教员。邓子恢、张爱萍、张震、李干辉、冯文华、陈锐霆等都曾先后担任过抗大四分校的领导工作。在抗大四分校的日子是很难忘的。我们有政治课、军事课，部队有文化教员和政治指导员给我们上课。我在卫生队，主要学习包扎、换药。主要是帮助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打饭、打扫卫生。卫生队也分内外科，专门有医生救护伤员，做手术，有护士帮伤员换药，我从来没换过。我则只负责扫扫地、打打饭。那时候伤员主要是吃药，吃中药、丸药，很少打针。部队在南方生活还不错，吃大米，一天三顿饭，有时候改善生活能吃到馒头，还能吃到肉。部队里是没有报酬的，但是发衣服，穿蓝军装，冬天的衣服不是年年都有，有时候两三年发一次，夏天的衣服是年年有。衣服的料子是洋布，不是老百姓织的布，质量挺好。打内战到山东后，条件艰苦，吃得不好，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后，在山东三年多吃窝窝头，有时候好几天搞不到饭。现在想想，还是南方生活好些，北方生活比较艰苦。抗大四分校非常大，除了卫生队，还有军事队、政工队，每个大队分三个连队。卫生队的房屋就是老百姓的住家，住宿也在老百姓家，上课就在外面的场地上，印象中没用过地主家的房子。我们卫生队有100多人，女同志不多，队长倒是个女的。卫生队接待伤员最多时有几十个人，有从前线来的，也有学员生病来治疗的。这些伤员如果死亡的话，只能就地掩埋。

在卫生队的时候，日军经常来“扫荡”，所以部队经常要挪地方，日军一来，我们就躲到洪泽湖里去了，在小船上生活，船是附近老百姓的，有时候在船上要1连生活好几天，最多一次在船上呆过十几天。机关有事务长，吃饭就靠他们在岸上烧好，把饭送到小船上，我们医护人员和伤员吃的没什么区别，伤员吃的相对要好一点。在南方时，有时候会吃到鸡肉。抗大四分校是新四军的机关单位，不是战斗部队，所以我没见过日军。日军不定期来“扫荡”，去村子里杀人放火，我也了解许多日军烧杀抢掠的事，但没有亲身经历过。

伤员都是从前线受伤的，伤胳膊断腿的常有的事，恢复后有的还能上前线，有的不能战斗的就去后方或安排在其他机关，但没有送回家的。那个时候征兵不容易，兵源难搞，哑巴聋子也有来当兵的，去了部队可以当炊事员，挑水啥的，这些活都需要人。所以，只要你去当兵，部队都愿意要。抗战要扩大部队，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你不去，会来好多人强行把你抓去。我们的部队士兵大部分都是自愿的，一般都是部队去地方动员，宣传抗日，宣传日军烧杀抢掠，动员老百姓积极参军。

1947年，在山东的时候，我们有个洗衣班的女同志，被疯狗咬了，不久她也疯了。不得已把她关到小房子里，我们不敢去给她送饭，你要进去她给你身上吐唾沫，会传染给你。如果不把她关起来，她就会到处跑，最后这个女同志不幸饿死了。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很少有西医的针水，吃穿全靠解放区的老百姓。在山东，穿的是老百姓织的粗布，看上去粗糙难看，可是能发服装就已经不简单了。

卫生队的娱乐活动很少，我们平时也学唱歌，那时候也不会跳舞，就唱一些军歌。有时候也有文工团来唱歌，但来的很少。一般是晚会，过节的时候活动规模会大一些。

我在部队的日子里，没有回家探过亲，但请人帮忙写过信给家人报平安。我不识字，就找个识字的战友帮我写信，内容一般多是我很好，不用担心啥的。我1951年二三月份到了朝鲜，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回来。从朝鲜回来后，我父亲就去部队找我，让我回老家结婚，那是我出门后第一次回老家。

三、抗战胜利后辗转各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我们部队在淮安，听到消息后，我们都很开心，组织游行庆祝胜利。后来跟随部队去了江苏宝应，在那儿呆了几个月，1946年六七月份我们部队从江苏涟水去了山东，到山东后学校名字改成华东军政大学。这个时候我不在卫生队了，学校都分大队了，学员几乎都学军事，我调出来去了三大队通信班，一个大队分好多中队，我们通信班的任务就是上级有什么事或命令，上传下达，来回都是靠步行，没有自行车。

解放战争时期我是通信兵。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飞机大炮追着轰炸，我们部队天天都在跑，白天不敢跑晚上跑，一天跑100多里路，脚上都起泡了。解放战争时期，把整个山东跑了一圈，从东南跑到东北，从东北又转到西北。1948年解放济南时，我们在潍坊，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入的党，在部队表现好的，就可以入党，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张燕北，还有一个姓左的通信兵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候党员不公开，我们那几个人里你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党员通知开会的时候互相碰碰手，这都是秘密的，开会的时候通知小组，党员也是分在一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组也就几个党员，一个礼拜有一次组织生活。开会一般都是检讨生活，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意见，表示我们的党支部在正常运转。党员预备期各不相同，中农16个月，贫农三个月，我刚填的时候是中农，后来家乡被洪水淹了，没有土地，组织上就改为贫农，所以我的预备期是三个月，1949年1月份转正。

1949年渡江后，我们从南京去了苏州。1950年从华东军大调出来去了炮兵第7师20团运输队，在紫金山东边有营房。1950年下半年在南京学开汽车，学了几个月，教练都是从国民党过来的，汽车是从国民党缴过来的，学汽车就在中山陵，一个班4个人，那时候汽车都是烧木炭的。刚开始听说部队要打台湾，后来没打台湾，我们学开汽车的调到山东，在淄博学了一个多月。因为要打仗，坐火车去了沈阳，就把车子运到辽宁宽甸县，在沈阳苏家屯区开的全是苏联车，从浮桥过去去了朝鲜。

四、艰苦的援朝岁月

我是1951年二三月份入朝的。过了鸭绿江，跑大概二三百公里才能到达前线，叫三八线，我们一个队大概是20多辆车，刚到朝鲜开始搞防空哨，那时候全靠听，不打枪，敌机来了就敲脸盆子，哗哗哗……，一响后我们就知道敌机来了，赶快把车灯关掉。车全是晚上开，白天怕敌机轰炸不能开。我们在运输队，团里有好多炮，全靠这些车从后方仓库里运到前方，送到炮阵地。在路上经常遇到飞机，牺牲了好多小伙子，他们有的车子被击中着火烧掉了，有的被烧得就剩下那么一点，我们就拿坏油桶装上遗骸，在路边把他们掩埋了。

我后来被提拔当了班长，我们一个连队有七个排，一个排有三个班。我有个战友，他拉了一车子炮弹到前方去，我到后方去拉东西，路上遇了我们还讲了一会儿话，后来他往前方去了，我就往后方开，第二天我回来后，大家说他已经牺牲了，听说跟我讲完话没多久他就被炸死了。一个熟悉的战友突然就没了，感情上冲击很大，心里非常难受。最后怎么办呢？又没棺材，就锯一些碗口粗的树，给他弄个大棺材，那个棺材太大太重，几十个人往山上抬，埋他的那个地方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一夜一夜地开车真累得够呛，开一整夜，天不太亮的时候，得赶快找个地方找个山沟，拿树枝把车子盖起来，再去找朝鲜老百姓解决吃的。他们那儿不像国内，他们的门是能随便开的，一间房子就是一家人。你进去之后，拿灯一照，看哪儿有空位，你也不用给他家人讲，你要睡觉就把你的东西放下睡呗，把你要吃的东西放在他家门后边，他起床后一看，哦！家来了几个人，他就会给你烧饭，等到八九点钟把你喊醒叫你吃饭。吃的就是我们自己带的米面，没有菜，我们经常在一条线上跑，有时候不得已也会煮些老百姓的小青菜吃。吃完饭还不能睡，还要维修车，看看哪里有毛病啊，需不需要加油啊，直等到天黑了才能出发。那时候苦啊，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43天我都参加了，我们炮7师20团在这次战役中就伤111人，亡64人，全师发射炮弹5万多发，占战役发射炮弹总数的五分之二。我们每天夜里都在运弹药，炮和弹药都是苏联的，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我参加的上甘岭战役后来闻名全世界。

在运输队的时候，我们一个人配两颗手榴弹，一杆苏联冲锋枪。有一次晚上开车，中途休息时，我把枪搁在背包底下，走的时候拿起背包就走了。走了一段路想起来忘了拿上我的枪，赶快回去找到枪，那时候丢枪是要被杀头的。1953年7月，从朝鲜回来，当时中美停战谈判停顿时回国的，过鸭绿江后回到了祖国开心得不得了，在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很不容易。

上甘岭战役打过之后，要派一辆车回中国，步兵师师长要求找我们的人，给他们掩护，结果就找到我来执行任务。原来这个师长的老婆来前方了，这趟回去叫我捎带她。我心想：“这怎么带？前面就我和副驾驶两人，副驾驶还是个大个子，两个人坐驾驶室都够挤的，前面怎么坐？”最后没办法，我说：“你坐上去吧！”走到路上麻烦了，一根刹车管子断了，无奈之下脱下外套把刹车管子扎好，接着开车又出了情况，车子下坡时没有留神，车速陡然快起来，猛地一刹车，车身不听使唤撞到路边树上，我低头一看，底下就是悬崖，一眼看不到底！这下死里逃生可真吓得不轻。安全回来到了她单位，她给我吃这个吃那个，我寻思着糖我也不吃，香烟我也不抽，不如直白地告诉她：“你还是搞顿饭给我吃算了！晚上我就要走。”这件事每次想起都后怕哦！

抗美援朝回来后，部队安排我去宣城炮兵学校学习了7个月，9月去南京，我们部队是南京炮7师20团，当时住在汤山。过一段时间就转业了。1954年安徽发大水，需要干部，我就到了安徽，因为我不识字，被送到省文化干校又学了三年，省干校原来在六安苏家埠，学了大概三四个月，后来搬到无为，在无为呆了一年多，在巢县呆了不到一年，1957年到合肥七里墩，1957年底毕业。1958年2月，到马鞍山共青团工作，从此一直在马鞍山生活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