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情”定义

我好琢磨事儿，想其间的道理，虽非“思想家”，倒也好发谬论，惹人窃笑。这些思路想法不足为训，然既是“自我介绍”，就该如实陈述，有善不必顾虑自诩夸扬，有过莫加粉饰回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欢机械割裂、甲乙对立地理论古人的办法，以为那是没能真懂人家的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这是不是“折中主义”？或者主张好坏善恶是非正误都可不分，全无所谓？那又并非我之本意。不是要泯灭区分差异，不是要“和稀泥”。我想的是人们历来常常论到的一个“情”与“理”的对立问题。

人们送我一顶高帽叫“红学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顺水推舟——就拿《红楼梦》做例来比喻拙见。

依我看来，曹雪芹这个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来，可以互通，可以转化——通与化有一基本因子，就是“灵”与“情”。故曰“大旨谈情”“灵性已通”。故而石变为玉，玉化为人，本质有了共同的东西（性情，功能，作用，意义……）。

“石—玉—人”，这个“公式”甚至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曹雪芹是“东方达尔文”，也有他独创的“进化论”。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与“人”对立起来，还把“正”与“邪”调节了一回，生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的“怪论”，即他所写的一百零八位异样女子都是“正邪两赋而来”的奇才异质，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

这有没有价值？中国思想史的大著中列过这么一章一节的专论吗？讲“红学”讲了一百年二百年，不讲这个根本大题，那“红学”又是干什么？有它存在的必要吗？

多年以来，“家”们说了：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以“情”反“理”——故一个“叛逆者”（古代革命家也），云云。这种见解“古已有之”，至晚到“诠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已经大畅斯风了。

众口一词——就全对了吗？其实，雪芹的书中从来未尝反“理”。咱们先从“情”讲起。

“情”是什么？怎么“界定”？我的办法与词典不同，我曾说过：精，米之最佳成分也；晴，气候之最佳境界也；清，水之最佳状态也；菁，草之美也；倩，人之美也；请，语之礼也；靓，妆之好也……如此可见，“仓颉造字”，中有至理，循律以推，则可知：情，心之最高功能与境地也。

故人必有情，情之有无、多寡、深浅、荡垫……可定其人的品格高下。这儿就发生了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中华文化儒、道、释三大家，他们对“情”怎么看待和“处置”？

释迦牟尼，其人有情乎？无情乎？记得有一副对联，道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说得最好不过了。佛若无情，不会去受千辛万苦，只为了一个普度众生。众生都要普度，他心方安，难道世上还有比这更多情的人吗？

先师顾随先生讲一故事：玄奘大法师苦住天竺国十七年，一次忽见到中土传来的一把扇子，因而感伤而生了一场病。有人便讥讽说：“好一个多情的和尚！”顾随先生说：玄奘上人不多情，他会远涉万里，去国十七年而苦求真经（也是为了度人）吗？

正好，在佛经上“众生”一词或译“诸有情”，在中华古汉语，人也叫“含生”“含灵”。这就充分表明：有感情有灵性的，才能叫人，方够一个“生”字。

释迦牟尼遭遇的极大悲剧就是“情极之毒”（脂砚斋评贾宝玉），他为众生离苦，寻不到一个办法，最终认为“情”是一切苦恼的本根，离苦必须绝情断情！

儒们不大讲“情”，只讲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其实是把“情”伦理化、道德化，即人际关系制约化了。其实呢，一个真孝子，全是一片真情体贴父母的言谈行止。如果只凭的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概念”，一个“孝”字教条训话，他绝对成不了一个名实相符的“孝”者。此理最为重要，可惜人们却常常弄迷糊了。

所以，《长生殿》开头就大笔点睛，说是“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传概》之《满江红》）。而“戚序本”《石头记》第三十六回回前题诗中也恰有“画蔷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正谓此也。

见了此等历史语言，如只知“批判封建思想”而不悟中华古代人的情感实质，那就什么文学艺术也难多讲了。

道家呢？虽说是“太上绝情”，“至人无梦”，讲“涤除玄鉴（心）”，摒除杂思，一心守静，似乎无情了；可是“濠上”之游，庄、惠二人互辩“乐哉鱼乎”，知鱼之乐，非情而何？看来，古今大哲人，大智慧，无不为“情”的问题而大费周折，尽管貌似不同，实则“其致一也”。

说到此处，再看雪芹公子才人，就见出他的“大旨谈情”的见解主张，是非同小可了。

宝玉（雪芹的化身或幻相）的最大特点是“情不情”——以“情”心来对待那一切无情、不情之人、物、事、境。

他自幼率性任情，故有“狂痴”之罪名；但他最讲道理，故最能体贴他人——此即“理”也。比如，他心怜平儿，欲稍尽心意，却知她是兄长房中之人，亦嫂级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比如他在嫂嫂凤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为尽一礼，然又服膺书童茗烟之言，尽礼之后，还须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贺贤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举一可以反三，书中类此者，在在昭然，无俟枚举。

是故，雪芹未尝将“情”“理”绝对化起来，敌对起来，势不两立起来。说《红楼》是一部“反理教”的书，岂其然耶？

孔孟等圣贤，出于治国安民的好心，把“情”伦理道德化了。雪芹则是：在伦理、社会关系上，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即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颇与雪芹有相近相通之处。是以我说我不喜欢把事理人情割裂两截，制造人为的对立的那种识见主张。

我们中华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语从未废弃“情理”一词，相反，一直尊奉运用。宝玉不乐于高冠礼服地贺喜吊丧的纯“表演性”俗礼，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绝不可以举此以为“反理”之证。宝玉不喜功名禄位，也只因其间只有官气，而无真情——他特重者是一个“真”字。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对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俗世伪装，是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爱《红楼》，全在于此。什么“爱情悲剧”，什么“婚姻不自由”，还有“反封建”“叛逆者”等识见，那是另一回事，与在下的“思路与想法”，关系就很小了。

诗曰：

后贤难议议前贤，

“情”“理”相逢仇对煎。

细究中华文化史，

天人合一否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