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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一成十二岁的时候，添了个小弟弟。
可是，没了妈。
那是一九七七年。
其实那时已经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了，周围的邻居开玩笑地说乔一成妈是老蚌生珠。
其实那年母亲也不过三十五岁。尽管男人不争气，不顾家，孩子多拖累重，又没有什么光鲜一点的衣服，可是，隐隐的，总还有两分秀色。
街道计生办的人也来过，宣传政策，叫她把孩子做掉。邻居的阿姑阿嫂阿婆们都劝她别要这个孩子了，违反国家政策不说，又多添一张嘴，以后吃穿用度，上学成家，哪样不要成把的钱？现在又不似过去，饭锅里多添一瓢水就养活一个人。
母亲也有过犹豫，偷着跑了两趟妇产医院，到底没敢做手术。乔一成他爸晓得了，拍桌子打板凳，把她臭骂了一通，连带着街道干部与阿姑阿嫂阿婆们也吃了一通夹枪带棒的晦气话。
乔一成的爸叫乔祖望，他可没什么特别的儿女心肠。他只不过觉得，肚子里这小东西是他的种，谁敢弄死他的种？
邻居的阿姑阿嫂阿婆们聚在街口老槐树底下乘凉，一边纳鞋底，一边讲笑，悠悠地说：他的种？噢哟，他以为是他的种呢！
这话被小少年乔一成偶然听到了，他并不是特别地明白，却本能地觉得不是什么好话。于是恨恨地瞪着说闲话的人。恨不得眼里飞溅出火星子，把那些三姑六婆身上烧出一个洞来。
乔一成不能听别人说母亲的坏话，但其实，最最不能接受母亲怀孕的，恰恰是他自己。
他是那么爱着他的妈。那种爱意，堵在他的心里，塞在他的喉咙口，说不出来。
乔一成比他大弟弟乔二强大三岁。在出生到三岁这段日子里，他与母亲无比亲近，母亲把所有的注意与关爱都给了他。那段时间，母亲只上上午的班，拿极少的工资，回来后就把他背在背上做家事。记忆早已模糊，只有那种暖烘烘的感觉还在乔一成的心里。就像晒完了太阳，太阳下了山，可是身上的暖还在。
后来，陆续有了弟弟妹妹，母亲的精力分散了，而且，她也再不能只上半天班了。可是母亲对长子总归是有一些不同的，乔一成常常在上学前被母亲拉到用油毡子挨着墙搭出来的小厨房里，躲在杂物的后面那方窄小的空间里，吃着妈妈给他单独做的一个溏心蛋，滚烫的，可是为了不让弟妹与爸爸发现，他吃得飞快，烫得直吸气，这是他跟母亲共同守着的一个秘密。
乔一成已有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当然不是第一次看见母亲怀孕。可是早些年他太小，只懂得母亲的肚子鼓起来了，又瘪下去了，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弟弟或是妹妹。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母亲的这次怀孕，给已有了深刻的性别意识的十二岁少年乔一成一种鲜明的羞耻感，他严峻的瘦长的小脸儿拉得更长，他开始拒绝同学和邻居小孩的来访，他不再让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上自己家来做功课，而是利用小组长的权力把学习小组长期地安排在同组的一个小男生家里，他会像轰小鸡一样轰走靠近他家门的所有邻居小孩子。
母亲面目有些浮肿，两颊上生了大片浅褐色的蝴蝶斑，头发枯黄毛燥，扎起来也有些乱蓬蓬的，不复乔一成记忆中的丰厚柔顺。她挺着大肚子，在窄小的家中来来去去，臃肿笨拙得像一只大鹅，低头做事的时候，嘴会不自觉地嘟出来，使得她看上去像一个不认识的人，或是一个不相干的人。这一切，都叫乔一成不舒服、不痛快，又说不出来，憋得心里很难受。
乔一成父母祖上三辈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这个城市冬天严寒，夏天酷热，外地人无不怨声载道，可是本地人，却一味地忍耐，在忍耐中享受，平静得近乎安详。因此，他们的生活，无论幸福或是不幸，无不带着一点点悲壮的意味。这里的人似乎也无甚大志或是野心，不急不缓地得过且过地心安理得地活着。
那个年代，这个城市的角落，还有众多细如羊肠的小巷，最窄处只容一人通行，胖子就只能侧着身子过。这些小巷连接一片片旧式的院落与房屋，这些院落里、房屋旁还有用油毛毡和碎砖头搭出的更加破败的小棚子，用来做饭或是堆放杂物。如果从空中俯瞰，这些地方大约像是这个城市身上的伤疤或衣上的补丁，是这个城市一块块突兀斑驳的疤痕。
乔一成的家就在这样的伤疤或补丁上。
这是个老旧的院落，据传以前是一个小康之家的宅子，前后三进，现在住了有十来户人家。乔一成他们家在第二进，两间老式的屋子，被一个阴暗的堂屋连在一起，一间是父亲与母亲的卧室，另一间住着乔一成兄弟姐妹四个，都是雕花的木漆斑驳的窗子。
院子里是坑洼的青石砖地，年代久了，到雨天便积起一洼一洼的水。
这一天，正是雨后，那个乔一成偷偷喜欢的同班同学刘芳就踩着这一洼一洼的水走到了他家门前。
小姑娘穿着白衬衫与花裙子，露着细白的小腿，衣领和裙边上都有很细很细的蕾丝花边，带襻的黑皮鞋上溅了一些泥点。
刘芳的家住在乔一成家对面的街上，只隔了一道窄窄的路。那路解放前是一条臭河沟，解放后填平了成了路，这两年又弄了个花圃，种了玫瑰，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品种。花开的时候，街道叫人采了，卖给药房，也算是一项收入。
刘芳的家是这一带少见的高大门头，石头的，前后两进房，只住着刘芳一家，“文革”后刚还给他们家的产业。她的祖父是归国华侨，家里有一架钢琴，虽然是旧的，可是依然锃亮，琴键黑白分明。
那个年代，家里有一架钢琴，几乎等同于现在在东郊有一座别墅，就在美龄宫隔壁。
更稀奇的是，刘芳是独生女。这在班里的同学间更显得特别，同学们大多有兄弟姐妹，像乔一成这样家里有四五个孩子的也不算少。
刘芳是全班全年级小姑娘羡慕的对象。
刘芳跟乔一成是一个学习小组的，这两天她病了，这会儿来向乔一成问作业。
乔一成躲在屋子里，不愿意出去。
他越是在心底里喜欢她喜欢得要命，越是不想让她来自己的家。
谁知母亲竟然迎了出去，鼓着那样大的肚子，拉了刘芳叫进来坐一会儿，又从饼干桶里摸出两块硬得和石头差不多的饼干非要塞进刘芳的手里。
乔一成从里屋冲出来，用力把记了作业的小本子扔给刘芳，几乎有点恶狠狠的。他想，谁叫她来的？谁叫母亲拉她进来的？反正他从此不会再理这个叫刘芳的丫头了。
小姑娘的眼眶里浮起泪光，拿了本子走了。
母亲跟过来问乔一成：你怎么啦？
问了三四次，乔一成都不答话，也不抬眼看母亲一眼，闷闷地走到桌子前。
晚上，乔一成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的，小床吱吱嘎嘎响。二弟乔二强的脚叭地踢到了他的鼻子，他恨恨地拨开。
他听见卧室门口有细微的动静，一会儿，母亲走了进来，走到床边，俯下身子来看他。
从窗口透进来的柔和的月光过滤了母亲脸上的浮肿，使她看上去年轻明净，她头发上有月华晕出的一道浅浅的光，臃肿的身架隐在黑暗里，看不分明。这才是乔一成记忆里的，妈妈的样子，乔一成突然幸福得有流泪的冲动。母亲拍了拍他，他撒娇地哼了两声。
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与母亲最后的一次亲近。
母亲的阵痛是在第二天开始的。她收拾了一下，跟乔一成说，看好弟妹们，妈上医院去了。
本来，她是打算坐公交车去的，走到街口，疼痛又缓了些，于是她想，走几站也不费什么事，能省一毛钱，是一天的菜钱呢。所以她就走到医院去了。
到医院之前，她托邻居给妹妹带了个口信，她妹妹听说她要生了，就赶了过去。
这个时候，乔一成的父亲还坐在麻将桌上。
当然是偷偷在赌，屋子的窗子上拉着厚的窗帘，麻将桌上垫着厚实破旧的粗毛毡子。
乔一成的二姨找了来，跟姐夫报喜，说姐姐在医院生了个儿子，六斤重，不大，还算健康。
听说生了儿子，乔祖望也就哼哼两声，倒是桌上的牌友齐声道喜，要他请客。乔祖望手里没停，张口说：没问题没问题，叫人去买几笼小笼包来，同旺楼的！
大家一齐笑说：真是大出血啊，同旺楼！
眼看着他还要继续酣战下去，二姨急得上前拉他：你也动一动，去看看我姐，给孩子起个名字！
乔祖望一脸的不耐烦：有什么好看的，哪家女人不生孩子？她也不是第一次生，怎么这次就特别金贵了？要起什么名？今年七七年，就叫七七算了。
原先，四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排着下来的，乔一成，乔二强，乔三丽，乔四美。这个却叫了乔七七。
二姨气得跺脚说：你到底去不去？
桌上的几个人连声劝道：去一下去一下。看看放心些。
乔祖望把面前的牌一推：去去去！站了起来：在哪家医院？
二姨说了医院的名字。
乔祖望说：那么远？
二姨没好气地道：鼓楼医院近，住不起！
乔祖望说：叫辆三轮车。
二姨更气了：我姐快生了还走着去呢，你倒要叫三轮车！走走路不会走死人！
两个人一路口角往医院去了。
乔一成带着弟妹在家里等。傍晚的时候，他把中午剩下的饭用开水泡泡，跟弟妹们就着小菜吃了。吃完他收拾了碗筷，坐在堂屋的门槛上。
他看着青色的屋顶，瓦楞间有草冒出来，乱七八糟的一蓬又一蓬，青黄夹杂。初夏橙红色的落日挑在屋檐上，跟假的似的，好像伸手就能够到。
噩耗来的时候完全没有预兆，反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宁静。宁静使得不幸越发地猝不及防。
二姨突然奔了进来，一路跌跌撞撞地，一边气喘着一边对着乔一成说：你的弟弟妹妹呢？快点快点，锁好门跟我走！快点快点！
长大了以后的乔一成常常想起这一个傍晚的落日。
他还会想，那个时候，他年纪小，手也小，抓不住幸福。
而不幸，却由命运交到你的掌心，不要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