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关于苏轼的十个关键词

2000年千禧年伊始，法国巴黎，有一家报纸——《世界报》，它的主编叫作“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他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庆祝呢？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批专栏文章，讲述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这一千年中生活的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这家报纸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的苏轼（1037年—1101年）就是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苏轼有一百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的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笔、传略。当然，苏轼本人不写日记，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苏轼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写日记这事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扭扭捏捏了。苏东坡一生写过数千首诗词、八百余封私人信件。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种思想、旅行、人物、事件的记载——没有时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写给他的弟弟子由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前二十五年。

在他短短64岁的生命里，苏轼由于坦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权力阴影下，他的政敌非常多。他既是各个阵营对抗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大起大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他职业生涯中，他一共有三十次委任，十七次失宠或者被流放。今天他还是受人尊敬的高官，明天却什么也不是，被人蔑视，并受到责罚。

苏轼的命运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摇摆不定。他行千里路，经历过荣耀与不幸，担任过太守，也曾经是阶下囚，从中国的最西北到中国的最南端，从寒冷气候带到海南岛的热带气候带。

1079年，他甚至因为“欺君之罪”的罪名而坐牢一百三十天。他走出御史台监狱的时候，已经43岁，这一年，他被流放到黄州，即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他开始了新生活。

没有职务，也没有薪水，他成了农民，需要养家糊口。他找了一块坡地开垦，这块坡地被他称为“东坡”。这就是苏轼称为“苏东坡”的来历。在千年来的时光中，百姓更喜欢称呼他“东坡居士”。

一　豪放

联合国曾经评出100个影响世界的名人，苏东坡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只有苏东坡被称为文豪，他是古今第一文豪。

说到文豪，我们能想到谁呢？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博尔赫斯。在中国，我们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苏东坡。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凯琳：“接触了苏东坡的文章之后，我被他的那种自由自在、想象丰富的思想所吸引。”唐凯琳认为，诞生于中国的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如今是西方汉学家们探讨最多的中国重要人物之一，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文豪，首先在于苏东坡的广博。诗词文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以词论，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以文论，他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以书法论，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东坡仁慈慷慨，光明磊落，浪漫开明，单纯真挚，快乐欢愉，无忧无惧。他去世后大约一百年间，无数的文人为他立传，只有自由驰骋、无拘无束的灵魂才能够享受到他那份纯真。

如果说有宋一朝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那么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中国文明高峰中的高峰。

1061年，24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写出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文豪，其次在于苏东坡的文风。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敢于破除一切语言和体制的障碍，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又体现为其诗词文的豪放。

关于苏词的总体风格，在苏东坡生前，论说甚多，见仁见智，有“清丽舒徐”（张炎《词源·杂论》）、“韶秀”（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清雄”（王鹏运《半塘遗稿》）等多种说法。

绍兴辛未（1151年），也就是苏东坡辞世的半个世纪左右，“豪放”一词始流行。最有影响的当属豪放说，始见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

明代张在《诗馀图谱》中坚定地论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代郭麟有言：“（词）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代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灵芬馆词话》卷一）蒋兆兰也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词说》）

苏词之豪放精神首先体现在追求一种奔放不羁、纵情放笔、适性作词的创作境界，恰如他在《晁错论》所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词的创作中，苏东坡一任性情，或者说“气”的抒发，因此其词体现出的风格形式难免与传统观念——诗庄词媚——相左。苏词的豪放并不在于内容有多少豪壮的成分，而在于能超越固有观念，从而直抒胸臆，自诉怀抱，能“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苏词豪放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漓直泻的气势。这一点，陆游在《御选历代诗余》中的注解最为形象：“试取东坡诸乐府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词的豪放精神不同于后来的某些豪放派词人，像陈亮、刘过等人，他们作品中的豪放气息过于粗豪浅易，且缺乏内敛少余韵。而我们读苏词除感受到“天风海雨”般气势外，还能深刻地体会到苏东坡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味道，或曰“情味”——苏词的豪放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情味，那其艺术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他写给妻子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片深情缱绻。

他写送别词《临江仙·送钱穆父》。这首词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春苏东坡知杭州（今属浙江）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的老友钱勰（穆父）而作。当时苏东坡也将要离开杭州。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苏东坡批评吴道子的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首道别词里，苏东坡宛如立在纸面之上，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这种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恰恰是苏东坡的豪放之处。

苏东坡之情又是一种超越平常人的天才之情、旷达之情、豪放之情，因此在表达这种高情时，苏东坡作词便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而又无具体规范可循。这样一来，词就成为抒发其人生豪情的“陶写之具”，我自为之，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晁补之语）。

苏词的豪放，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动，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同时又很严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钱锺书说，李白之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东坡这种“豪放”。

苏东坡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或者说要求自己：“生、死、穷、达，不易其操。”今天，我们敬慕他的豪放，首先要理解他的豪放。这种豪放，不是一种完全无底线的无拘无束，而是一种有操守，有坚持，有定力、能力、魄力的放达。

二　博喻

苏子诗词的一大特色，莫过于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用譬喻入文，是轼所长。”

《百步洪》就是公认的反映他这一特色的杰作：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岩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师所呵。

这首古风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当时官知徐州军事，其中赋百步洪的部分是历来最为人所称赞的。诗在起首用了“轻舟南下如投梭”这个比喻后，在接下来的四句中，接连用了七个比喻，把长洪斗落奔流直下的声势、速度不断地以新的面目提供给读者，使人目不暇接。博喻其实是散文修辞概念，因为文章中不避“若”“像”一类字，而诗中往往忌讳用词与句式的雷同。在宋朝，苏轼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诗与文的界限，以散文笔法作诗，使人耳目一新。

苏轼善于设譬，不仅从这首诗得以体现，他的很多诗都以比喻精切而令人刮目。如《石鼓歌》中，他这样写石鼓：“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以四个比喻，写石鼓文奇特形状的字体。

又如《读孟郊诗》中这几句：“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越，竟日嚼空螯。”集中表现了孟郊诗“寒”的特征。这些比喻，都从各个方面描写，没有重叠烦琐的弊病。

苏轼的诗词文在西方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高洁出版了《苏东坡文轩》，翻译苏轼的十六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也包括苏轼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的简介。

曾经任职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韦纳先生为此书作序。他在序言中说：“本书的读者，一定会经验到当年济慈初读却泼门译荷马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三　瞬息

苏轼在散文中，特别善于把握生活、生命中一个瞬间的感受、领悟，用极轻快的笔调写出，为人世间留下种种欣悦的飘忽一瞬。

那是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仲夏之夜，苏轼和同乡道人杨世昌，舟行江面之上，见明月出东山，白雾笼大江。苏轼发思古之幽情，写下《前赤壁赋》。三个月之后，又写下《后赤壁赋》。现录前赋如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宋朝唐庚《唐子西文录》：“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谢枋得《文章轨范》：“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

元朝方回《追和东坡先生亲笔陈季常见过三首》：“前后赤壁赋，悲歌惨江风。江山元不改，在公神游中。”明代的茅坤甚至感喟：“予尝谓东坡文章仙也。读此二赋，令人有遗世之想。”

对瞬息的准确把握，对深思的精致描述，让前后《赤壁赋》成为千古绝唱。这两篇文章，奠定了苏轼作为文豪的江湖地位。

转过年来，苏轼还写有短短的月下游记《记承天寺夜游》，同样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因其即兴偶感之美，成为散文名作。

苏轼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唯此，一瞬方能成就永恒。

“风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所言，正是我们今天对苏轼的致敬。

谈到苏轼，不能不谈谈他所在的宋朝。有宋一朝是公元10世纪中叶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从建隆元年（960年）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陈桥兵变，废周称帝，到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其间共168年，历九帝，因定都于东京开封，史称北宋。从当年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到祥兴二年（1279年）元朝水军进陷南海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陆秀夫抱幼帝投海而死，其间152年，亦历九帝，因迁都临安，史称南宋。

我们知道，宋朝立国三百余年，虽然遭遇两度倾覆，但是皆缘于外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两宋共320年，在中国文明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这样的文化高峰，正是苏东坡成为“高峰上的高峰”的前提。

日本文人对东坡十分崇敬，甚至在东坡游览赤壁的时间，举行“拟赤壁游”会。享和壬戌年（1802年）前后，出现过以“宽政三博士”之一柴野栗山（1736-1807年）为中心的赤壁游会。柴野栗山是“东坡癖”。“柴野栗山常钦慕苏公，每岁十月之望，置酒会客，以拟赤壁游。”江户时代的人不只是欣赏绘画中的赤壁游，而且把日本某地方当作“东坡赤壁”，造出东坡赤壁的气氛，在那里泛舟，亲身体验赤壁游。

文久壬戌年（1862年）的七月既望，天下大乱，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也有热心赤壁游、欣赏赤壁游的风流人物，在游船上开茶会，乘船体验《赤壁赋》的境界。其欣赏方式是唱和诗文。唱和的方法有几种，如用《赤壁赋》的一句大家分韵作诗，全部用《赤壁赋》中的字作“集字诗”，甚至把《赤壁赋》中的句子放在句首。他们在自己的诗文中常说：“我们虽然没有在赤壁夜半泛舟赏月的机会，但是良友聚会，一起喝酒，欣赏美丽风景，在日本也完全可以欣赏东坡赤壁游之境界。”

在明治（1868-1912年）和大正（1912-1926年），长尾雨山（1864-1942年）和富冈铁斋（1836-1924年）是“东坡迷”文人的代表。长尾雨山的赤壁会就是最盛大的“摹拟东坡赤壁游”会。他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赤壁的画和其他有关东坡的东西，都摆在赤壁会的每个会场里，“怀念永垂不朽的伟大高尚人物东坡先生”。

在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那天，举行“寿苏会”，这是长尾雨山、富冈铁斋独创的。他们收集有关东坡的书、画、文具等东西，摆在寿苏会的会场里。他们于1916年、1917年、1918年、1920年、1937年分别开过五次“寿苏会”，还把在寿苏会上所作的诗文编成《寿苏集》。

1922年9月7日（阴历七月十六日），东坡《赤壁赋》作后的第十四个“壬戌既望”，这样敬慕苏轼的长尾雨山等人模仿苏轼，广纳好友，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京都赤壁会”，隔着日本海，穿越时间和空间，向苏轼致敬。

四　信笔

宋代的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排名第一的就是苏轼。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则自称：“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苏书给人的第一直观感就是丰腴，以胖为美。赵孟頫评苏轼的书法是“黑熊当道，森然可怖”。黄庭坚也认为苏轼书法用墨过丰。正因如此，在苏轼的书法中，极少看到枯笔、飞白，而是字字丰润。如《次辩才韵诗帖》。

但这只是表象，苏轼的作品表面看起来很随意，很柔软，可是他的刚硬都在里面。

这柔中带刚，来自苏轼一生坎坷——使得他的书法风格跌宕。所以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例如《黄州寒食诗帖》，写于宋元丰五年（1082年），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政治上的失意，让他感到落寞无比，于是在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他写下了两首五言诗：

一曰：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少年子，病起须已白。

二曰：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书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故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笔酣墨饱，神完气足，恣肆跌宕，飞扬飘洒，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体现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状态。难怪黄庭坚叹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苏轼“无意为书家”的书法作品，其信笔处往往是情在胸中、意在笔下、心手相畅的结果。其酣畅淋漓表现出来的“烂漫”，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认为：“在东坡，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正所谓东坡信笔处，在在藏乾坤。

五　戏墨

2018年11月26日晚，苏轼水墨画《木石图》在香港佳士得专场拍卖中，以4.636亿港币拍出，约合人民币4.112亿元。

该画作画面内容很简单，是一株枯木状如鹿角，一具怪石形如蜗牛，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用笔看似疏野草草，不求形似，其实行笔的轻重缓急，盘根错节，都流露出苏轼很深的写意功底。

苏轼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致力于绘画。苏画是典型的文人画，重写意，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轼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

关于绘画要突出其中意理，苏轼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论述。

《净因院画记》：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

《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

《传神记》：

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

法国作家克劳德·罗伊（Claude Roy）于1994年写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里面介绍了1092年苏东坡和他的学生米芾（永州太守）比赛的故事。克劳德·罗伊这样写道：“人们准备了两张桌子、三百张最好的纸、美酒和小吃。两名仆人负责磨墨。他们只需要安心比赛。苏东坡和门徒选择了永远不会厌倦的主题：竹子。苏东坡喝了一点酒。等到天色变暗，夜晚来临的时候，三百张纸全部画完。”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苏东坡的诗，也是他的信念和追求。

在宋代，欧阳修、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东坡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他放弃形似，强调精神的表达，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艺术风格上，“萧散简远”“简古淡泊”，被苏东坡视为一生追求的美学理想。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从古文运动的质朴深邃，宋代山水的宁静幽远，以及宋瓷的洁净高华中，体会那个朝代的丰赡与光泽。

这是一场观念革命，影响了此后中国艺术一千年。

徐复观说：“以苏东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画作画，他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去，岂有不发生重大影响之理？”

文人画固然一脉相承，但在每一个世纪里都有不同的表现。在11至12世纪，李公麟以春蚕吐丝般的细线表达古意；米芾以平淡含蓄的烟云世界与世俗对抗；米芾的公子米友仁是一个可以画空气的画家，在他的笔下，空气有了密度和质感，与宋纸的纹路摩擦浸润，产生了一种迷幻的效果。而在之前若干个世纪的绘画中，空气是完全透明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画家的视线，更多地被事物本身的形状所控制。

尽管“文人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定义，苏东坡的论述也是零散、随意的，但它作为一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沁入千年的画卷中，提醒画家不断追问艺术的最终本质。后世的艺术评论家把这概括为“永远的前卫精神”，认为“这个前卫传统之存在，无可怀疑的是中国绘画之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根源”。

驸马都尉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创作一幅传世之作《西园雅集图》，讲述当时文人的雅集。这幅画的画面上，有主人王诜，有客人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襄、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圆通和尚、陈碧虚道士。主友16人，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

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创造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16位社会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际会，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童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

米芾为此图作记，即《西园雅集图记》：

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有评论家曾将苏东坡的艺术称赞为具有印象派色彩的艺术观念。这样算来，苏东坡在绘画上的创新特质和革命精神，比西方领先了整整八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艺术才逐渐在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那里，开始脱离科学的视觉领域，转向内心的真实性。他们不再对科学的透视法亦步亦趋，而是重视自己内心的感觉，从而为西方开启了主观艺术的大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等艺术派别应运而生。

苏东坡所领导的这场艺术革命，与宋代文化的内向型发展有关。唐的气质是向外的、张扬的，而宋的气质则是向内的、收敛的——与此相对应，宋代的版图也是收缩的、内敛的，不再有唐代的辐射性、包容性。

唐朝的版图可以称作“天下”，但宋朝的版图只能说“中原”，北宋亡后，连中原也丢了，变成江南小朝廷，成为与辽、西夏、金并立的列国之一。

今年是长安建都1400年。1400年前也就是公元618年的大唐王朝，那一天是那一年的端午节，唐玄宗李隆基将唐都建立于隋代大兴城基础上，兴建了长安。

一千余年后，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见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两位风云人物抵膝畅谈。池田大作问道：“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毫不犹豫地回答：“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池田大作哈哈大笑：“那么，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这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国精神的文化符号。开放的胸怀、开明的风尚、包容的气度，纵使今天的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都无法与之比肩。

没有有唐一代的恢宏，就没有有宋一代的深沉。如果说唐朝推动中国向广度延展，宋朝则推动中国向深度夯实。

六　佛老

宋代的佛教思想很盛行，苏轼的母亲程氏就信佛，苏轼本人对佛家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当时的士人、诗人多有僧人朋友，所谓“宰宦多结空门友”（杨亿语），苏轼的朋友中比如佛印、惠崇、参寥子等都是出家人，他们在苏轼的人格构建上也起了一定影响。

在黄州半监禁的时候，苏轼开始深入地钻研佛学，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以后的作品也就比较多地染上了佛家思想的色彩。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自白：到黄州后“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当然他这并不是真的“痛改前非”，“归诚佛僧”，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他焚香安国寺，主要是将“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

道，有两重含义，一为道家思想，一为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是颇为复杂的问题，简单说，道教是宗教，追求长生、成仙；道家是哲学思想。苏轼八岁入小学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自幼喜读《老子》《庄子》，曾云：“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文集中引用《庄子》的地方有1000多处。苏轼从道家这种讲全生避害的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但并不消极逃避，同对待佛家思想一样，只是为我所用，而不拘牵。

在贬谪黄州期间，佛老思想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应对贬谪的哲学武器，大凡士大夫遭贬，都用以排遣。佛老思想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毁誉、得失看作毫无差别的东西；另一方面佛老思想又帮助他把问题观察得更通达了，在一种旷达的态度背后，他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这一年，他64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据说，最后陪伴苏轼的，除了他的家人之外，还有他的好朋友维琳方丈。大和尚建议他在不多的日子里，多念念佛经。苏轼笑了，这些年，他见过了太多的大德高僧，但是，他们最后都不免一死的结局。鸠摩罗什也不免一死，对吗？公元4世纪，鸠摩罗什从印度来到中国，将三百本佛经译为中文，然而，他也不免一死。

——想想来世吧！（“端明宜勿忘西方”）维琳方丈建议苏轼说。

——西天也许存在，不过到了那里又能怎么样呢？苏轼说。

——这个时候，你不妨试试看。维琳方丈建议。

——试，就不对了。

这是苏轼留给维琳方丈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西方的极乐世界跟自己的现状不是脱节的。两周前，他写信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我们重读苏轼的这句词，是否心中有别样的感伤、忧思？苏轼的这首词写于公元1082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春季。三年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三月七日，苏轼与友人出游，在沙湖道上，风雨忽至。拿着雨具的仆人先离开了，同行的友人都因进退困难深感狼狈，只有苏轼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过了一会儿天晴了，于是写下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公元1101年3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此时，他仿佛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尾声，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样一份萧瑟之中的云淡风轻，风雨之中的光明朗照，不为世事所累的大从容、大自由，只有那些纵使整个世界被放逐，也永远不自我放逐的人，才能够领悟。

七　手足

苏轼和苏辙关系很好，两兄弟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挂念着对方。兄弟二人在人生的旅途中，诗文酬唱寄赠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如果不包括文章书信的话，两人仅诗词唱和就近两百首。

苏轼中秋怀人之作，大多是为苏辙所作，其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千古绝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将手足之怜念，离别之伤感，人生宇宙之哲理写成极品。更有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兄唱弟随，在苏轼写了这首词的第二年，兄弟二人在徐州相聚，苏辙也作了《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回赠其兄，写欢聚的喜悦和即将离别的伤感。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

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

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

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座中客，翠羽帔，紫绮裘。

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

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

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兄弟二人志趣相投，都以文章名天下。苏辙说：“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题东坡遗墨卷后一首》）苏轼则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

在仕途上，兄弟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苏轼恃才傲物，不合时宜。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苏轼一生数迁，一次牢狱之灾，数次贬官远地。苏辙多次为兄补台，一生基本平稳，曾官至副宰相。

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苏东坡罹祸下狱，被关入御史台的监狱，走出已是漫天飞雪，在这里他被关押了130天。这期间，苏辙倾其所有，上下打点。苏辙呈上去的《为兄轼下狱上书》这份奏折，不断地为兄长做无罪辩护。这篇文章，字字惨淡经营，堪比李密的《陈情表》。苏辙说：“子瞻何罪？独以名太高。”也因为这一文章，苏东坡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最终被发配黄州，这是心高气盛的苏东坡在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如此大的落差。在黄州，没有人理解他，他给朋友写信，但是都石沉大海。苏辙与兄同遭惩治，被贬官外放。之后，苏辙升官至尚书右丞，而苏轼又遭人排挤，心灰意冷，乞求外任。苏辙因此也连上四札，同乞外任，以追陪兄长左右。

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雷州。五月十一日，两人相约于广西滕州见面，这一年，苏轼六十岁，苏辙五十八岁。相处一个月后，六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分手，从此作别，直至苏轼五年后病殁常州，再无缘相见。苏轼去世前，因为见不到苏辙而大憾大恸，苏辙接到噩耗则“号乎不闻，泣血至地”。苏轼去世后，苏辙安葬兄嫂，照顾两家家小，史称“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

苏轼去世后，苏辙满怀深情地怀念兄长：“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宋史·苏辙传》中也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二人就是这样互相推重，互引为知己。

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苏轼给苏辙写了一首诗，在这里真实地表达了他对苏辙的手足之情：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

如此深情，令人感伤不已。

八　涅槃

苏东坡是一个生活家，他爱玩、爱吃、爱旅游、爱交友，无所不爱，纵使在最艰难、潦倒之时。

他一次次遭遇劫难，却一次次在劫难中涅槃重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热爱生活，他的身边有一群与他一样热爱生活但又同生共死的朋友和家人。

他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他在《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中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他在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苏轼最有名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他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到她，想到两人的隔绝，内心十分悲伤，而写下的。他写出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千古名句，写出了自己的深情。

公元1093年8月，苏轼第二任妻子病逝，苏轼悲恸万分地写下《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表达了对妻子的万千情感，言“泪尽目干”，“惟有同穴”。苏轼死后，苏辙满足了他的这一心愿，将他与第二任妻子同穴安葬。

正室贤德，小妾贴心。朝云说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足见二人心意相通。苏轼在杭州三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颠沛不已，又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布衣荆钗，无怨无悔。

在苏轼61岁的时候，朝云去世了。苏轼很是感到悲伤，同样写了一首悼亡词：

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

渡波清彻映妍华。倒绿枝寒凤挂。

挂凤寒枝绿倒，华妍映彻清波。

渡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

这首词的题目是《西江月·咏梅》，是一首回文词，上下片用字完全一样，只不过改变了汉字的顺序。

苏轼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林语堂说，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轼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们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把肉煮熟之后，再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这就是东坡肉。

苏轼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苏轼还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作东坡羹。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饭菜同时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你看，苏轼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存在。经他之手，普通的肉变成东坡肉，普通的汤变成东坡羹，普通的烧饼变成东坡饼，苏轼“自笑平生为口忙”，光是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菜肴就可以摆满一桌宴席。甚至，原本普通的帽子变成了子瞻帽（“乌台诗案”后，苏轼把乌纱缝在帽子上，以与他人区别），原本普通的竹笠变成了东坡笠，原本普通的西湖变成了西子湖。

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是苏轼的过人之处，同时，这也更显示了人们对他的喜爱。苏轼是一个感伤的人，又是一个能够化解悲伤的人，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始终能超越苦难、保持着快乐。

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姜茶，吃瓜子，炒蚕豆。中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老饕赋》，大意是说：世上顶级的一顿饭，要最好的刀具、餐具、水源、柴火；最新鲜的肉、螃蟹、樱桃蜜、杏仁糕、半熟蛤蜊；最美的美女弹琴悟道；最精酿的葡萄美酒和雪花茶。这样一篇通篇讲吃的文章，我们不妨称之为《美食家赋》，然而，在文章末尾，苏轼写道：“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那么，你现在还认为苏轼所写，仅仅是简单的美食吗？

苏轼请客，会自告奋勇去取他自己酿制的酒。有一次，客人饭都吃完了，他还没回来，大家都去找他，最后发现他直接醉倒在了酒窖里。

苏轼晚年，被仇人章惇放逐到海南儋州。原因是章惇听说苏轼在惠州待得还挺惬意，气急败坏地说，那就让他去儋州吧，据说苏子瞻的“瞻”和儋州的“儋”更搭配。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仅轻一等的处罚。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62岁的苏轼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儋州市市长（军使张中）看他可怜，悄悄违抗宰相的命令，给了他一间漏水的官舍。但还是被人告发，赶了出来。没有房子，就自己盖。于是他白手起家，在山上修了一栋草屋，取名叫“槟榔庵”。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两父子经常热得面面相觑，像两个苦行僧。苏轼呼气吐气呼气吐气，没有吃的，他就在山里采摘苍耳和青菜熬汤。然后，他张开嘴巴朝着阳光的方向，说能解饿。

吃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件大事，苏轼无事可做，无书可读，便与儿子苏过抄书。在《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中他说道：

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

多么超前的苏轼！我们今天在微信里常用“呵呵”这样一个词，表示开心，也表示无奈，“呵呵”，其实，这个词的发明权在苏轼，他在儋州给朋友们写信，据说用了四十多个“呵呵”。

如此“呵呵”，其实是人生的达观和幽默。苏轼到处都能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有一种达观和幽默的态度。

“乌台诗案”中，妻子和儿女送苏轼出门，都大哭。苏轼回头对妻子说：“你难道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也作一首诗送给我？”

原来杨朴是位草根诗人。宋真宗泰山封禅以后，遍寻天下隐士，得知杞地人杨朴能作诗。皇上把他召来问话的时候，他自己说不会作诗。皇上问：“你临来的时候有人作诗送给你吗？”

杨朴说：“没有。只有臣的妻子作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皇上大笑，放他回家，并赐给他的儿子一个官职来奉养双亲。

后来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岛，当地无医无药，他还不忘自我调侃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眼花缭乱地贬谪，马不停蹄地迁移。宋代士大夫多有过贬谪的经历，而且多能以较坦然的态度来面对。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遭横逆机，当如醉人之受骂辱。”但苏轼无疑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真正做到了“扬弃悲哀”（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语）。

苏轼在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深刻品味到了命运的诡谲、官场的蹭蹬。他在人生的得意与失意的巨大落差间，仍然能够“扬弃悲哀”，构建超然自适的精神家园。恰恰是这种适情适性的达观精神、随遇而安的襟怀，让他一次次如凤凰一般，在火中涅槃，死而复生，甚至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人间。

九　为官

有人将苏轼一生的活动足迹做成了地图，发现他竟然走出了一个“中”字。换成城市分布图，可以看出苏轼去过大概90座城市，可以说一生都在路上。

除了出生地，苏轼走过的主要的地方有18个：栾城（祖籍地）——眉山——开封——凤翔（今宝鸡附近）——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南京）——登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惠州——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常州——郏县（归葬地）。

在这些地方中，杭州给苏轼带去了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苏轼曾于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又于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前后加起来五六年，做了如下事：

——清理运河淤泥。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运河里的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

苏轼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周边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茅山运河流过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市中心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轼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它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性地保证了运河的水位。这套办法使得运河的水深到八尺，老百姓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解决吃水问题。杭州人民的供水是个主要问题，在此之前，历代也想过很多办法，如修建水库，把西湖的水引入城中，但是管道损坏严重，居民们只能吃带咸味的水，西湖的淡水则需要花钱买。苏轼新建两个水库，用陶瓷管代替以前的竹子管道，淡水由一个水库引向另外一个水库，这个工程建成以后，杭州居民家家都有淡水吃。

——清理西湖。苏轼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上杂草丛生，淤泥阻塞的面积已经有十分之三，第二次来杭州，西湖上的淤塞已经有一半了。

苏轼非常伤心，他上表高太后，说如果再不治理，20年以后西湖就会被野草遮蔽，而城中的居民再没有淡水可以吃。高太后一直非常支持苏轼，她立马批准并且拨钱与他。苏轼和工人费时4个月，将西湖的杂草淤泥清理干净。为了让西湖不再杂草丛生，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从而发挥了西湖的食用价值。

——筑造苏堤。但是这么多的草和淤泥要运到哪里去？苏轼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在湖面上筑了一道长堤，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之间的距离，更留给后世一道杨柳阴阴、风景如画的苏堤。后来苏轼的政敌还因为此事弹劾他，说他为了观赏美景，劳民伤财。

——兴建三潭印月。准确地说，如今的“三潭印月”并非苏轼修建的，却是因他而起。当年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划分了一些区域，有些地方可以种，有些地方不能种。苏轼在西湖里修了三个石塔，塔以内的区域不能被菱角侵占，因为种菱角会形成淤泥，淤泥会再次阻塞西湖。明代一位县令仿苏轼把西湖的淤泥捞出来筑了一个环形堤，专门用来放生，又在湖中原苏轼建塔的附近，重新建了三个石塔。这就是“三潭印月”。

——赈济灾民。苏轼来杭州的第一年，收成不好，米价开始猛涨。苏轼颇有远见地筹米存放在仓库，以抑制米价或应付荒年。第二年五月份，暴雨开始倾泻，且没有停止的意思。苏轼到处买米，并且写信奏请朝廷拨米给杭州，还请求朝廷同意他们用绸缎来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

苏轼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所以他不停地呼吁买米、存米，甚至七次上表朝廷请求拨款。朝廷的款是拨下来了，只是在下方官僚执行的过程中，被层层剥夺。苏轼痛心疾首、忧思甚重，他曾写信给好朋友倾诉：“谁可以帮帮我？”

——建医院。苏轼在杭州当太守时，会把一些药方贴出来，让老百姓用。他吩咐搭建粥棚，为穷苦的病人煮粥；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跑，给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后来他在众安桥那里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多个病人。他还亲自主持配制了“圣散子”这味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救了不少传染病人。后世也用于临床。

爱民如子，视民如伤。

苏轼在任时，经常会帮助老百姓做一些实事。有一次，有人控告一个卖扇子的欠钱不还。苏轼把这个人带回来询问。卖扇子的诉苦说：“不是我不还钱，是我真的还不起，今年天老下雨，人们不需要扇子，我的扇子都卖不出去呀！”

苏轼让卖扇子的给他拿一些扇子过来，提起笔就在扇子上题字作画，花了一个小时，画了20把扇子。然后丢给卖扇子的：“拿去卖吧！”卖扇子的还没走出官衙，扇子就已经被闻讯赶来的人抢购一空了。

十　担当

苏轼一生，不是被贬官，就是奔走在被贬官的路上。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我品评：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写过一首《咏桧》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人到皇帝那里告状，说这是暗喻皇帝昏庸，皇帝分明是真龙，他到地下求真龙，这不是谋逆吗？好在神宗还很明白，说这分明写的就是桧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每次，他写一首诗、一阕词，世间便争相传颂，同时也有人争相注解，总有人从里面看出他的皮里阳秋、暗度陈仓、皮笑肉不笑的反动言论。

他到底会做官吗？如果按照官场规则来看，我认为他不会，但是如果按照爱民如子、造福一方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官。

不能否认，苏轼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高智商”天才。他是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最为杰出的“学者型官员”之一。在北宋，知识被视为获取权力的关键，成功和威信往往通过高级职务得以实现。根据我们的考证，他在20岁的时候在当时京城开封参加了最难的考试（即举人考试），由皇帝亲自监考。随后，苏轼在四百名举人中名列第二。

然而，“低情商”让他一生注定不识时务、不懂世故。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两个极端里往复——飞黄腾达和倒霉透顶。在这两个极端里，他的气质、性格、才华、禀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先说他飞黄腾达的时候。

苏轼曾在密州当知府。知府乃一州之长，是可以直接进入朝廷当宰相的大官。但密州是穷乡僻壤，苏轼到这里工资就减少一半，家里粮食也不够吃，每年还要做四件事：消灭蝗虫，赈灾救灾，捉拿盗匪，绕城拾婴。“绕城拾婴”，就是每天带着衙役在城里走一圈，把穷人家丢在路边的婴儿拾回来，搁在衙门里养着。他为此颁布一条政令：凡愿意领养弃婴的人家，可以免除三年赋税。这是在密州当知府，和百姓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苏轼！

徐州，本是繁华之地。可苏轼运气不好。他到这里当知府，就遇着黄河决堤，水困徐州，满城百姓，仓皇出逃。眼看徐州人的房屋等产业将被大水冲刷，等他们回来时，都将是一无所有的乞丐了，苏轼当即表示：愿与徐州共存亡。他动员百姓留下，和自己一起抗洪。他每天身披蓑衣、手执铁铲，和青壮男子一起，开河道引水，筑河堤挡水。洪水围困徐州，整整三个多月。三个多月里，苏轼没有一天离开过抗洪工地。最终，徐州秋毫无损地渡过了百年不遇的水灾。这是在巨大灾难面前，甘与百姓共生死的苏轼！

苏轼还在定州当过知府。定州乃北宋的边陲重地。苏轼在这里整顿军务，组织民兵，加固城墙，重铸大炮，像一个地道的军事家，建起了一道抵抗外敌入侵的防线。

苏轼在杭州，大家都知道他疏浚运河、治理西湖等。但是，他在杭州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官办医院“安乐坊”，免费为穷人治病疗伤，这事可能有的人并不知道。

湖州，是个水患连年之地。苏轼到这里当知府仅仅四个月，就准备好了治水方案。但这时，朝廷派人来逮捕他。苏轼得到消息后抢在被捕之前，把治水工程布置了下去。这时的苏轼，是个大难当头首先想到百姓利益的苏轼！

以上时期，苏轼在各州当行政一把手，有时还兼任各路兵马钤辖（也就是军区司令），手握军政大权。这些时候，都是苏轼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不仅做到了自身的清正廉明，还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就有一句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言，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谓“达”，指的是仕途顺利、手中有权；或者说生意兴隆、手中有钱；或者说声名卓著、具有影响力。有权、有钱、有名，人处于顺境，就是“发达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发达”的人要“兼善天下”。就是说，你的处境改善了，就要尽你所能，让别人、让社会、让国家和民族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不仅掌权者应该“兼济天下”，每个具有某种条件的“达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兼济天下”。苏轼，不仅“达则兼济天下”，在他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依然不忘“兼济天下”。

苏轼在黄州当农民，不仅耕田种地养活了自己一家，还成立了“育儿会”（也就是“孤儿院”）。因黄州贫瘠，百姓穷苦，一家养活两个孩子都很困难。倘若还有第三、第四个孩子出生，这家人就会把婴儿摁在水里淹死。面对这样的残忍，苏轼带头出钱又向人募捐，让有钱人家每家每年捐出一千钱作为会费，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孤儿院”，挽救了许多的小生命。

苏轼被流放惠州，因其声名卓著而具有影响力，于是设法把闹水患的沼泽地改造为西湖，又在湖上架起两座桥以方便人们往来。帮助当地改革纳税制度，以利百姓。又教会农民使用新农具“秧马”种稻，以减轻辛苦、提高效率。苏轼还助当地严肃军纪、安定民居，解决长期存在的军民纠纷。其间，苏轼去广州待了几天，就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管“自来水”：他用竹筒连接法，把罗浮山清泉引入城中，让广州人的饮水再也没有苦涩味。

62岁高龄时，苏轼被流放到海南儋州。这时他年老体衰，生活无着，语言不通，政敌们以为他必死无疑。可是，苏轼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还在瘟疫来袭时，说动当地开办医院。这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苏轼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二个官办医院。

当时的海南，是所谓的蛮夷之地，除了黎人，很少有汉人踏足此地。然而，凭借自己的知识，苏轼在儋州讲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苏轼在诗中写道：

沧海何曾断地脉，

白袍端合破天荒。

身为“流放犯”的苏轼，可谓“穷”到极点。但这时他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能够“兼济天下”。这样的苏轼，怎不让人着迷？

这位“学者型官员”表现出了实干和行动精神。在六十四年的人生中，苏轼经历了各种考验，他是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文学家，而且是美食家、生活家，还是地方官、裁判官、工程师、水利专家、建筑师。

苏轼也是一千年之后我们认为的“有担当”的文学家。他的事业就是保卫贫苦人民的利益。他表达了对于平民，尤其受苦的人，以及由于欠债或者走私而在押人员的同情。他了解农民的艰难处境，了解蝗虫灾害，明白饥荒的威胁，明白国家垄断造成缺盐的现实。他主张延缓农民偿还债务的期限，并取得了成效。

无论身处何方，他总是保持自己的个性：有勇气，好交际，对他人仁慈，热情慷慨，冷静庄重而又幽默诙谐，热爱生活和家人。他对每件事都很认真。不寻求晋升，并且尽量避免晋升。

苏东坡的诗有时候也是悲情的，但同时也很巧妙地表达了对子女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或者对故乡的眷念。

苏东坡将其父亲埋葬在眉山之后，于1069年回到了开封。那个时候他三十二岁，刚好度过人生一半的光阴。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四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名度的提高，他不断感叹家乡四川，想念眉山。

西方人对他是什么印象呢？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坡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激起了专家和“学识渊博的读者”的兴趣，他们将苏东坡视为不仅推动中国，更推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

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Anne Cheng）女士说，苏东坡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Patrick Carré），他很喜欢苏东坡，他将苏东坡被流放到黄州时期的那段经历写成了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

正是因为这一点，苏东坡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结语

如果在古代的名人中选一个作为自己的朋友，我不会选择李白，他太自负；不会选择杜甫，他太凄苦。

我们还是把范围缩短，就在宋朝这三百年里——

——我不会选赵匡胤。他纵然霸气十足，开一代江山，但是他以一己之私度天下，泯灭了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

——我不会选范仲淹。他廉洁，勤政，自律，博学多才，有人情味儿，终生为“和谐”这个崇高事业操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慷慨激昂的出征诗，直接为数十年后苏轼“豪放”一脉指明了方向，连朱熹评价他时都满口地说：“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但是，他所有的事业还在等待比他小42岁的苏轼继承和发扬。

——我不会选择王安石。尽管他刚正峭拔，擅辩论，擅演讲，擅游说，或许他的改革计划于朝廷有功，但是他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他排斥异己，不容异见，他是个无趣的人。

——我不会选择程颐、程颢。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灭绝了基本人性，灭绝了自由精神，从此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泥淖中跋涉。

——我不会选择黄庭坚。尽管他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写诗讲究学杜、学韩，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可正是这些他试图用来成就他的东西，反而阻碍了他，让他生硬晦涩，甚无趣味。

——我不会选择辛弃疾。他一生抗金，满纸诗歌皆是满腔忠愤。他虽然寡言少语，但是为人为文，气势凌厉，一言不合，就开始写。他的忠就是他的直，而他的正直就是他的脆弱，他的英明韬略就是他的穷途末路。辛弃疾无一遮拦，不留退路，只可惜他未逢其时，未得其主，纵然他把栏杆拍遍，纵然挑灯看剑，也依然守护不住大宋王朝的残山剩水，他的人生太多遗憾。

只选一人，我会选择苏东坡。

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常常爱用一句话：他的缺点是，他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毫无疑问，苏东坡超越了他的时代，而且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感觉得到他的超越、超迈、超拔。

（原载于《作家》2020年9期）

答袁宏道《别龙湖诗》

（明）李贽

多少无名死，

余特死有声。

只愁薄俗子，

误我不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