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

1921年1月16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在文化书社开常会。

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很重要的发言。

会议主席何叔衡作报告：今天系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问题凡三：（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时，何叔衡说：“我的计划狭小，将来仍当小学教员，想在我的本乡办一所学校。在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同时不忘看书研究。从前想学外国文，但现觉年纪大了，不能学好。然还想学习日本文，以能看日本书为主。做事从最小范围起。”

以上发言，说明何叔衡是一个务实的人。

毛泽东发言比较长，他说：

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仔细领会，可以归纳毛泽东的发言有这么几层内容：第一是要弥补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知识的不足，可见毛泽东对自己有很客观的认识，绝对不回避、不掩盖自己的不足之处，显示了他坦诚的品质和光明磊落的胸怀；第二是他喜欢研究哲学，这确实是毛泽东的长处，在延安时期，他就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第三是一定要团结起来做事才能有成效，不能“各做各事”，各自为战，一定要形成团体合力，这点也是后来毛泽东形成党建和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既注重组织建设，又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四是要处理好做事与读书的关系，一定要挤出时间来读书学习，坚持“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体现了毛泽东坚毅的心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讨论“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时，何叔衡说：“自身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

何叔衡这时候已经结婚并有了几个子女，要承担养育子女的家庭重担，因此，必须考虑谋生，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是大实话，这符合新民学会要求会员“不虚伪”的纪律，而且特别强调绝对不干不正当的营生。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标准。

毛泽东发言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

会议最后，大家自由讨论。

从小立志，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门必修课。那么，毛泽东学有所成，走上社会之后，想要从事什么工作呢？毕竟一个人要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长大成人的毛泽东也要如此！

1921年初的毛泽东既没有立下惊天动地的理想和事业目标，更没有要成为“毛主席”的先见之明，他和普通人一样，愿意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的日子，甚至当时毛泽东的一些关于谋生的想法，会令今天的一些人很“失望”。

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

如果说教书当教师或者当新闻记者，还算比较体面的工作，那么毛泽东要学习打袜子或烘烤面包的技术，然后以此谋生，当一个体力劳动者，则可能让今天的人很不理解。我们很容易根据结果来解读历史，认为当时的毛泽东一定是立下了鸿鹄之志。但是，这是历史的事实，当时的毛泽东就是想学一门技术，靠自己的本事生活。有了一门手艺，加上自己肯吃苦，“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就都饿不死。这是许许多多本本分分的中国劳动群众最朴素的品德！不要以为从小立下“鸿鹄之志”的人就很伟大，其实那才是渺小。因为好高骛远对历史、对世界、对社会、对家人、对自己都没有任何意义。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靠的正是脚踏实地的毛泽东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实事求是！

不过，读者肯定会好奇，为什么毛泽东会喜欢或者立志做一个清贫的“教书匠”呢？但这确实是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的毛泽东的坚定追求。

在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中，一个农家子弟能够当上“传道、授业、解惑”的受人尊敬的“先生”，是很体面的事情。在儒家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可见老师的地位之高。虽然老师无权无势、收入微薄，但其社会地位并不低，可以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崇奉，可见其尊贵。毛泽东一生中对老师都十分尊重，见到自己的老师时，他都会行师生礼，体现了尊师的美德。

在1920年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一栏，毛泽东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中，他填写了“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一栏中，他填写了“教育事业之月薪报酬及文字稿费”；在“备考”一栏中，他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如果不是国难民艰，毛泽东毕生从事的可能就是一个城市或乡村教师的事业。

毛泽东一生对当老师似乎都情有独钟，可能就是因为他最初的这个志愿吧。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两次做专业教师的经历。毛泽东从北京转上海，1919年4月6日，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周世钊在这所小学任教。经周世钊的推荐，学校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直至年底。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实实在在地当教师。在此期间，除了教学，毛泽东还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次则是在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长沙后，9月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后于1921年秋季学期任师范部第22班国文教员，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毛泽东担任校长一职直至1921年夏，近一年的时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著名的学校，其附属小学也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小学，27岁的毛泽东能够在一所名校担任校长，可见他的才干与学识是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实行7年制（初小4年，高小3年）教育，学校有7个班，约300名学生，招生范围是与师范部学区范围一致的湘中各县。毛泽东担任校长后，取消了这些限制，广收全省各县学生。

上任不久，毛泽东就为学校题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大礼堂，作为校训，以鼓励学生：

世界是我们的，

做事要大家来。

这副对联多么有气魄和气度，体现了毛泽东非凡的教育理念。对联文字朴素，大家都读得懂，但境界却崇高远大！远非今天我们一些学校所谓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的校训所能比拟。

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的两次专业教师经历。

此后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还从事过革命运动教育工作，在一些同志的记忆里，他是“毛老师”“毛先生”“毛教员”或者“毛所长”等。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第六届农讲所吸取了前五届农讲所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范围，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农讲所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训练了4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展开的，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了8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长的，共23课时。

随着北伐的不断胜利，国民党中央到了武汉后，1927年3月，毛泽东又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招收了17个省的739名学员。农讲所于3月7日开课，并在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1927年6月18日，学员们结业。大家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成为革命的骨干。

当老师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实现“桃李满天下”的理想情怀，由此给自己和所从事的事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毛泽东当老师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事业、领导中国革命积累了丰富而坚实可靠的政治资源。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对曾经给自己上过课的“毛老师”十分尊敬。有的同志则因为听了“毛老师”的课，坚定地追随毛泽东干革命，比如伍中豪（1905—1930）。伍中豪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来受李大钊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5月，伍中豪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军校第四期学员。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伍中豪被分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并在那里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他在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课之后，表示这一辈子都要追随毛泽东，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可惜的是，1930年10月初，伍中豪与警卫排战士途经江西安福县城时，突遭敌安福靖卫团袭击。伍中豪组织突围，至安福城郊亮家山时，因弹尽援绝被靖卫团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像伍中豪一样听了“毛老师”的课而坚定地跟着共产党革命的，不在少数！

当老师的经历，也为毛泽东后来开展革命工作积累了很好的人脉关系。在遇到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因为有这一层师生关系，大家的交流就显得更自然亲切。1927年10月，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井冈山地区时，他给袁文才写信表达了合作的愿望，却被袁文才客气拒绝。这时，恰好有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陈慕平在袁文才手下当司书。陈慕平对能在这穷乡僻壤见到自己的老师感到惊讶，当袁文才派他去三湾村见毛泽东时，他满口答应。会面时，远远地陈慕平就大声喊：“毛老师，你好！”毛泽东感到很惊讶，问陈慕平怎么叫他老师？此前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有700多名学员，要毛泽东全部记住确实比较难。不过走近一看，毛泽东略一回忆，“哦，想起来了，你不会游泳，被同学们称为‘旱鸭子’，是吗？”陈慕平见毛泽东想起自己，很是高兴。师生见面，分外亲切，陈慕平把袁文才的情况详细地汇报给毛泽东，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袁文才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杆。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却只有60杆枪。毛泽东为了争取袁文才，在后来与袁文才见面时，主动送给他100杆枪，这让袁文才很感动。袁文才不仅回赠工农革命军几百块银元，而且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后方医院和留守处，还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这些都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担任过红军扫盲识字班教员，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他经常到中央党校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等干部学校去讲课，当“兼职教师”，给党内的干部讲《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毛泽东讲课基本是不用讲稿的，两手叉腰，或者用力挥手，很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给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战士上课，当文化和政治教师。由此可见他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时因睡不好觉大发脾气，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自我批评说：“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去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去当一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事呢。”

直到晚年，他还对人说，他没有想做主席，他只是一个“teacher（老师）”。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交谈时说：“‘四个伟大’讨嫌！我只想留其中一个就好，teacher。”这是老人家的真心话，也是他一生的骄傲荣耀与遗憾自鉴。

确实如此，毛泽东最早想做的一个职业就是教师，青年毛泽东的志向也是当一名教师，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真刀实枪地干革命。毛泽东能走上革命道路其实是旧中国社会的黑暗和政权的腐朽所逼。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遂走上革命的艰辛道路。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又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