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二姑奶奶

我爷爷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们称其为大姑奶奶、二姑奶奶。新中国成立前，大姑奶奶和姑姥爷举家迁移到苏南的一个镇子上，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米行，然后开枝散叶。现在那边的亲戚差不多有一两百人了。有一年，我过去参加那边一个亲戚孩子的婚礼，大姑奶奶已经去世了，大姑奶奶的女儿给我介绍说这是谁家，那个是谁家。我认了半天也没认全。他们讲当地的话我也听不懂，有一个人问我：“安徽现在是不是比苏南好一点？”我茫然应道：“是好一点吧！”

我爸爸七八岁的时候，从老家到这边学做生意，每天就是量米，天气好的时候把稻子挑到晒场去晒。一直学到快解放的时候，当地成立了工会，他还保存着一张工会的证。抗美援朝开始后，店里一个叫爱成的伙计，就鼓动我爸爸和他一起报名去参军。因为看着别人戴大红花，敲锣打鼓地被送走觉得很羡慕。但是这个消息被大姑奶奶知道，就给他一顿臭骂说：“你们家里人把你送来学生意，你如果被打死了，那边找我要人，我到哪里去给他们找人？你实在想当兵你还是回安徽好了。”我爸听了以后就回来了。爱成去当兵，把胳膊打伤了，复员后在当地码头上看沙子。

大姑奶奶家的米行也公私合营了，光景也不比从前了，家业逐渐败落下来。家里的孩子都辍学了，提着篮子在街上戏院门口卖点香烟、瓜子，还有的跑到广德山里面帮人家烧炭。大姑奶奶的女儿在镇上搬运队拉板车。大姑奶奶家的孩子大概都有一点会做生意的遗传，改革开放以后镇上的第一家百货店、第一家粮食加工厂都是他们家后代开的。我记得有一个亲戚的孩子做一种腌渍的小乳瓜，出口到日本，鲜甜嘣脆的。我回来的时候，他给我送了一大箱，吃了很久才吃完。

大姑奶奶的女儿在我临走的时候抱着我痛哭，她说她岁数大了，下次就说不定见不着了。塞给我四个大方金戒指，说两个给我爸妈，一个给我，另一个给我将来的媳妇。我也不好当面推却，等到外面车摁喇叭的时候，我还是将这些东西塞在她枕头下面去了。回来以后隔了一两年她就去世了。现在我们跟那边亲戚联系就很少了，俗话讲“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都拉倒”，上一代人老去，新的一代与这边新的一代人，无论是地理距离上还是心理距离上都陌生了。

相比较大姑奶奶这头，我与二姑奶奶比较亲。二姑奶奶赶集的时候经常上我家来。她拄着一根拐棍，喜欢说笑。人没到声音就先到了，用手指点，让我到她跟前，从大襟褂子里摸出一个手绢包。左三层右三层地打开，从里面摸出一角钱递给我，让我到供销社买糖吃。我不接她的钱她就生气，声称要用拐棍把我的腿打断，说我瞧不起她这个穷亲戚！我连忙接过来，她才高兴起来。

二姑奶奶嫁了我们当地一个箍桶匠。抗战的时候，她随着二姑姥爷跑到重庆去了，在沙坪坝开了一家木器店。我二姑姥爷去世后，她跟着儿子生活。

她这个儿子是一个很好玩的人物，如果依照辈分，我要叫他一声表叔。他小的时候在重庆一家汽车行学手艺。这个人极聪明，据我爸说汽车有什么毛病，发动起来，他一听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他研究古体诗，特喜欢陶渊明；酷爱数学，没事就到重庆的旧书摊上找高等数学的书回家看，然后以解题为乐。生活中除了这两个爱好，没别的爱好。后来解放大西南，他参了军，在部队的汽车团开车，跑康定这一条线。转业后在重庆一家大厂给党委书记开车。这个人一直有一个耕种田园的梦，他的人生理想是有七八亩地自耕自食，农闲的时候研究他心爱的数学。

农村当时在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以后，粮食产量下降，少数地方又开始搞包产到户。具体怎么包我不太清楚，家乡有一个人到重庆去，跟二姑奶奶的儿子说起这个事情。二姑奶奶的儿子觉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他跑到厂里辞职，说要回老家种地。那个书记人挺好，就跟他说你先回老家看看，如果不好呢，你再回来上班。他坚持要辞职，还给我爸写了一封信。我爸写信去让他一定不要辞职，他人已经带着一大家子，坐在顺流而下的轮船上了。经过合肥时，我二姑奶奶跟她儿子一起去看我爸爸，我爸爸看着一地的箱子，还有几把旧椅子，问我二姑奶奶：“你们也没种过地，怎么忽然想起来回乡下种地的？”二姑奶奶笑眯眯地说：“总会有办法的——”

二姑奶奶的儿子为了回老家分田，不惜跟他在四川的老婆离婚。除了沙坪坝的房子以外，还给了她一块“英纳格”手表作为离婚补偿。大女儿跟原配生活。他带着他的数学书和我二姑奶奶回到家乡，分了有七八亩地，过起了“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的生活。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按照农业书籍上种的庄稼，竟还不如当地老农的收成，他百思不得其解，蹲在地头把枯死的秧苗一棵一棵拽出来研究，也没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很快政策又变了。他地也没了，从重庆带回的一点存款也花光了。我二姑奶奶经常挽着个篮子，到亲戚家里借米，日子过得很凄惶。我爸隔一个季度还给二姑奶奶寄十块钱。公社里买了一辆大拖拉机，没人会开，就把他挑上了。他会开会修汽车，拖拉机对于他来说跟玩似的。当地许多人都羡慕，说他这是又吃上“公家饭”了，家里的亲戚都为他高兴。可是他干了没多久，又不干了。他跟人处不好，不谙世事，比如公社的领导在家盖房子，让他开大拖拉机拉点石头和砖瓦，他就很生气！说这个柴油啊，机械磨损啊，都是公家的，你占公家便宜——这个不行啊！有一次在大路上我遇到他，“东方红”拖拉机突突冒着黑烟，他人被颠得上下起伏。我冲他挥挥手想让他带我一段，他也不理我，像没看到一样，留下漫天尘埃。我回家跟我奶奶说，我奶奶说：“谁叫你理他？他就是浑种，夹生！”他这个人虽说是“夹生”，但对我二姑奶奶还不错，但凡有点钱还是肯孝敬老人的。在这一点上，所有亲戚也都是公认的。有时休息天他从镇上回来，买一小条肥肉，用稻草穿着，手里举着一本书从田埂上走过来。我们同学看到了就用胳膊肘碰我说：“你家亲戚，公社开大拖拉机的！你跟他讲讲什么时候带我们坐坐拖拉机。”我摇摇头说：“什么亲戚，我跟他招手他都不理我。”

他在公社没干多久就给辞了，成了地道的农民了。我二姑奶奶随遇而安，她从来不抱怨。不管有的吃没的吃，还是笑口常开。我奶奶感叹：“她心怎么这么大呢？”二姑奶奶一生没有种过田，她在乡下连菜地也不会种。要吃菜怎么办呢？就托着个碗在吃饭的时候串门，人家客气一声说：“来——夹点菜，不要吃白饭哦！”她就夹上一筷子。不请她，她也很有尊严，连望都不望一眼，仍然有说有笑的，心里没有芥蒂。春天我妈在家腌好毛油菜，用一个大瓦盆装着，让我给她端过去。二姑奶奶接过菜，在口袋里摸半天，连一分钱硬币也找不出来，就讪讪笑着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待客呢？等我养的鸡下蛋了，下次我煮鸡蛋给你吃。”

我二姑奶奶养的鸡不是我们当地品种的鸡，是她儿子从外面引进的什么外国品种。爪子很粗壮，杂色的毛。下蛋不下在鸡窝里，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下个蛋，有时在树丛里，有时在草垛里。我们叫它“大呆鸡”。二姑奶奶吃饭的时候，这只鸡围着她脚边转，她用筷子往外拨一点饭喂它。她问她儿子说：“长林啊，你弄回来的鸡怎么光吃不下蛋呀？”“还没到时候。”“都喂了一两年了，你不是说这个外国鸡好，一天准下一个蛋吗？”“我再研究研究——”可没等到他研究好，这只鸡就丢了。有人在草垛里发现很多鸡毛，他到了现场蹲在地上看，得出结论是叫黄鼠狼给吃了。其实是被村里几个半大小子给杀掉吃了。

他们这一家子在村子里实际是被边缘化的，如果不是看在我爸在部队，还有一些亲戚在公社当干部，他们的日子要更难过一点。

二姑奶奶没做过农活，就在生产队帮着看鸡。她天天带个小马扎坐在村头通往地里的小路上，看到村里的鸡探头探脑地出来就轰回去。她的儿子长林，我奶奶叫我喊他“长林表叔”。但是我不想喊他，如果你喊他，他会郑重其事把身体转过来说：“你找我可有什么事？”其实在路上这样喊一声就是表示尊重，没有别的意思，被喊的长辈点点头也就过去了。

他被人从拖拉机站撵回来，生产队让他跟妇女在一起干活，评分的时候给他记妇女的工分。他觉得受到奇耻大辱，跟队长说自己不下地干活，也不要队里的粮食。队长问他：“那你住在村里，就是出去做工也要给队里交钱！”长林说：“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住的地方是我们家的祖宅，我又不要你粮食，凭什么给你交钱？”“村里所有出去做木工、瓦工的都要给队里交钱，你也不能例外。”长林说：“反正我不跟妇女一块下地，你有本事把我们娘俩饿死。从明天起，我把我妈送到你家去吃饭。”结果第二天早上队长家一开门，我二姑奶奶笑眯眯地站在他家门口，手中端着一只大海碗。队长是亲戚——一个侄子，叫“芳林”，比长林还小一个辈分。我二姑奶奶说：“芳林哎！去给我盛碗粥，长林早上就出去了，看样子要在你家吃一阵子了。”队长说：“我给你先盛上，有什么事情叫长林来跟我说。”说的结果是：长林不下地干活，一年给队里交一个瓦工的钱。

长林就挑着一个担子游乡去也！他的担子一头挂着钢筋锅、水壶的底、手电筒外壳，一头放着各种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的工具。那会儿农村也没什么家电，收音机就算最值钱的，一个村都不见得有一台。钟表呢，少数人家有那种大座钟，放在堂屋的香案上，时间用长了难免走时不准啦或者到点不响，都找他来修。中午走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里吃饭，在谁家吃饭修东西就不要钱了。有一回走到我们村，我妈喊他来家吃饭，他也不推辞。但是吃完饭一定要帮我家修件什么东西，他这个人从来不欠人情的。我妈在家到处找，没坏的东西呀。就跟他说：“都是自家人你客气啥，将来有坏的再请你修。”他听了不吭声，自己找了我家一个水壶，给水壶打了一个“掌子”，他说这样加厚了经烧些。我妈让他弄得哭笑不得，后来见到他也不喊他来家吃饭了。没有活干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的树林里看书，或者用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的。等到傍晚的时候他就挑着担子回家了，过一会儿工夫，他家的烟筒冒出了炊烟，牛羊下山，鸟雀归巢，天说黑就黑了。

长林在外面游乡修东西，我二姑奶奶还长胖了。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挣到钱，但是他每年都能把交给队里的钱交上。他手很巧，苫房子的茅匠活，他看几眼就会了。剃头，买套工具对着镜子给自己剃。什么潜水泵、脱粒机、窑厂的制砖机，出了故障都是来找他。他也没架子，白天叫白天去，晚上叫晚上去。不像从县里请的师傅，要吃好喝好以后才动手，香烟、茶一点都不敢怠慢。稍微怠慢一点就摔耙子不干了，让徒弟背起帆布包走了。有些老旧设备连图纸都拿不出来，他就围着这个东西瞅，有时在地上划拉几下，恍然有悟，就开始动手拆，人家问他，他说：“什么什么地方坏了。”“怎么这么神呢？”“原理都是一样的，很简单的。”

有一次在一家轧花厂修轧花机时，他们厂里一个技术员问他：“你有老婆没有？”“没有，以前有。”“那你还想不想再要一个老婆？”“不想！”“要一个好哦，你出来一待好几天。你妈在家没人管没人问，好伤心。找个人陪她说说话也是好的。”“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商量来商量去，我二姑奶奶的意见还是有老婆好，于是长林表叔就有了一个老婆。新娶的二表嫂是一个寡妇，带着女儿一起过来了。这个表嫂话也少，“三锤打不出一个闷屁”，如果不是我二姑奶奶天天絮絮叨叨个不停，她们两个在家一天都没有什么声音。他们家住在村里最偏的麻地旁边，又不像人家养鸡、养鸭、养猪、养狗，他们家就四口人、一只猫。长林表嫂轻手轻脚地出来进去，洗洗涮涮。带过来的女儿趴在一张小桌上写作业，要不然就拿棉线绷在两手之间翻出各种花样。长林表叔盘腿坐在椅子上翻着一本书，沙——沙——沙，书页轻轻翻动的声音。猫睡醒了，打个呵欠，然后伸懒腰。我二姑奶奶坐在门口，似乎在对着空气说笑话，脸上的皱纹都张开着，没牙的嘴笑呵呵的。

新二表嫂嫁过来两年后，他们养了一个儿子。他是“祥”字辈的，起了个名字叫“祥瑞”，大名张祥瑞。抓周的时候很多亲戚都去了。我二姑奶奶高兴，孙子睡在摇篮里，她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多喜人呢！多喜人呢！”

那一年我二姑奶奶已经七十多了，我们那里有个风俗，七十几岁就可以提前过八十整寿。我爸回去给我二姑奶奶做寿，邀请她到城里住几天。她不干，她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这万一我在城里面死了，可不得进火葬场？那烧着了多疼！”家里添人进口，房子不够住了，长林表叔就在后面又盖了三间屋子，我二姑奶奶就住在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另一间放他的修理工具，一间是灶屋，放一些农具。有一年冬天锅灶里的火没完全熄掉，家里失火了，二姑奶奶被烧死了。家里许多亲戚去看了都说：“太惨了！”长林表叔手足无措，只是呜呜地哭，别人问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

我二姑奶奶去世一年以后，长林表叔也郁郁而终了，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二表嫂带着两个孩子回她娘家那边去了，这以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他们家的房子早已经倒塌了，清明时我回去看了一看，在房屋原来的地基上，长出许多蒲公英和一年蓬。一年蓬高过人膝，蒲公英已经结了银色的种子。风一吹，这些种子就随着气流散到四面八方，忽然想到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