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都知道疼崽子”

我需要上班到腊月二十八才能休假陪母亲。

闲暇让母亲感到无聊，她终于开始认真审视这个由我们租来的月租6000元的房子，按照她在农村时的习俗，要在春节前洒扫庭院，迎接新年。

我们的“家”在一片豪宅楼栋包围之中的一处破旧小区里。这个小区九十年代末期由香港开发商承建，原业主大部分都去住更大的房子或移居国外了。住在这个小区的人在年龄上形成了两极分化。一部分是租客，来自周边写字楼，我的邻居便是一位做英语培训的年轻人；一部分是早年买房的老土著，住在这里，图一个方便、熟悉。

我们之所以租住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房东是认识的朋友。我们再也受不了深圳地铁1号线早高峰的拥堵，也不想再跟中介拉扯。更重要的是，在我毕业后的六年里，从城中村到合租房到大通间，现在，我迫切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一个家门口有公园、去哪里都方便的住处。

父母来了，房子里原本计划用作我的书房的房间，便归他们使用。“家”从户型图上看是方正的正方形，实用面积36平方米，分成客厅、两间卧室、厨房、洗手间和阳台。当父母第一次跟着我踏进家门，把他们带来的行李放在客厅的地板上时，客厅顿时就满了。我租来的“家”，像一个肚子塞得满满当当、幼崽挤得即将掉在地上、咬牙切齿的袋鼠。我看到母亲脸上的喜悦很快消失了，飘过淡淡的愁云。但她已经来了。很久之后，当她评价深圳“家”的“小”时，都会拿县城房子的“大”来对比：客厅都比你这整个房子大。深圳房子很小，却需要那么多钱。“我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女儿付房租。”同时她又想到，自己住的这个小房子市场价值700万，是房东冲着旁边高级中学的学区位置买来的。

2020年初，深圳的房子又经历了一波涨价潮。也许是因为隔离与辗转，人们忽然意识到，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很重要，那似乎能带来一些安全感。

父母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其余的地方都堆满了书。母亲把她的东西塞进靠墙的衣柜，由压胶板拼合而成的衣柜“龇牙咧嘴”的，经常有T恤、袜子从坏掉一只把手的门缝里跳出来，表示抗议。实在塞不下的便放在床头，放在书柜上。因为床上堆了太多东西，她睡觉时很少能伸直腿。客厅没有餐桌，只有三只并排的与电视柜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我们吃饭、喝茶都在这里，也方便移动。厨房和厕所都只能容下一个人。阳台属于猫和植物。到处都是满的，我们夫妻和父母四个人同时在家时，就会交通拥堵，时常要为猫让道。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怕吵醒我们，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上，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有一段时间，母亲爱上了在天台上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却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就在心里记下来，再起飞一架，便在原来的数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她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的瞬间，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个个喜庆上北京。”母亲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你把妈妈也带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跟我开玩笑。

春节前的那几天，母亲把在超级商场学到的保洁技巧用在了这个小房子里。她清理了每一间屋子，厨房和客厅的连接处铺上了地毯，再也不是湿淋淋、黏糊糊的了。茶几上摆满的杯子、零食也被小心地收纳进塑料筐。阳台上的植物也变得疏朗有致。

我们怀着一团乱麻终于被理出头绪的心情，在深圳等待2021年新年。

在此之前，我的每一个春节都是从异地返乡，跟弟弟一起与父母在商南县城完成一次双向奔赴。更早的年月里，我们一家是在县城会合，再搭一天一趟的班车回到老屋所在的乡村过年。

眼睛所及之处是绵延不绝的山，水泥公路在山上蜿蜒盘旋。车从秦岭的心脏里穿过，清新的寒风吹过脸颊，空气里有树木花草干枯的味道。

开班车的夫妇搭伴开车十几年了，司机的老婆从漂亮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有两个孩子、身材臃肿的母亲。她见证了我们这些孩子从这条路上走出去。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随着年月往后延，村庄变得越来越寂寞。老人们被儿女接到城市的高楼里，有些老人无论儿女如何软磨硬泡就是不肯到城里住，儿女就只好开着车把一家人载回村。团圆，仍旧是春节最重要的主题。

2016年之前，我们在县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在父亲年轻时盖起来的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团聚。我在那里度过了26个春节。

搬到县城后，春节回老屋就变成了仪式性动作，虽然不会再在那里过夜，但对联是要贴的，祖宗也是要拜的，爷爷奶奶坟头的灯是要点亮的。

我记忆中的春节总是伴随着母亲对父亲口头上的埋怨，她总是因为家中有太多活儿要干而父亲又显得太过木讷，生出嫌弃情绪。虽然平日他们也因为彼此干活多寡而争吵，但这种情绪在春节时会达到顶峰。父亲作为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北方男人，家务事对他来说简直是酷刑。每到春节一片混乱的时候，父亲总是不知所措，母亲形容他是提线的木偶，牵哪儿动哪儿。最终的结果就是，活儿都让母亲一个人干了，父亲落了个清闲。

春节前后，整个家都是母亲的主场。

年轻时，父母在乡村务农，年是从腊月初八就开始的。这大半个月里，母亲要找“杀猪佬”杀掉喂了一年的大肥猪。她喂出来的猪总是最肥最壮，每次男人们去猪圈逮猪之前，她都躲在家里，不忍心看这一系列惨状。煮出来的第一碗年猪肉要摆出来敬奉天地和祖先，同时感恩猪的付出。年猪杀完后便是腌制。外公在世的时候，母亲会把猪肚子、猪腰子挑出来，再加上一块瘦肉，随着大年二十九的那一背篓年货送过去。因为外公经常腰痛，在村里人看来，吃动物的某个部位，就能治疗人身上相应部位的疼痛，所以无论每年送给外公的年货怎么变化，猪腰子是必须要送的。

最重要的猪肉准备好，接下来便是磨豆腐，这项工作她也要承担大头。用当年收获的新鲜黄豆，放在清水里泡一夜，泡到发胀，然后用机器磨成糊状，更早是用石磨将泡发的黄豆研碎。然后在开水里煮沸，用酸汤水“点浆”，再把呈块状的豆腐花放置到方形的竹筐中，用布包裹，用石块把水分逐渐压出，便是豆腐了。一整块大豆腐用菜刀划成十几、二十几个方块，天气寒冷，水桶就是天然的冰箱，一桶豆腐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春节。

母亲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流程。在这一天，全家人经常被她命令着，要喝一碗热豆浆，吃一碗豆腐花，最后豆腐做成的时候，还要蘸着辣椒酱吃一碗热豆腐，一天的午餐和晚饭就解决了。

那几天，一切都热气腾腾的。这种气氛与一直需要大火烧水有关系。记忆中，每到过年前总是要下雪，天气总是会很冷，而无论是杀年猪还是磨豆腐，都需要大量开水。父亲要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烧水用的木柴，把它们码在灶头，整整齐齐供母亲使用。

厨房有两个灶，一个是平时煮饭用的双门灶，另一个是外公亲手搭起来的独门灶，上面有一口很大的锅，这个灶只有在春节需要大锅烧水的时节才会用起来，平时都被母亲拿来做了置物台和储物箱，木锅盖上和锅里总是堆满了厨具和食物。当两个灶同时烧起大火，水温不断升高并冒出热气时，一切都变得活泼起来。不断燃烧的树木在炉子里噼噼啪啪，树身不断化为橙红的木炭。我和弟弟在木炭下埋藏土豆和红薯，将它们烤出金黄的外壳。有时忘记了时间，土豆和红薯也就跟着一起变成炭了。

如果那一年，刚好屋顶有雪，厚厚的积雪便会在厨房热气的蒸腾下融化，雪水顺着屋上的瓦片流下来，在地上形成泥泞。当一切劳作结束，炭火化为灰烬，泥泞结成冰土，便到了需要关起大门休息的时候。

还有件重要的事是大扫除，一般会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进行。父亲会在家附近的竹园挑一根最笔直的竹子，留住最头部的枝叶，便是一根长达十几米的扫把，可以够到屋顶最高处。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扫掉结在房屋各个角落的蜘蛛网——这项任务交给父亲。母亲的主要工作是等父亲扫完蜘蛛网后做收纳整理，把一年中用得凌乱的七七八八再重新归置。仿佛整理完这一切，我们又在新一年获得了一个新家。

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属于家庭的“炸菜日”，母亲要炸各种各样的面食，以供整个春节食用：麻花、红薯圆子、馓子、油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觉得脸上油乎乎的，因为总要在母亲的热情邀约下，不断去厨房品尝这些东西炸得好不好。当然，答案肯定是以赞扬为主。

大年三十是母亲最忙的时候，虽然她早就计划好了晚上的“团圆饭”做哪些菜，但还是忙个不停，且看不上别人插手。早饭一般是北方敬财神的大花馍，父亲在中午十二点前贴完春联后，她便开始忙晚饭了。厨房是母亲的领地，我们只有打下手的份儿，经常是需要我们剥蒜，需要我们去地里扯葱……柴火被烧得红彤彤，冒着火苗，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吃饭前依然要先敬奉天地，敬奉灶神和祖先，然后鸣鞭炮，最后才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一般是十个菜，意味着十全十美。有剩饭也没关系，意味着年年有余；吃米饭不能用水淘，不能喝汤。按照母亲的说法，这是老祖宗的规矩。破了这规矩，当事人每每在出远门的日子，就会碰上下雨的天气。在春晚还只是纯粹提供娱乐的那些年月，一家人会准时在八点前吃完“团圆饭”，等着春晚开场。

晚上十点左右，父母的亲朋好友会打着手电筒领着小孩来家中串门，母亲为孩子们分发一小挂一小挂的鞭炮。孩子多的时候，家中的一面墙会成为“挤矮子”的游戏场地。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即一排人贴着墙站，然后用力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人退出游戏，往往最矮小的那个总是最先被挤出来，这个游戏因此得名。吵吵闹闹到凌晨两三点，村里各家都要开始准备“出神”。

“出神”是每家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仪式，要把各种贡品摆上桌，抬到门外，大香炉里插满香烛，人们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跪拜、祈祷。内容大多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样的祝福语，我和弟弟也会跟着父母一起参与，直到太阳真正升起来，父母才会把桌子收回来。跪拜完后，父亲开始燃放大年三十夜就已经准备好的鞭炮，这些鞭炮缠在竹竿上，长达几米，要爆炸十几分钟，父亲在外面放鞭炮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躲在房间从窗户里朝外看。各家的鞭炮陆陆续续响起，一场场进行接力，父亲会朝着天空的各个方向晃动竹竿，算是呼应，响完后，往往是一地的红色炮纸。新年的太阳一晒，红色纸末便融进雪里，化进泥里。新的一年便开始了。

更早的时候，在北方乡村，正月初一，村子和村子之间还会进行放鞭炮比赛。我们小时候，奶奶讲过一个故事：七八里外，有两个村子，一个叫阴坡，一个叫阳坡。有一年除夕（传说往往没有确切的时间点），两个村子的村长打赌，比正月初一早上谁的鞭炮响声时间更长。阴坡比阳坡富，当然买了足够多的鞭炮。阳坡穷，鞭炮少，但有一个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让全村人在鞭炮快放完的时候，集合在一起扬连枷。那时还没有打麦机，北方农村给小麦脱粒需要用到一种手工制作的草编工具，叫“连枷”，将收割回来的麦子铺在地板上，扬起连枷，捶打麦穗，地板就会发出像鞭炮一样的砰砰声。连枷仿佛炮引子，村人齐心协力一起引燃，“鞭炮声”不断，一直响到中午。阴坡村民感到纳闷，跨过冷水河，来到对面，才发现了其中缘由，虽心中有怒，但从结果上来说也是输了。

据说，从此以后，阴坡的家族就逐渐败落，阳坡渐渐发达。多少年过去了，这两个村子至今还有人生活，名字也没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小姨就嫁到了阳坡。

正月初一清晨，我们还在熟睡，父母便起床准备饺子。在农村的时候，我和弟弟几乎每一次都会错过父母包饺子的场景，等我们起床后，面前已经是一盘盘待下锅的饺子了。母亲会在饺子里包硬币，有时候是六个，有时候是八个，吃到硬币的人意味着新的一年会有财运眷顾。

农村的年，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是在正月十六。灯笼取下来，才意味着年过完了。整个正月，母亲不断接待亲戚，想着花样拿家中的好吃的招待亲人。她有九个兄弟姐妹，无论如何凑，都是一大桌人。母亲总是不让她的姐妹们插手，依旧一个人把控全场。后来，我才理解，很多时候，是其他人主动放弃了这些看起来又脏又累的活儿，而母亲不得不承担。

母亲送起东西来也很大方，亲戚们走的时候，怀里兜里被塞得满满的，还专门给小孩子们包了红包。有时候，亲戚们推辞不收，母亲要追出门好远，互相推搡，彼此说服，最终把红包送出去。她为此感到骄傲。亲人们也是这么对我们。她对亲戚们总是很热心肠，即使有时候被伤害。我在很多年后才明白，那些春节时在乡村家庭聚会中欢笑的亲戚们，在面对互相“借钱”的问题时，也会变得相当理性。结婚、买房这两样理由是最容易获得通过的，其余的“借钱”理由要经过重重考验。我的母亲同样谨慎、有分寸地对待“借钱”事宜，这是我学不来的。在面对亲戚间一些让她不愉快的鸡毛蒜皮小事时，她总是隐藏自己内心翻旧账和责难的冲动。我想，我的亲戚们大概也是如此吧，所以才能保持几十年的互相扶持。

在农村，每近年关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她有些迷信，杀年猪之前她总祈祷一切顺顺利利，不要出现差错，比如猪半途没断气，又从案板上爬起来。“案板”其实就是厨房的一扇木门。乡村的木门是可以灵活取下来的。童年时，无数个放学回家后发现没有带钥匙、父母却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弟弟都是把木门取下来，自己去厨房烧火做饭，或者吃母亲留在锅里的饭。母亲磨豆腐之前也总祈祷不要失败，放鞭炮时祈祷一次性响完，贴春联前也总是嘱咐父亲不要贴反，吃饭时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摔碎了碗……在她的观念里，只有这些不出差错，按照她的祈祷进行，来年才会顺顺利利。

她常跟我们说，外婆去世那一年的春节，就有一系列的不祥的预兆。杀年猪的时候猪血泛白沫，外公把门神爷贴倒了，把灯笼里的煤油灯摔碎了，五舅舅玩鞭炮的时候把眼睛炸了……母亲常常在春节想起外婆，她在春节所进行的一切充满仪式感的流程，都是从外婆那里习得的。在母亲的记忆里，大家庭的年从腊月半就要开始忙了。在贫苦的岁月里，似乎一年到头的辛苦都是为了过年这一天。除夕夜吃完团圆饭，外婆不让别人插手灶台上的活儿。她会熬一大锅苞谷米，在深夜包饺子。初一早上，她一个个喊孩子们起来吃饭。“二女子，快起来吃饺子啊！”——外婆这么喊母亲，那是母亲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她也用这样的语气在每年正月初一喊我和弟弟起床吃饺子，我也觉得，那是一年里听到的最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声音。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当要在深圳度过异乡的第一个春节时，母亲欢欣雀跃，充满期待。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半年后，即使中间经历了各种不适应与争执，母亲还是在深圳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除了审视和整理我们的“家”，她开始去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她虽然只会说方言，但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她的嗓门很大，经常会把人吓一跳，但她改不掉，她用真诚的热情感染别人。她认识了所住楼栋几乎所有的老人，了然于这些在小区买了楼的老人家里有几口人，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进出电梯遇上这些老人时，母亲都会跟他们搭上腔，有时候还顺手帮忙扔垃圾。她在天台上除了看飞机，也交到了朋友。天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深圳湾，经常有老人带着小孩在这里晒太阳。有时候，我跟她一起上天台，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跟老人热络地聊天。他们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些话她跟许多人重复过很多次。那些老人从母亲的语气里感受到羡慕，尤其是当他们说自己是带孙子或者只是在深圳拿着退休工资养老的时候。

除了羡慕之外，母亲最常有的心态是自卑和贬低自己的保洁工作。她常跟我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儿女。”她认为跟我住在一起是“拖累”我，因为我要承担她一些生活上的花费。而那些她在天台上遇到的，退休前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职业，拿着退休金的老人，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还有余钱去补贴儿女。母亲年轻时，很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走上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稳定职业的“铁饭碗”之路，但是她的期待落了空，并且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每当母亲跟天台上手拿退休金的老人们“谦虚”自称只是跟着女儿生活，又额外打点工的时候，那些有素质的老人都会赞扬母亲，告诉她，能挣一些钱，并且完完全全归自己，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我能感受到老人们也很享受和母亲大声聊天。我比母亲在这个小区住得时间更久，从来没有搞清楚对门的邻居是做什么的，而母亲来了一个月，就跟人家交上了朋友。

她逐渐开始试图掌控厨房，帮我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缓解我面对高压工作的压抑情绪。她总是悄悄帮我洗好衣服，帮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帮我给猫铲屎，把地板拖干净。她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一比，发现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她买回来的菜都是精心挑过的菜或者是超市快关门时的打折菜。

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

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后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看到我的脸色，也不发一言。她经常要等着我回家后再上床睡觉，也许她有一些当天的见闻要跟我分享，但都被我的脸色挡回去了。我想我是故意的，被压榨一天后，我没有心思再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母亲。她不懂我在工作中经历的，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更想一个人待着，但母亲只想一直关心你，直到确认你没事。

2020年除夕那天，虽然是租住的房子，我们仍然为它贴了春联。

大门——

上联：燕子堂前绕　桃花枝头俏

下联：人面相映红　欢喜春来早

横批：乐此桃源

阳台——

上联：天上聚仙佛　人间满欢颜

下联：蒲扇手中摇　悠游好似仙

横批：日日皆大吉

这真是一幅理想愿景。

同在深圳的表哥和弟弟也来家里。厨房仍旧是母亲的，我们在她的指挥下打下手。菜一盘盘上，又一一被扫荡，其乐融融的氛围、油污碗碟自动消失的餐桌背后，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随时准备为子女奉献的妈妈，脸上被油烟熏出微汗的妈妈，手脚不停的妈妈。

“妈，你真的喜欢做饭吗？”

“娘不给儿女做饭，给哪个做？猫都知道疼崽子。”

除夕夜，是一桌丰盛的晚餐，是一家人的团聚。她说：“挺好的，一家人都在一起，也免去了你们姐弟俩奔波。”

没有了在乡村那些繁复的习俗后，母亲在深圳的这个春节，过得还算相对轻松。如若是在县城的家里过春节，少不了一家家走亲戚，今天在这家聚餐，明天在那家聚餐，半个正月在自己家待的时间没几天。她从空间上远离了那些热闹，摆脱了一些大家族走亲戚、送红包、人情往来的麻烦，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我们带她去看花市，去海边晒太阳。她对我专门为春节买的20元一斤的大米感到惊奇，她说，这大米，煮出来，在锅里是站着的。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大概是军训的时候，操场上立了一操场的新兵。

年底那几天，母亲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经常在马路边碰到“烧纸”的人。

母亲对城里人“烧纸”的随意嗤之以鼻：“连头都不磕一个。”

母亲想到远在秦岭尾巴上、深山里那些孤零零的“老祖先”们。

她有些惆怅：“离得远了，连梦到他们都很少了，都不要老祖人了……”

春节过完，正月初三，母亲在电话里拒绝了小棉班长让她再回去工作的邀约。她在一栋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新工作——仍旧是做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