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少年刻苦学画，成年到日本及西洋留学，立志要在中国画坛开一代风气，后来一直从事美术教育，积极倡首中国画改良，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提出建立“新中国画”的艺术体系，为中国画的繁荣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被誉为现代中国画的奠基者。

贵州地处偏远，亦不是徐悲鸿生活和活动的中心地，但是机缘巧合，他给贵州留下的画作却较为丰富。20世纪50年代北京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就曾专门派人到贵州征集他的作品，收获颇丰。现在贵州省博物馆收藏徐悲鸿书画作品计有近60件（套），此等数量在全国博物馆中是值得称道的。文物收藏，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讲究来源清楚，用专业一点的话讲，即流传有序。贵州省博物馆的这批藏画，如果追根寻源，就要从悲鸿先生与贵州的缘分谈起。

徐悲鸿来过贵州数次，他的妻子廖静文回忆共有五次，其中两次是路过，未作太多停留。在贵阳驻留时间较长的计有三次，比较确切的时间，许多老贵阳人都记得一清二楚，最早一次是1937年冬季；再次是1942年秋冬之间；最后一次是1943—1944年的冬春之交。而且多次在贵阳举办画展，个人画展就有两次，又与关良、倪贻德等办过联展，践行他所提出的“艺术之贵在满足社会需要”。展出时观众如看中某幅作品，可以订购，如果选中的是非卖品，也可重画，画上可按要求题写款识。观者、购者人头涌动，轰动一时，部分售画收入还捐助地方发展文化事业，许多年来在贵阳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徐悲鸿在贵阳亦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凡朋友求画，只要条件允许，几乎是有求必应，慷慨豪爽。不仅如此，遇到投缘的朋友，常常会主动送画，这中间的缘分，又有许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多年来都是老贵阳人的美谈，在许多回忆文章中也时常会读到，成了地方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徐悲鸿在贵州时，偶然间用到都匀皮纸，感觉受墨苍润，色感层次丰富，用以画马，尤为出彩。只是嫌尺幅太小，于是托贵州朋友专门去都匀联系纸坊改进工艺，定制了大尺幅的皮纸，据说徐悲鸿还很认真地要求尝试制作有他姓名的水印暗记，这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若干年后，还有专家提议，张大千在四川夹江定制皮纸画画，于是生产了全国闻名的“大千纸”，而贵州都匀为什么不开发一款“悲鸿纸”呢？可见，贵州人忘不了这份缘分。

廖静文85岁时曾用文字满怀深情地倾诉道：“贵阳——是我终生难忘的城市，因为在那里，我和悲鸿于1944年举行了订婚仪式……” 2007年，她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着徐悲鸿的作品到贵阳举办特展，展名就定为“悲鸿南归”。这是多么重的情缘啊！

谈到徐悲鸿与贵州的缘分，还必须提到一位贵州人，他们相识较早，而书画也是他们交谊的一根纽带。杨德淳，有资料介绍为贵州省天柱县人，民国早期在黔川两省的军阀手下任过要职，后来脱离军界创办实业。抗日战争时期，杨先生住在重庆，且在郊区北碚的凉风垭有一幢别墅，环境幽静。徐悲鸿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并在北碚磐溪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他们因住地较近，又是他乡重逢的老友，故而交往十分频繁。曾经有一段时间，徐悲鸿身体欠佳，就到杨德淳的居所休养，闲暇中亦搞创作，兴致高时，常常赠画给杨先生夫妇。从现存徐悲鸿的许多优秀作品的题款中，都能看到凉风垭的印迹。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返回南京，两人从此别离，只是书信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杨先生决定定居贵阳，便将徐悲鸿赠给他的画作以及他收集的许多画稿带回。

杨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在贵阳定居后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为了宣传徐悲鸿的艺术成就，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徐悲鸿与贵州的这份情缘，他主动将自己保存的作品选出一部分交给省政府，在会议室或办公室、省政府接待处等地方张挂，因为许多画作没有款印，杨先生担心这些画不被人识，可能会丢失，便在画上题写“悲鸿遗画”，并钤盖自己的印鉴，所见较多的是“枕菊珍藏”朱文方印和“德淳”白文方印。有时遇到投缘而又非常喜爱徐悲鸿绘画的朋友，杨先生也会将自己收藏的徐悲鸿画作相赠。

1965年，杨德淳先生去世，其家人主动联系贵州省博物馆，把所藏大部分徐悲鸿的画作交给国家收藏。这批画中，有两人多年交往中徐悲鸿先生赠送给杨德淳先生的题款画作，大多都是艺术佳品。也有徐悲鸿与当时的一些名家合作的画作，他们都是悲鸿先生的好友，如黄君璧、谢稚柳等，这些画作都是题有专款送给杨德淳夫妇的，亦是十分珍贵。另外很大一部分是悲鸿先生的画稿或是习作，这些都是研究徐悲鸿艺术思想及创作过程的宝贵资料，如果作专题研究，一定会让我们对徐悲鸿的大师风范有更深刻的认识。

关于杨德淳先生收藏这批徐悲鸿画作的过程，在此我想为杨先生澄清一下。有文章记述，当年是徐悲鸿离开重庆时，因要带走的东西太多，所以将许多画作放在杨德淳处委托保管。我认为这不是事实，其理由如下：

一、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回忆，他们当时确实走得比较匆忙，“我们原本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没有什么急需处理和变卖的东西，只有悲鸿的四十多箱书画是个沉重负担。他捡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装在一只长达三米的大铁箱中和几只樟木箱中，准备随身携带。其余的箱子，留给美术学院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暂管，以后再运往南京” 。这批东西最后全部回到了徐悲鸿手中，这里没有提到曾委托杨德淳或其他人保管书画之事。

二、就算徐悲鸿曾委托杨德淳保管过书画，既然是专门委托好朋友保管的东西，一定是比较重要的，但在后面的几年，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据说一直到徐悲鸿去世之前他们仍然保持联系，如果真有委托保管的书画，这么长的时间，应该也会物归原主，何况徐悲鸿视书画如命。当初徐氏夫妇离开重庆时，廖静文参与了搬家的全过程，真有委托杨德淳保管书画之事，她也会非常清楚。

三、1953年徐悲鸿逝世，国家要建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便写信给杨先生说明缘由，希望给予支持，杨先生立马回信告知自己这边的情况，廖静文非常高兴，便派人前来选取。杨先生积极协助，将大部分画稿送至北京，廖静文还专门写信致谢。如果真是徐悲鸿委托保管的东西，杨德淳就应该毫无保留地送还，而不会自己还留存一部分，这绝不是杨先生的为人，并且廖静文也无须千里迢迢派人来选取，更不用因在杨德淳处收获颇丰而特地表示感谢。

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杨先生手中的画稿来源是十分清楚的。抗战期间，徐悲鸿经常到杨德淳在重庆北碚的别墅做客，尤其是暑假常去避暑，甚至曾经因为徐悲鸿身体不好，还在那里休养很长一段时间，杨先生夫妇腾出房间给悲鸿先生作画室让他安心创作。抗战胜利后，徐悲鸿离开重庆去了南京。一定是杨先生在徐悲鸿走后，打扫房间，看到许多丢弃的画稿和习作等，舍不得扔掉，于是收捡起来，一直细心保存。这些小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出杨先生对他们之间友谊的珍视。我们从馆藏的这些画稿中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很随意的草稿，甚至有像废纸一样的练笔之作，比如画了一头水牛的画稿，头的前部被裁掉；又如画了一匹饮水的马的习作，并没有完全画完，而且画面很脏。这样的例子很多，显然都是作者一时兴起的练笔之作。另外还有一些半成品画稿，亦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作者放弃。总的来说，杨德淳收藏的这些画作，肯定不是徐悲鸿委托保管的。

此事涉及杨德淳先生的人品，所以必须多说几句，以正本清源。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需要介绍的，就是贵州著名书法家、诗人、文物鉴定家陈恒安先生。徐悲鸿在1940年代到贵阳时，陈先生时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两人相识后很是投缘，谈画、谈诗、谈书法，交往密切。陈先生还时常到徐悲鸿的住处看他作画，所以对悲鸿先生的画十分熟悉。后来贵州省博物馆筹备成立，陈先生就一直在馆里从事文物征集、鉴定等工作。他对徐悲鸿在贵州的情况比较清楚，所以对其作品亦较为用心，不仅注意在贵州本地征集，而且还到北京、重庆等地收购。

正因为贵州有如此浓厚的徐悲鸿情结，所以从1953年正式筹备贵州省博物馆开始，我们在注重书画收藏及研究的同时，也对徐悲鸿的作品格外关注，早在1954年就有徐悲鸿的画入藏。后来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断努力，馆藏日渐丰厚，除了画作，还有徐悲鸿的书法作品。

馆藏徐悲鸿作品主要来源于个人、机关及一些专门机构，还有从北京荣宝斋、宝古斋等专业渠道征集而来，大多数流传有序，来源清楚，而且很多藏品基本上都是经过陈恒安先生亲手征集和过目的。藏品来源最大的一宗是杨德淳先生的收藏。

杨德淳先生选送省政府张挂的徐悲鸿画作，在“文革”中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本上都被撤下，被当作杂物存放，随时都有丢失的可能。一些对徐悲鸿怀有深厚感情的知情者甚为心痛，便向有关部门反映，后经贵州省主管领导研究决定，由贵州省博物馆进行清理并收藏。在清理过程中，许多画主要依据杨德淳的字款和印章来鉴定，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无不对杨先生的先见之明感到由衷的钦佩。经过许多年的努力，清回了大部分，但是仍有一些不知所踪，令人遗憾。

馆藏徐悲鸿画作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主要是国画，就品相来说，可分为三个类别，其一为成品，即画面完整，并且题款、印鉴齐全的作品。另一类虽然画面内容相对完整，但没有题款或印鉴，可归为半成品，亦可称为手稿。此外，还有较大部分大概只能称为草稿，用炭精笔、铅笔或墨笔作的写生稿和速写稿，甚至还有随意而为的练笔之作。如果稍作整理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草图与一些正式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细细品读，能够感受到作者创作时心潮澎湃的脉动。这些也是我们馆藏品的一大特色。

悲鸿先生对艺术创作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借用《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提出艺术上的“致广大，尽精微”，所谓“致广大”，即艺术家涉及的面要尽量宽泛，包括艺术形式、绘画风格等。就创作题材来说，飞禽走兽、花果虫鱼、山水树木、古今人物等都应有所了解，并融入创作之中。藏品中，除了他闻名于世的骏马，还有许多动物，如雄鸡、飞鹰、鸬鹚、水牛、喜鹊、麻雀、猫、鹅、鸭等；植物有松、柏、梅、竹、芭蕉等。人物画不仅有神话人物钟馗、历史人物赵姬、古代仕女，也有现实人物渔翁，包括以真人为模特的素描，等等。另外还有水墨山水，内容十分丰富。而“尽精微”，则是创作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通过他的作品，尤其是一幅幅不断修改的稿件，我们能够体会更加深切。

画上有具体时间落款的，最早是1930年，最晚为1947年。这段时间应该是悲鸿先生精力最旺盛、创作最成熟的时期，以画的时间排列，大致能够探寻他的艺术历程。

徐悲鸿在贵州的经历，以及他留在贵州的丰富作品，都凝结着他与贵州厚重的缘分。这种缘分，已经浸润在贵州文化中，并且是贵州文化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