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

徐悲鸿于1943年创作有一幅著名的国画《国殇》，正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段。作品取材于战国时代伟大诗人屈原《九歌》中的一篇《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

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

援玉枹兮击鸣鼓。

……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

诗中描述沙场上战士们手执刀枪，身披铠甲，与敌人英勇奋战。敌箭像雨点般飞来，战士们毫不畏惧，勇敢向前，视死如归。悲鸿先生以艺术家的爱国激情描绘出气冲霄汉的战斗场面，激励人民不畏艰险，积极抗战，意蕴中更想悼念那些为国牺牲的战士，这幅作品被看作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佳作。但是，如果注意上面的题款，就会感到话外有画。在作品的右上角题写“国殇，悲鸿未定稿。卅二年青城”，最末是“徐”字朱文圆章，从其题识推断，这幅作品并没有完全表达出画家的创作思想，作者心目中一定还有一幅“国殇”。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七幅用炭精笔勾画的草图。五幅是一些青年男子身着衬衣、长裤，抬着或扛着沉重大箱子的画面；另两幅表现几个妇女身着旗袍，双手举着长杆—他们都面色凝重。粗看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画面的意义，认为只是画家的一些写生稿，而在其中一张画稿的背面有用炭精笔书写的“东安十九路军阵亡将士”及“国殇”几行字。使人马上能够理解这是徐悲鸿创作反映抗日战争重大题材的写生稿，题目就是《国殇》。

“东安十九路军阵亡将士”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一次淞沪抗战，因于1932年1月28日爆发，所以也称“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军队悍然向上海闸北驻军发起攻击。当时驻扎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就地抵抗，淞沪战幕就此拉开，东安为其指挥中心。上海市民或向政府请愿，或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支援抗战，全国各地亦纷纷响应，声援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人民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后经外交斡旋，战事平息。这场战役自1月28日进行到3月3日，中国方面牺牲4000余人，负伤近万人，英勇作战的十九路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战救亡的象征，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悲鸿先生显然是受到这一事件的感动，于是想创作一幅以此为背景的画作，以激励人民积极抗战。

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徐悲鸿何时开始构思这一作品，但从一些点滴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十九路军的抗战行为让他枨触甚深，久久难以忘怀。

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一书中记述：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悲鸿缅怀淞沪抗战，创作了国画《壮烈之回忆》。在画面的右上角题写了：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曷胜感叹。

一只墨色雄鸡站在高高的山岩上朝着东方晨起报晓，天色还没有大亮，几朵向日葵还未完全舒展，但雄鸡已经高唱，预示着曙光必将出现。

1937年初，此时虽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中国即将面临一个黑暗时代。而1月28日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五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悍然进攻上海淞沪，而驻守此地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拼死战斗，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展示了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五年后的这一天，作者凭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创作出这幅作品，高昂的雄鸡象征着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旨在激励全国人民不畏牺牲，积极抗战，寓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的到来。

徐悲鸿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慨然想到五年前十九路军的英勇事迹，这幅《壮烈之回忆》就是在此心境中的表现。可想而知，以1932年“一·二八事变”为创作题材的想法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

徐悲鸿何时开始创作这幅以抗战为题材的《国殇》，暂时还没有具体的资料证实，但至迟在1942年已经有了大致的构想，并且他一直在积极收集素材。在廖静文的回忆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2年底，从桂林去阳朔）徐悲鸿先生若有所思地观赏了一会儿山光水色，便坐在篷舱里，打开他那画夹，拿出一幅用炭笔勾画了的人物构图在思索，这是他准备创作的《国殇》的草稿。画面是一队送葬的行列，人们抬着为国捐躯的战士们去埋葬。

（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设在嘉陵江北岸的磐溪）他当时经常画中国画，继续在画《国殇》的构图。他找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几位男学生来当模特儿，用长长的木箱当作棺材，由他们抬着，徐悲鸿先生用碳精笔在大幅的皮纸上勾画了许多速写稿。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基本上能够认为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些速写画稿完成于此时，而且就是在创作反映抗日战争的《国殇》素材。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还收藏有一幅名为《国殇图》的国画，是悲鸿先生根据真人真事而作。画面上一长者丰颐长髯，身着长衫站立，右手横握拐杖，满腔悲愤。画的右上角题款“卅二年（1943年）六月十六日在化龙桥为李印泉先生造像，悲鸿”，下钤“悲鸿之画”朱文方印，又另起一行题“国殇中执绋者稿”。

李印泉（1879—1965），名根源，字雪生、印泉，云南腾冲人，国民党元老，上将，爱国人士。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归国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总办，辛亥革命爆发后与蔡锷等发动云南新军响应起义，成立云南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二次革命”中积极参加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寓居苏州的李根源先生与社会名流联合在报上发表抗日声明，声援抗日将士，积极募捐抗日经费，组织红十字会赴淞沪前线救治伤员。战事结束后，李先生又出面将部分殉难将士安葬于苏州吴县善人桥镇北的马岗山麓，送葬时，人民执绋相送，李根源先生走在队伍最前列。并亲笔题写“英雄冢”墓碑，撰写碑记，该陵园亦有此称。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又称第二次淞沪抗战）中，李根源先生与张仲仁等苏州爱国人士，想方设法做好后援工作，组织红十字会到前方抢救伤员，殡殓忠骸，并运送上千具殉国将士遗体安葬于苏州“英雄冢”。他们所安葬的每一位阵亡战士，都埋有砖刻墓志，注明其姓名、籍贯、年龄、队号、阵亡地点等。因该陵园已无空地，他们又在灵岩山下的石码头五龙公墓东侧筹划一块墓地安葬英烈。是年11月5日，李先生率乡民、学生近万人，躬送82具灵柩至墓地，并为之披麻致祭，负土堆陵。当天题写《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一绝：“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民争负土，烈骨满山香。”

1943年，李根源先生住在重庆化龙桥。徐悲鸿先生去看望他，听李先生说到这两次扶送英灵之事和这首诗，十分感动，随即为他画像，以志其事。《国殇图》之名并不是作者拟定，而是后人根据图上题款定出。

画上“国殇中执绋者稿”题款应该是作者后来补上的，因为前面的题款作者签名后已钤盖了印章，因而可称之为“补款”。根据补款的内容分析，在创作此图后，隔了一段时间，徐悲鸿要将这幅图用作他构思了很久的作品《国殇》中的一个场景的初稿。所谓“执绋”，即送葬。“绋”原指灵车的绳索。古时，送葬的人牵着灵车的绳子助力行进，成为一种礼仪。《礼记·曲礼上》记载“助葬必执绋”。作者即用此典故。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中，我们能够推测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想创作一幅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为国牺牲的十九路军将士为素材的作品，题目就是《国殇》，以悼念那些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而英勇献身的人。以现在所留下来的这些材料为线索，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出有这样一些画面：一列长长的送葬队伍缓缓而行，有老人走在前面，年轻人或抬着或扛着棺木，一些妇女举着幡幛，他们满腔悲愤，为那些为抗战而牺牲的英烈们送行……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悲鸿先生构思了很长时间，并收集了很多素材，又做了一些创作的尝试，却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真正完成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悲鸿先生一定非常遗憾。不过，我们把他留下的这些与《国殇》有关的线索聚拢起来，不仅能够较真实地了解悲鸿先生的艺术创作，也能更确切地感受到他在这一过程中倾注的巨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了解这些创作的历史背景，尤其是知道了作者付出的大量心血，我们再来品味这七幅写生稿，就能穿越时空，在思想上与作者产生巨大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