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记忆
年前受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我在上海朵云书店戏剧店和另外两位老师做了一个有关阿瑟·米勒的小活动。《推销员之死》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进入中国时，有许多文化迁移后的水土不服。那时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生活结构没什么认识。公共场合里没有夫妇会拉手，也没有商业社会的推销员职位，更没有商业保险（不用说骗保），也没有啃老的年轻人。剧本里有一出牌戏，但没人知道卡西诺牌（casino）怎么打。紧接着我又跟随中文系去虹口白玉兰广场开一个语文教育的研讨会，合影的背景，是COSCO的标牌，中远海运在虹口设有公司办公点，供应后勤单位反而在邯郸路、政民路，离我如今工作的单位复旦大学都是几步之遥。我在复旦求学7年，父亲经常在夏朵旁边的供应公司进货，但他从来没有找过我。
我父亲是中远集团的海员，我整个童年，都很少获得他的教育。他只教过我一个英语单词就是casino，另一个词不是单词，是cosco。他戏称为“苦是苦”。COSCO SHIPPING，那是他服役终身的单位。海运在整个80年代末期直至千禧年，效益都很差。小时候，家里只有一本和中远有关的杂志，叫《海员之家》，另一本是我闲来无聊在知网上浏览的，1994年发刊的《中国远洋航务公告》。看杂志会知道，90年代国际航运市场已经不太景气，造船工业竞争激烈，修船更是能用上一些奇怪的词语来形容衰退的生态，那就是“陷入呆滞”。大家都在等待香港回归时，可能有所转机。这一等就要等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暴发。一直翻到去年5月份，杂志上集装箱的消息突然变得吉祥，像黑暗中的灯笼一样。之后集装箱事业一反常态地蒸蒸日上，这纸上奇迹的时刻甚至让我去找了几本好看的书《集装箱改变世界》《传播与移动性——手机、移民与集装箱》。我不炒股票，只喜欢看书看旧杂志，就这样提醒身边的朋友们注意这一艘沉寂了二十多年的旧船突然扬帆起航的神奇时刻，我提醒的人也包括了我的母亲。可惜我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一辈子都没有等来这一次转机，也没有领到22个月的奖金。
《阿瑟·米勒手记》里提到英若诚问“我们可不可以玩十三点”，以取代剧本里的卡西诺牌，“有三年半，他跟我除了在树下玩十三点，成天什么也不做”。上海话里说“十三点”有点骂人或者调情的意思。我想起父亲这一生唯一讲过的有质量的笑话，他抱怨大副在厨房间的黑板上写，“今天下午十三点开船”，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与父亲关系松动些的记忆，其余的时候大多感到陌生。我喜欢阿瑟·米勒对于“父亲”的怜悯，他可能最终要走向毁灭，谁也拦不住，让我产生共情。他们就像一艘……时代的旧船，运送着舶来的物品，却没有运来舶来的沉思。1995年第5期《中国远洋航务公告》曾对这一类“威利”般被伟大时运抛弃的“父亲”，命名为“国际海事界的过街老鼠”，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航运界骤然掀起了一股空前凶恶的海难高峰，船龄老化是重要原因，那些海难摧毁的单船吨位越来越大，保险商拍案而起。那好像是《推销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让纽约将近10万人精神崩溃，如出同源。
阿瑟·米勒在自传里说：
我想对我而言它也让我原谅我的父亲，因为透过一场他无力避免，几乎遍及全球的灾难，它暴露出来的只是数字问题而已。利润是恶魔。大萧条对于这样的父子冲突而言，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多年后我惊讶地发现有许多男作家的父亲的确是失败者，或者他们的儿子认为他们是失败者，菲兹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霍桑、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虽然各有千秋，却渴望创造一种新的宇宙观，而不是只是描述身边那个物质世界。假如有能力，他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我知道大萧条不只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一场道德灾难。美国社会背后的道貌岸然暴露无遗……
这种忧心忡忡又勇于归因的个性，对于艺术创作并不是坏事，哪怕是对我这样的人，也感染到了相似的忧愁。
父亲的这份职业，使得我们家庭并不缺少舶来品，比如“咖啡”。父亲在每一个下船的港口杂货店，都会买不同国家生产的速溶咖啡，我小的时候见过很多不同颜色不同包装的咖啡袋。他也是最早带给我袋泡咖啡的人，和现在的挂耳包略有不同。往大里说，父亲是新航路发现后，带回舶来饮料的人。但他对饮食习惯的建立建构、对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无所知。他将咖啡与绵羊油、榴莲、蜜饯、洋酒当作差不多的东西运回家里，据他说在船进入中国之前，他会把一些带不进来的东西直接丢进海里。我母亲是个文艺青年，对外国咖啡寄予了很多生活想象。我们从前住在田林，田林地区是没有咖啡馆的，周末母亲常带我去南丹路、万体馆甚至茂名路玩耍，去过的咖啡馆名字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她喜欢掼奶油，又嫌甜，之后会喝一杯。因为过于强调情调和幻想，她与我父亲感情越来越差。有趣的是，这两年又开始流行“冻干粉”，仿佛时尚轮回，流行咖啡从速溶到手冲到机器最终居然又回到了粉末。
去年，我搬家到逸仙路，离单位会比较近。母亲“强迫”我买了一台网红咖啡机，然后认真地学习拉花。她是一个浪漫的人，在我的记忆里，她明明也是从五花八门来自世界各地的速溶咖啡起步的，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再也不喝速溶咖啡。后来我推荐给她今年最流行的冻干粉品牌，她直说“不灵的”。我父亲倒是依然在家里备着速溶咖啡，有来自印尼的、意大利的、法国的甚至高雄港的……很多都过期了，他也没舍得扔，因为以后再也不去了。在我的童年里，咖啡并不是最主要的生活饮品。小孩子喝得最多的，是一种叫做“红宝”的橘子水，其次乌梅汁、盐汽水、七喜也是常见的。没有人会给小孩子喝咖啡，大人也很少聚集在一起喝咖啡，他们喝的更多的是茶叶。有趣的是，茶叶泡在哪里呢？家里的长辈最喜欢把茶叶泡在雀巢咖啡的玻璃罐里。无论是工厂老师傅，还是公交司机，几乎人手一个，但是他们都不像是喝咖啡的人，不知他们的雀巢咖啡瓶是哪里来的。国人将圆柱形的咖啡或伴侣的包装瓶用作茶杯，算是一种饮茶时尚，结合了实用与虚荣。我们上高中时，女同学们会把速溶咖啡泡在味全每日C的塑料瓶里。这个行为模式，与父辈老师傅们如出一辙，并不时髦多少。实用性的部分在于，冬天太冷，泡在塑料瓶里可以捂手，塑料瓶比玻璃瓶导热差一些，不会那么烫，又不会完全隔热，是实用和真实的生活温度。
上个礼拜，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股票抛早了，又涨了二十几块，又说“你看起来是个书呆子，为什么会知道这只股票会涨”。然后，她递给了我一杯在拿铁上勾出叶子的咖啡。其实她没有买多，所以她既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前夫。那时我又开小差想起《阿瑟·米勒自传》中写得深沉又迷人的一段。那是在1956年，内华达州的金字塔湖，阿瑟·米勒在那里准备离婚。他需要住满六周，因为纽约州的法律仍要求有通奸的证据，用现在的话说，冷静期为六周。而另一位伟大的作家，索尔·贝娄也为了同样的理由住在临近的湖边小屋。他当时正在写作《雨王汉德森》。那真像一个写作的场景，有着许多写作的信号，等待失去从容得像准备了半生，心灵险峻但很美丽。满身月色，四望皎然，因起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