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集团部落”就是人圈

在 14 年的东北抗战中，对抗联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日伪当局竭力推行的“集团部落”，即集中并村，保甲连坐，实行“民匪分离”，制造无人区。正是这项最阴险、恶毒的政策，割裂了抗联（鱼）与其赖以生存的人民（水）之间的关系，几乎将抗联逼上绝境。这一毒辣政策的始作俑者乃小矶国昭。

小矶国昭，生于 1880 年，日本陆军大将、第四十一任首相，被日本人称为“文武全才”之人。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0 年在狱中结束其罪恶的一生。

1932 年 8 月，小矶国昭任关东军中将参谋长兼特务部长。为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小矶奉行“治安第一主义”，其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同一般只会动粗的日本军阀不同，小矶统治手段厉害之处在于“讨伐、招抚、政治工作”三结合，于是就有了“集团部落”的出笼。

提出的“集团部落”这一毒辣方案的是两个日本人。1932 年，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提出建立“集团部落”，立即得到小矶国昭的赞许，当年即在杨靖宇南满游击队活动的磐石县实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同年 12 月，伪民政部发布 969 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集团部落”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到一处居住。一个部落规模为“八十户至一百户左右”，这对警备和经营有利，建设面积为“周围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建设位置的主要条件为“匪域时常经过或物资供给地等重要警备线上”，建设次序是先“铁丝网、土墙和炮台”，后公共建筑、住房及附属建筑物。

部落内实行保甲连坐制度，通常设 4 个出入门口，居民外出种地、打柴要登记，携带物品要检查，以防流入“匪贼”之手。太阳落山，大门紧闭，晚回者就有“通匪”嫌疑，必遭严格盘查。这种统治方式，文词为“堡垒集中营”，用当年东北人的话讲，叫“围子”或“人圈”。

“集团部落”土墙的标准是：墙高 10 尺，底宽 6 尺，上宽 2.5 尺，然后在坚固的墙上架设铁丝网；部落外要挖外壕，上宽 14 尺，底宽 3尺，深 10 尺，壕内设排水沟。这些浩大工程，日本人、伪警察不会伸一下手，全靠驱赶进部落的农民劳动，但建设顺序最后才轮到农民的住房。

“集团部落”的建设时间，日伪要求“最好自 9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理由是不影响给日本人种庄稼。待建完了围子、外壕、岗楼，临到农民建房，只能临时搭个人字形马架子了。伪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集》承认：

屋顶大都是用树皮和稻草盖成，墙上到处是窟窿，根本不能挡风御寒。他们没有衣服，只能烧火围坐熏烤。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没有发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从屋子里可以清楚看见天上飘着的白云，在目前严寒的季节里，可以想得出他们的痛苦。

实际上，将“集团部落”具体推向极致的还有一个罪魁——冈村宁次。在小矶任关东军参谋长时，冈村任少将副参谋长。这个巴登巴登集团“三羽乌”首领之一、以残暴闻名的铁血军阀，上任伊始便颁布了《暂时惩治盗匪法》等一系列所谓法律，为“集团部落”制定了完备的政策法规，为数年后“集团部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官前后，冈村将东北的野蛮实验用于华北，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与“无人区”政策。

令人扼腕的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聘请冈村为秘密军事顾问，专门负责策划向共产党军队进攻。1949 年初，在全国愤怒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下令对其“审判”，但结果竟然是无罪释放；故而冈村一直把蒋介石当成救命恩人，1950 年还应蒋之邀，受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小矶国昭与冈村宁次，通过“集团部落”对东北人民的残害，造成严重恶果。据日本人所著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记载，从伪满洲国成立（1932 年）到 1938 年末，建立的防卫集团部落，实际上共达12565 处。

那时候，东北山区村落多是几户、十几户人家，二三十户算大村落了；而“集团部落”每处 80 户至 100 户，也就是说，一个“集团部落”要毁掉自然村落 10 个以上。短短几年，保守估计东北有 6 位数以上的自然屯被毁灭。

建“集团部落”，第一步是烧房子。杨靖宇早期开辟的根据地仙人洞先后被烧了 3 次。赵尚志的珠河根据地，是更“红”的地盘，火势也更大，多数村庄房子成了空房框子。狼烟四起，遍地焦土。日本人不仅烧房子，同时还伐树木，砍庄稼，铁路线及国道两侧 200 米内的树木和高棵庄稼一律砍光。这是为了防止抗日游击队自青纱帐中突然杀出来。

当然，在归大屯中，也有不烧房子的地区，那是在 1934 年前后的一轮“清边”，在中国边境线 5 公里内中国老百姓不许居住，一律搬到“内地”，不走就是“通苏”。“清边”通常不烧房子，不毁水井，不伐树木，不砍庄稼，资源给日本开拓团留着，使日本人一进中国，便有房子住，连地也不必买了。

小矶国昭与冈村宁次为何如此下气力搞“集团部落”？日伪当局宣传说，是为了让中国人“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地生活”。抗联的官兵一眼便看穿了，日本人所搞的大屯，就是要断绝群众与抗联的鱼水关系，使抗日军没房子住，没饭吃，没处得消息，不用打仗就被消灭了。

当然，关于“集团部落”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给东北抗联带来巨大的危害，在我们回顾历史时，除了小矶国昭、冈村宁次，当年那两个首倡的参事官荒谷千次、蛸井元义，也要记录在案。

老百姓对“集团部落”是什么态度？金窝银窝不如自个儿的土窝，没有人愿意进失去自由的土围子——“人圈”。于是，日本人第一次烧了房子，第二次见人便杀。如果是抗日队伍集中的村落，境遇就更悲惨了，往往是“集团部落”与血洗村落并行，或称“归大屯”的前奏是“血洗屯”，吉林省舒兰县南部的老黑沟被血洗便是一例。

老黑沟谷长 40 公里，呼兰河流淌沟中，最宽处 4 公里。老黑沟夹在五常、蛟河两县之间，其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张广才岭支脉，古木参天，依山傍水，乃人类生存繁衍的天赐宝地。

1935 年春季，人间天堂瞬间变成了地狱，灾星乃日本关东军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恶贯满盈的兽行部队奈良联队。历史只记住这支部队参与了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不少国人不知其早在南京大屠杀的前两年就在东北血洗了老黑沟，东北老百姓称为“杀大沟”。

具体进行“杀大沟”的是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 600 个荷枪实弹的鬼子。这是一场空地联合行动。天上飞机侦察、撒传单、投粮弹，说明行动并非该大队自我所为。4 月 22 日，日本人先是寻找“匪贼”而毫无战果，一周后的 4 月 27 日，便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动了手。当时正是春耕季节，男人们都在地里，日本人见人便杀，远了枪打，近了刀刺。没有见过“戴铁帽子”的农民，看到死了 3 个人，撒腿便跑。进山躲进林子里的便活下来了，而往村里跑的村民，几乎都遭到了二次枪击刀刺。

桦曲柳顶子李显廷的妻子，那时正坐在炕沿上奶孩子，见进屋的鬼子凶神恶煞，便把两岁的孩子掩到身后。鬼子只杀死了母亲，两岁的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仍旧爬到母亲身上吃奶，被鬼子一刺刀从后背刺到前胸，挑起来扎到土墙上。孩子痛苦万端，手脚抓挠着，鬼子们高兴地哈哈大笑。桦曲柳顶子在老黑沟的南口，没跑掉的老百姓被押到桦树林边，让他们自己先挖坑，挖了 7 个坑，每个坑埋 10 人左右，李奎江家 11 口，被杀 9 口，埋在一个坑里。

呼兰河北岸的青顶子屯附近有个月牙形的泡子，成了最大的屠杀场。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的 3 天里，300 多人在这里被杀。第一天，老百姓被日本人逼着跪在泡子边上，用机枪扫射，尸体被推进泡子里。第二天，日本人把老百姓绑上，在两臂间穿根杆子，每杆 20 人左右，然后用机枪连串射杀。

偶然幸存者姜桐彬，见证了另一种屠杀方式。那是在 30 日中午，姜桐彬被绑在月牙泡旁一棵树上，鬼子把他的上衣扒开，露出胸膛，然后退后几步，这时他听到了周边一片惨叫声。幸运的是，姜桐彬面前是一个年轻面相的鬼子，呀呀叫着却一刀刺在肋下；第二刀被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弹了一下，在姜桐彬肚皮上划了道挺长的口子；第三刀刺在姜桐彬脖子上……接着他又挨了几刀，都未刺中要害，却血肉模糊。鬼子以为他死了，便走了。

实际上，老黑沟惨案只是日军屠杀东北平民百姓等众多暴行中的一起。1936 年 7 月 15 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日本关东军驻柳河县守备队长大尉中山八郎率队进入“匪区”白家堡子，见人便杀。全堡 368人，被一串串捆绑至大山根处，在一片哀号痛苦惨叫中被集体射杀。之后，日本人抓民夫挖了 9 个大坑将尸体压埋，并将白家堡子所有民房烧得片瓦无存。

同年秋，日军闯进兴高县红庙子朝阳门。杨靖宇组织老百姓向山上转移。有人见鬼子聚在一个院落里，正是攻击的好时机，便问杨靖宇为何不下令攻击。杨靖宇说不能打，打完部队走了，老百姓就遭殃了。不仅如此，一军后来进村屯，也不在大墙上写标语了，防止敌人认为这儿是“匪区”而大开杀戒。

1939 年 1 月中旬，冯治纲率部设伏于德都县境内田家船口。此战击毙了随伪警察督战的日军警尉目黑俊一，俘虏伪警 25 人。他在战前算准了时间，让屯长去伪警察署报告部队进村的消息（迟到），以证明该屯并非“通匪”。

面对日军由“灭门”发展至“灭屯”的灭绝人性的屠杀，为保护老百姓，共产党人用尽了心思与办法。但日本侵略占领整个中国的政策及野心，与其岛国人口资源、实力严重不足之间形成的矛盾，使得侵华日军已变成为世界上最野蛮嗜血的杀戮部队。杀人似乎已成为多数部队的一种习惯，对已投降者言而无信地实施屠杀便是例证，“填大江”是其中残恶的屠杀方式之一。

面对剿杀不尽的抗日武装，日伪当局在“讨伐”的同时，实施招降政策，即通过一些抗日家属上山呼儿唤夫。至 1936 年底，仅桓仁县陆续下山投降的就有 400 人左右，大部分为自卫军残部与山林队，也有少数第一军中的不坚定者。

这些人下山缴械要到县警务科按手印、采指纹，再在左手腕或虎口上，用绑在一块的几根针扎破 3 处，揉进墨，留下永远磨不去的 3 个点，便算“归顺”，放回家，等通知领“证明书”——良民证。

1937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十一）是各警察署分别通知的领证时间。22 日，各警察署把领证人陆续送到桓仁县城，安排到城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住宿。23 日，领证的 300 多人排队进入日本守备队大院，点到谁的名字，便进屋“领证”去。没想到“领证人”进屋便被按倒捆上，堵上嘴，抬出后门，“咣当”一声，扔进早已候在后院的卡车上。装满一车，便开走一车，直奔西江。

县城靠西江岸 1 公里内的区域，早已戒严，断绝行人车辆。在江心水深处，日军事先已凿开一个 3 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那卡车上捆的人一路颠到江面上。

在西江边指挥填江的，是日本宪兵队长杉木森平；在守备队指挥捆人装车的，是守备队长野田，他也随最后一辆卡车来到江边。被捆绑的一车人，被像牲口一样往下连推带扔。有的人在车上连遭挤压、颠簸，到江面上时已经不行了，鬼子与伪警察就拖拉着，或用刺刀戳着他们，推进冰窟窿里。水深处流速慢，冰层下堵塞了，人推下去又漂上来，日本人就用大长木杆子，把冰层下的人往下捅：不少资料称之为“西江惨案”。

被“填大江”的 300 多人中，只有一个小孩逃走了。当天有 7 个 10来岁的男孩子没被捆绑，因为他们的父亲或兄弟不在家，或是有什么事脱不开身，由他们来代领。那些孩子都被吓傻了，只有一个孩子乘鬼子与伪警察盯着冰窟窿的当口，撒腿往江边柳树丛中跑，警戒的鬼子几枪没打着，搜查了一阵也未找到。

县城这边“填大江”的同时，各乡镇开始抓捕那些没到县“领证”的人。拐磨子乡抓了 12 人，正月十五那天，填进了富尔江。二户来乡抓了 11 人，沙尖子乡抓了 19 人，其余的乡镇也人数不等地各抓了一些，当地没有可填的江河，便就地枪决了。

说日本部队是野兽部队并非妄言，因为其兽行超越了人类底线。

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红黑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下来，啊，是活胆！

屠杀时我也在场，以后我与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将其中五具尸体肚子割开，取出了肝胆。问：取人胆囊做什么用？答：日本人迷信，说可以治肺病，因此在日本人当中都希望得到这个东西，因此，我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才取的。当时我们五个日本人，每人分一个。

其中两人，因抗日思想浓厚，由石田斩杀了。斩杀后石田将这两个人的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给我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一个。

我奉佐藤中队长之命，和三名巡查，将被害者带到东汤深山林里予以枪杀，同时我用短刀，其他巡查用日本刀将被害者腹部切开，取出他们的肝脏带回配药，尸体埋在现场。我把肝脏拿回家以后，日本家里来信说妹妹患腹膜炎，我便将肝脏磨成粉末，邮回日本，给妹妹吃了。

在地球村上，即便是动物，大多数也是不食同类的。食同类的动物多出于饥饿本能，因为他们是没思想的野兽。日本人一向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礼仪之邦”，岂非绝大的讽刺？二战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很多，共同的感觉是，日军的野蛮无有出其上者，即使是被认为亲日的印度尼西亚，也在高中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在占领我国的国家中，日本是最残酷的。” 这一点，中国人也有同感。这也是中国人浴血抗战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