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遗书中的力量与智慧
1935 年秋冬之交，赵尚志率三军主力，从根据地珠河远征延寿、方正，并挺进汤原，将三军第二、第三团分别留在珠河铁道南北区域，与“大讨伐”之日伪军周旋。第二团团长王惠童（同）、政治部主任赵一曼率部，活动于珠河铁道北及延寿、宾县、阿城之间，在老游击区坚持游击敌人。转战中，二团一度被逼困于密林中，粮食断绝，只能靠猎取野兽充饥。11 月 14 日，王惠童、赵一曼率全团 50 余名官兵到达道北五区春秋岭安山屯，计划向延寿挺进与主力会合。
还是那句话，好好的大中国，事都坏在丧尽民族良心的汉奸身上。部队刚驻下，就被汉奸朱景才密告给了驻乌吉密的日伪军。
15 日上午，二团被 300 多日伪军包围，团长王惠童果断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与敌激战 6 个多小时，10 余名战士牺牲，王惠童不幸重伤被俘，后被杀害。赵一曼在指挥部队突围时，被击中左腕。此战，二团仅有 10 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官兵均壮烈牺牲。是役，敌人也付出惨重代价，二团毙伤横山部队机关枪队长古谷清一大尉、小队长芹泽等 30余人。
突围中，二团被打散了，赵一曼与负伤的战士老于、16 岁的妇救会员杨桂兰、交通员刘福生汇合，大家互相搀扶着，来到侯林乡西北沟一个窝棚里将养。
又是汉奸坏事。11 月 22 日，汉奸廉江和米振文发现了赵一曼等人，立即向日军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警佐和伪警察队长张福兴告密。30 余名伪警察包围了小窝棚。激战中，交通员刘福生和战士老于牺牲，赵一曼左腿被“七九”步枪击成重伤，顿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
大野泰治，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股长，是刑讯折磨赵一曼的主要罪魁。正是他在战犯改造期间留下的两份认罪供词，使我们从另一角度获悉了一位共产党人的伟大信仰与一位抗联战士的铮铮铁骨。
大野泰治的两份供词间隔八年时间。第一份是 1954 年 11 月 10 日的供词，我们只能依稀得知，赵一曼在身负两处重伤情况下，仍然抗住了大野的严刑拷问，一无所获的大野只能将赵一曼送往哈尔滨：
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大腿部也被子弹打伤，已濒临死亡状态……我深庆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趁她在态度激昂时，打算只问些要点，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等，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拷问。但从她固执的态度来看，我认为决不容易问出什么的……
在“濒临死亡状态”下，仍“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拷问”，1954 年的大野供词，除了承认对手腕伤口“手握和鞭刺”，并未交代这两小时都用了什么刑具“拷问”，也未说明赵一曼“态度激昂”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认为“决不容易问出什么”？
经过八年战犯改造，到了 1962 年，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忏悔并一再请求“心目中的英雄”赵一曼对自己“灵魂的宽恕”的大野，写下了这一段供词，使人们真切知道了 26 年前，赵一曼那令人热泪涕泗的、世人罕见的顽强与壮烈：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重太郎）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做了义正词严的回答，与其说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做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她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儿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相信看了上述这份史料，各位读者的心灵都会从各自角度受到一次洗礼，都会进一步明白，什么是大义凛然、顽强不屈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与民族气节。
赵一曼原本为病弱身躯，曾在珠河侯林乡抗联“吕老妈妈”梁树林家养病。当时赵一曼得了肺痨（肺结核），病是在苏联留洋时得的。到了珠河这个抗日前线，她拼着命地组织地方抗日工作，肺病犯了，而且脖子后还长了一个砍头疮（痈）。
有一天，吕老妈妈看着赵一曼清瘦的脸上有些红晕，知道她一定烧得不轻。吕老妈妈摸一摸她的头，滚烫滚烫的，心里很难受，想找两个鸡蛋，结果只找来几个土豆，就用土豆烧了一大碗汤，端给赵一曼说：“就拿土豆当山参给你补补身子吧。”
结核病人修复结核疮面最需要营养，在侯林乡吕老妈妈家那一段时期，赵一曼起码还能吃上饭。不久，赵一曼随部队游击，饭也难得吃上一顿。
在东北烈士陈列馆有一只粗瓷大碗，上边有一个“福”字，这碗是那一次，部队在侯林乡一个屯子里吃饭，通讯员向房东温喜良借给赵一曼用的。当满满一碗高粱米饭端到赵一曼面前时，赵一曼便知道这碗饭是从病号灶上端来的；因为部队早已断了粮食，一段时间里都是靠野菜与橡树子充饥。赵一曼乘人没注意，把饭倒进锅里，然后盛了半碗野菜粥。炊事员老李看见了，没有吭声，眼睛却湿了。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未到陈列馆实地看一下这只粗瓷大碗是否存在，这是否是依据抗联原本生活所创作的一个故事？1981 年小学语文课本第五册第九课，以《一个粗瓷大碗》为题，讲述了这件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一曼抱病到部队活动时，正是部队最艰难、连饭都难吃上一顿的阶段。
一个重病在身的弱女子，从温暖湿润的天府之国，来到天寒地冻的北国，缺食少药，发烧咳嗽相伴，得有多大的毅力，才能度过艰难的每一天？
更难以想象的是，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老牛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日本人对两处伤口不做任何处理，任其流血，为的就是让赵一曼屈服。在珠河县伪警察署，日本人为了得到口供，对赵一曼的腕部伤口并不只是用手捏，还用马鞭捅。
1954 年 7 月 25 日，幸存下来的杨桂兰在控诉书中指证：日伪警察对赵一曼和她们两人（一块儿被捕的还有地方干部周伯学），每天进行四五次毒打、灌凉水、压杠子等刑讯。十月（应为农历）末，赵一曼和周伯学两人被送交哈尔滨去了。
送至哈尔滨警务厅地下看守所后，敌人又对赵一曼进行了更为残酷和“正式”的全套刑讯拷问，但还是一无所获。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为了保留活口，赵一曼被以“王氏”之名被转至市立医院。
现今，我们已无处得知残暴的日伪当局在长达 8 个多月时间里对赵一曼都施行了哪些酷刑？都在什么场合？施行了多少次酷刑？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宪兵曾将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但她从未呻吟过一声。在施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人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并多次注射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后，再继续用刑。
笔者查阅《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得知，哈尔滨市立医院 16 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之前“在《大北新报》上看到登载的赵一曼的记事，相信赵一曼是难得的女英雄”。特务们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
看着赵一曼伤口逐渐好转起来，韩勇义眉眼间都是笑意，可气恼的是，特务们时不时来审讯赵一曼，动辄将她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心怀崇敬之心的韩勇义感觉到有必要将心目中的英雄救出虎口。
从伪滨江省警务厅报告中可以看出，赵一曼即使身陷囹圄，遍体鳞伤，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炭化，但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仍在以各种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反满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使韩勇义进一步认清了日伪政权的本质，“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尽管这份报告用了污贬词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赵一曼为唤醒青年伪警看守董宪勋反抗敌人的民族良心之努力，以及令人叹服的地下工作经验及能力。
得知董宪勋爱好文学，赵一曼把“满洲事变”爆发时，她在奉天目睹的日本军队的暴虐状况、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的肮脏目的、被奴役虐待的中国人的悲惨现状，以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伪满洲国、解救人民出苦海的目标与美好前景，包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等等，写在包药纸和其他的纸片上，用通俗且富有趣味的小说体裁加以记述。赵一曼原本是文采甚好的人，她的文章，尤其是对日伪暴行的真实叙述，任何有正义感的人读后，都会切齿憎恨日本，进而推翻打倒伪满洲国。董宪勋原本是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赵一曼的感召下，不久便下定决心，做一个反满抗日有为青年。伪警务厅的这份报告曾酸溜溜地写道，赵一曼“从她对警士开始工作算起，前后不过是 20 天的工夫”。
为了帮助赵一曼逃走，韩勇义想尽办法筹集经费。她收入微薄，便卖了自己的两个金戒指、两件大衣，得钱 60 元。董宪勋找人订购了一顶小轿。6 月 28 日晚（星期天，医院人少），董宪勋雇了一位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及 5 名抬轿人送到南岗文庙后边等候，自己再返回医院与叔叔董广政两人将赵一曼从医院抬出，坐车赶到文庙后边，把赵一曼放进小轿，向阿城方向（赵尚志部队活动区域）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了辆马车。
敌人在 29 日看守交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他们如同炸了窝的马蜂，顺着那个白俄司机的线索，于 30 日上午 5 时，在阿城李家屯附近，追上了赵一曼。这是一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性地伸手去腰间摸枪，摸了个空，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笑容，既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通过伪滨江省警务厅报告中的描述，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赵一曼在逃走前因伤势严重曾入院治疗，她担心出院后自己“总难免于死刑或是无期徒刑，这样，一生所期望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满洲国，便永远难以实现；所以，要在出院以前排除万难设法脱逃，重归赵尚志部下，做一名抗日战士”。
面对即刻就要扑来的敌人，赵一曼沉着叮咛众人：“不要慌！大家记住口供，就说是我用钱雇请你们送我走的，一切与你们无关。”
董宪勋与韩勇义难免有些许慌张，可看到赵一曼的神情，便也沉静坦然了下来；因为当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就有了思想准备。
这是两个极富正义感、民族心的热血青年，虽然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抗联战士，却为了共产党员、抗联战士，赌上自己的性命，去拯救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他们同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抗联官兵一样，值得我们崇敬与怀念。可惜，由于历史的沉淀，我们已无法得知他们拯救赵一曼的心路历程，只能在敌伪档案中窥知一鳞半爪，但已让我们感动不已。
敌人对韩勇义和董宪勋进行了残暴的刑讯，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他们的脸和嘴，气急败坏地讯问帮助赵一曼出逃的原因。董宪勋受刑过重，惨死于狱中，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这是莫大的遗憾。但起着男孩子名字的韩勇义，在审讯中，却“强烈地”说出了“怀有很深的抗日思想”的话：
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16 岁的姑娘韩勇义获得各界敬佩，经多方努力，其从“政治犯”改为“纵匪逃走”的刑事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4 个月，但敌人酷刑的折磨，使其患上肋膜炎、脓胸等多种疾病。新中国成立前，韩勇义不幸离世。
赵一曼作为一个严重伤残的弱女子，在两个热血青年帮助下，差点儿成功逃出魔窟，无情地羞辱嘲讽了貌似强大、妄想征服任何肉体的“国家”机器，给日伪当局精神上沉重一击，以致他们在那份“报告”中做了 3 条检讨，其中一条不得不承认：“关于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王道主义的宣传工作，以前实在是有只讲理论或流于形式，因而有改进的必要。”
战争，不仅是双方物质力量的比拼，更是双方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是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史实证明了的。在同大野泰治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的较量中，共产党人赵一曼以一己伤残之躯，战胜了残暴的日本杀人机器。
敌人的酷刑无法摧毁赵一曼的坚定信仰，因为信仰的“骨头”无比坚硬，精神的力量无比强大。在精神与意志的对垒中，敌人是彻底的失败者，他们气急败坏，只能摧毁一个弱女子的肉体便是证明。何为强者？赵一曼也！
这是抗联女战士、共产党员赵一曼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一种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1936 年 8 月 2 日，日伪当局将赵一曼押解回珠河，在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企图以她的鲜血，恫吓红地盘的人民。赵一曼是坚强的革命志士，她丝毫没有惊慌，说道：“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同时，她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感情炽烈的女子，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如果说她还有遗憾的话，一定是十分想念近 6 年未见面的 7 岁儿子，想念只相处半年便分离的革命战友丈夫。赴刑场的途中，她要来了纸笔，前后写下了两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62 个字，7 个母亲，4 个“！”，还有那“宁儿”“孩子”后面肝肠寸断的“啊”，写到此处，笔者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封遗书，与其说是写给孩子的，更是写给爱人陈达邦的：
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这封信，9 个母亲，6 个孩子……又一封让人肝肠寸断的遗书。
身戴重镣、遍体鳞伤的赵一曼倒在了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大地上。敌人残忍地摧毁了她年仅 31 岁的生命，却没想到她的精神以另一种强大的形式存在并延续下来，鼓舞更多的人给敌人更沉重的打击。
信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坚信革命必定胜利。不少人初始坚定，后来叛逃，根本原因之一，是不相信初始弱小的共产党人最终一定会战胜眼前强大的敌人。抗联队伍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稍微留心的人可以发现，原本的李坤泰，在两封遗书中都用了赵一曼的名字，这本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她的宁儿能知道赵一曼是自己的母亲吗？当然很困难。以致新中国成立好多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公映时，宁儿都不知道那是自己的母亲。
但是，赵一曼坚定相信，宁儿总有一天会知道，自己就是他的母亲李坤泰。赵一曼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共产党人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仰上：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胜利后，一定会帮助宁儿找到并知道母亲李坤泰是“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是为国而牺牲的抗联战士”。
果然，全国胜利后，一直在寻找“宁儿”的党组织，与一直在寻找母亲李坤泰的宁儿，终于在 1955 年 11 月 12 日有了结果。那天，“宁儿”陈掖贤高兴地给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写信说：“直到今年，慈姑碰到了冯仲云同志，他和妈妈有过工作上的联系，才知道我妈妈就是赵一曼。接着您又给慈姑通信，这件事就进一步得到证实了。”
陈掖贤所说的慈姑，是赵一曼的爱人陈达邦的妹妹、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按辈分是陈掖贤的姑姑，有礼貌的陈掖贤便称呼她为“慈姑”。
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赵一曼，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很想让心爱的人陈达邦知道自己的情况，但却不能明说；因为不仅是日本人、国民党也在抓捕残杀共产党人，只能在信中以“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他后尘”这种方式让“宁儿”知道，父亲也是共产党人。
需要重复一句的是，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其重要内核之一就是，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面对多么巨大的困难，都始终如一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因为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最正确、最具有生命力的伟大事业。为了这个信仰，共产党人甘愿先于他人抛洒热血乃至生命！
为什么赵一曼赢得了那么多人的敬重与景仰？因为在 14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个体，更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就在赵一曼英勇就义后的 1 个月零 1 天，在赵一曼牺牲的邻县通河，另一名女英雄李秋岳也壮烈殉国。
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1901 年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一个贫苦家庭。1924 年冬，李秋岳踏着鸭绿江面的坚冰来到中国，寻找四年前来到中国并已担任黄埔军校教官的丈夫杨林。杨林本名金勋，曾化名毕士悌、杨宁等。
1925 年，李秋岳与杨林双双参加广东革命军东征。也是在大革命的洗礼中，二人在这一年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李秋岳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这年 8 月，党组织安排夫妻两人去苏联学习。1930年，两人返回中国，被派往北满地委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杨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不久便到“红地盘”磐石组织抗日武装，是抗联第一军的前身磐石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2 年秋，杨林奉调中央苏区工作。
在杨林调往中央苏区同时，李秋岳被派往抗战血火的一线珠河，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在珠河游击区，李秋岳曾与赵一曼共同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为赵尚志哈东支队送子弹，送服装，救护伤员。这对巾帼英雄在老百姓中有极高的威望。
有一段时间，病重的赵一曼被组织安排到侯林乡将养。为躲过敌人的严密盘查，李秋岳与“吕老妈妈”梁树林一起冒险护送赵一曼，让她扮成哑巴，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
李秋岳胆识超群，工作能力甚强；不料，在取得诸多工作成绩时，一个噩耗突然降临，她与丈夫患难的唯一爱情结晶、出生不久便放在一农户照料的孩子，不幸夭折了。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劳累加悲伤使她患上了肺病；但这位坚强的女性，以惊人的毅力将悲伤埋在心底，顽强支撑病体，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艰难的工作中。
1934 年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接见东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同志何成湘时，得知李秋岳仍在东北坚持斗争，当即嘱咐何成湘回东北后，通过组织将李秋岳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以使他们夫妻团圆。李秋岳对毛泽东的关怀深表感谢，表示自己仍愿意留在东北工作。
都说孩子是女人心头上的肉。心头上的肉被剜掉了，那种苦痛，作为男人无论如何是不能体会到的。一般情况下，痛失爱子（女）的女人，最需要的是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得到安慰。而李秋岳做出不去苏区与丈夫团圆的决定，凭借的是她超出了常人的坚强意志。是她无情吗？当然不是！失去孩子时，她曾大病一场。至今没有发现，李秋岳留下的有关愿在东北工作动机的记录，这是历史的遗憾。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秋岳一定见证了数不清的家败人亡、老百姓失去孩子痛不欲生的悲惨场景。还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将东北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摧毁，她与丈夫的爱情结晶，不会因为缺食少药而夭折。这让她对日本人的仇恨有增无减，大仇未报就到远离日本人的苏区（1934 年的瑞金，只有国民党而没有日本人），她不甘心，或者说，她认为自己在东北，能做一些可以使其他女人不再失去孩子的神圣事业。
应当说明，这只是笔者查不到原始资料下所做的推测。因为了解英雄的心路历程，某种意义上，比了解英雄的事迹更重要，盼望读者诸君多给以指导并参加分析。
1936 年 2 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任命李秋岳为中共通河特别支部书记。半年来，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反日会员发展到 300 多名，建立了 9 处反日组织。这引起日伪恐慌，他们称通河“已陷入不治之境”，重金悬赏搜捕“张一志”（李秋岳到通河的化名）。还是汉奸坏事：8 月下旬，李秋岳在组织群众为部队赶制军鞋时，被伪祥顺警察署长孙凤周率部逮捕。
受尽了酷刑的李秋岳，于 1936 年 9 月 3 日，被杀害于通河县城西门外的一片荒地上，年仅 35 岁。
在走上刑场的那一刻，李秋岳是否想起了远在苏区的爱人杨林？女英雄不知道的是，丈夫杨林已经在早于自己半年前，于红军东渡黄河东征的战斗中牺牲。
李秋岳牺牲得很惨烈。鉴于她的重要职务与影响力，敌人残忍地切割下她的头颅，挂在通河县城门头上，以恐吓抗日的民众。李秋岳应当是东北抗日斗争中被敌寇枭首的第一位女性。
1934 年，著名女作家萧红，写了一本著名的书《生死场》，其中一句著名的话是：“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表达了东北人民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决心。无疑，赵一曼、李秋岳等一大批民族英雄是“宁死不当亡国奴”人群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