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杜鹃，你不唱我要杀你

大凡汉奸，少有良善之辈，因为他们的人生底片是变节，通过出卖民族同胞换取个人的贪欲与享乐，这正是日本人操控与利用汉奸的土壤及温床。用东北老百姓透彻而富有哲理的话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为此，在对汉奸的收买及使用上，日本人的确是肯花大价钱，且精准落实到人头的。

据溥仪自述，在东北被日本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汉奸们是得到不少便宜的。每次法令的颁布实施都是一次发财机会，都有一次“奖金”发放，上自总理大臣、下到保甲长，几乎人人有份。

当然，这偌大的一笔笔钱，奉行“以战养战”的日本关东军是 1 分也不会掏的，全是从 3000 万以橡子面为食的老百姓身上榨出的血汗。在那个 1 元钱买 5 斤猪肉的年代，大汉奸们公开的月工资为：伪国务总理郑孝胥 1 万元，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几个“巨头”8000 元，而溥仪这个“执政”“皇帝”每年皇室费用 80 万元。

以上仅是明账。暗账则是溥仪所说的每次大规模活动的“奖金”，日本人称为“特别机密费”，是给忠心投靠的大汉奸的巨额奖赏。1932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后，日本人发放“建国功劳金”，国务总理郑孝胥最多，为 100 万元。

这年的 9 月，日本“首位驻满大使”、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公开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把东北所有权益都掠夺到日本。郑孝胥以国务总理身份与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事后让溥仪“裁可”（溥仪虽然不高兴）。因为此等“先办后报”的“功劳”，他又获得了“建国功劳金”60 万元。

不要以为汉奸们只是摆设的牌位。

日本人做什么坏事都要找个借口，尤其是重大经济掠夺行为与政治镇压管控，例如“粮食出荷”（军粮征缴）、“献身报国”，又例如没收东北四大银行资产，建立伪中央银行，再例如制定颁布所谓《治安警察法》《保甲矫正法》及《国兵法》，还例如实施“合村并屯”，建“集团部落”等，都要通过“国家”（伪满洲国）颁布法令。换言之，东北人民的所有苦难，都经过了汉奸们的举手与许诺，这是伪满大汉奸们罪不可恕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满洲国”的所谓内阁和各县、镇当官的日本人，也同样拿薪俸，虽然为副职，却比中国人担任的正职拿得多。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引起正职汉奸官员的不满与议论。

人事科长古海忠之解答说：“我们日本人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来吃大米，不像满人吃高粱米……请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正是讲亲善。”

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的态度更为“直接”：“你拿了钱，不干行吗？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拿关东军的机密费？给你吃现成的，你们还要捣蛋，可要放明白了点！”

驹井实际上是伪满洲国“内阁”最有权也是最大的官，他的话让大家鸦雀无声。

日本人对不听话的汉奸，绝不是训斥就可了事的。

凌升，前清蒙古族都统贵福之子，时任伪兴安省省长。溥仪到旅顺，凌升亲自跑去“迎驾”，一心向往复辟“大清”。在“满洲国”建“国”典礼上，凌升着清朝官服，大有不承认“满洲国”的意思。考虑到他的忠诚，溥仪将四妹许给了（订婚）凌升的儿子，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1936 年春，凌升赴“新京”出席省长联席会议，在会上发表了一通讲话，大意为：兴安历来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四个小省？而且自己身为省长，“有职无权”，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结果，会后回到海拉尔，凌升立即被日本宪兵逮捕，罪名是“通苏”，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

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凌升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数人被判刑10 年以上，后来大多死于狱中。 由此可见，日本人做事向来斩草除根。

作为一国“皇帝”，竟不能救亲家免于一死。事后才得知亲家死讯的溥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日本人的意思，赶紧退掉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姻。

日本人懂得中国“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欲控制驱使一群走狗，必须制服领头犬，因而对溥仪狠下了一番水磨功夫。自踏上东北土地开始，溥仪便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了关东军的玩偶，有了“瓷人”的感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个粉碎”，以致他的肢体行为发生了变化：走路蹑手蹑脚，说话低声低语，更主要的是政治、行政行为都对日本人百依百顺。伪国务院发出的所有迫害掠夺东北人民的法令政策，都经过了溥仪的“裁可”，这是他对人民犯下的深重罪孽。尽管有些只是走程序，是在日本人的威吓下办的。

《东京审判》的作者说：“对于一个享有皇帝尊号的人应该有个堕落限度。”

此话有理。不仅皇帝，任何人的堕落都应当有个起码的底线。我们现今需要研究的是，曾经的康雍乾叱咤风云，其末代子孙为何失去先祖的血性，变得如此懦弱？

有人坚持认为，顽固复辟大清之志是溥仪的主要动力，因而他对日本人委曲求全。溥仪自己的说法是：“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复辟），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溥仪主要是顾虑自己的“生命安全”，复辟大清不过是其不顾一切到东北那一时的“主要动力”而已。

80 多年前，一位英国记者爱德华·贝尔得以越过承光门，从狭窄的楼梯登上伪满皇宫“散发着好久没人住过的气味”的客厅，见到了传说中的溥仪。当时溥仪 20 岁，离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只差 6个月，在日本人手中已有两年多时间了。爱德华·贝尔在其《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描述道：“身体瘦长，眼睛近视，胆小怕事和令人绝望得心不在焉的溥仪，和他那粗犷的满族祖先相去甚远。”

爱德华·贝尔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曾经朝气蓬勃、充满血性的爱新觉罗祖先自努尔哈赤始，传到了溥仪这一代，已经同腐朽的清王朝一样，彻底地衰败堕落了。

日本人首先是让伪满洲国皇帝无公可办。颁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圣旨应当是皇帝的经常行为，勤政的皇帝甚至会一天一诏或数诏。可自 1934 年 3 月 1 日起至 1945 年 8 月 18 日退位，在位 11 年 6个月 18 天的溥仪，总共才颁布了 6 个诏书，其中还包括了“即位”与“退位”前后两个诏书。日本人把溥仪像金丝雀一样关在“皇宫”内，成为“笼中天子”，连行动自由也失去了。

日本人通过无孔不入的管控，不断考察溥仪对关东军的忠诚度与可用性，为的是在重大国际关系上有一枚硬“牌”。

九一八事变之后，靠英美财团支持起家、手握百万军队的蒋介石选择“不抵抗”，把遏日的希望寄予欧美。他打出“欧美牌”的依据是：“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既要将中国改作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要和世界各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各国来决战……也就不能吞并我们中国。”

自己不与侵略者决战，把国家安全寄予他国身上，希望他们替自己国家与日本人决战。连当时的文化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后任国民党政府首任教育部长），都看出来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它只会唁唁狂吠却从来不会咬人”，而碰上蛮横的日本，连“吠几声的胆量都没有”。

不知蒋介石的哪根脑神经“短路了”，1931 年 9 月 21 日，国民党政府向国联发出正式申诉。

其实，英美两国都希望日本能充当远东的“防共宪兵”，在东北与苏联发生冲突。

但是，日军在 1931 年 11 月 19 日攻占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后，并未像英美等国期待的那样北进苏联，而是挥师南下，于 1932 年 1 月占领锦州，实现了武力侵占整个东北的战略目标。其时，苏联不想涉足中日之间的战争。1931 年 10 月 29 日，苏联向日方宣称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显然，苏日两国已达成默契。

利益受到侵害的西方各国，态度开始有所变化，陆续对日本发出批评声音。但正如蒋介石自己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 西方各国的“一骂”，虽然对日本未伤及任何根本，却逼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来。调查团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满洲国”执政溥仪。

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由于团长为李顿，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五国调查团的目的绝不是要纠正日军侵略并建立傀儡政权的罪行，而是变日本独占为各国共管，实现利益均沾。因此，溥仪的证词至关重要：若承认是中国 5 个民族自愿组成“满洲国”，则日本人非但无罪，而且帮助建国有功；若说是被诱迫担任“执政”，日本人侵略中国并成立傀儡政府的罪行便成立。

不想在国际政治、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日本人，尤其是在日本政府还未正式承认“满洲国”的情况下，先斩后奏、亲自操刀搭建了“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本庄繁、板垣等人，尤为紧张，十分关注这次调查。调查团来之前，同样紧张的郑孝胥父子向溥仪做了工作。

1932 年 5 月 3 日，调查团 5 位成员与溥仪总共进行了 10 分钟的会见，只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溥仪是怎样来到东北的，二是“满洲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多年后，溥仪回忆，当时他望着 5 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想起了在天津时的英语教师庄士敦说过，伦敦的大门为他打开着，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如果对同样身为英国人的调查团团长李顿爵士说，自己是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了“满洲国元首”，并要求他们把自己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

遗憾的是，溥仪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打了一个寒噤。自己身边还坐着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尤其是瞄了一眼胡子刮净时脸呈青白色的板垣，他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板垣事先嘱咐过的台词说：

“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调查团成员们一齐对溥仪点头微笑，然后与溥仪一齐照相、喝香槟。他们走后，板垣青白脸上泛满了笑容，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讲话响亮极了，风度好极了。”

溥仪此时的处境，如台湾学者丘树屏比喻的那样，好像是那首日本古歌民咏：“杜鹃，你唱不唱？不唱我便要杀你。”

有人对陷入日军虎口的溥仪充满了同情，认为他所犯那些罪孽实乃迫不得已。也有人对溥仪表示了蔑视，理由是同为末代皇帝的朱由检，在国亡城破之时，选择了令人敬佩的壮烈殉国（之前本有机会逃命而未逃）。

朱由检，明朝末代皇帝，年号崇祯，在位 17 年。1644 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在即，朱由检处理了“善后事宜”，来到煤山，在袍服上写下罪已遗书，取下皇冠，披发遮面，决然投缳自尽，时年 34 岁。据说，遗书上有任凭屠戮自己尸体、不要去伤害无辜官吏与百姓之语。

关于崇祯皇帝朱由检，郭沫若先生在其《甲申三百年祭》中，有较详细的客观评价。毛泽东曾把这篇著名史论著作，当成党内整风文件看待。 撇开朱由检的皇帝操守与政治立场，就其血性与骨气而言，与溥仪令其祖先蒙羞的行为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假如溥仪有朱由检的血性与骨气，向国际调查团公开事实真相，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日本侵略者肮脏阴谋的遮羞布必然被断然撕扯下来，丢尽了日本军部与政治脸面的本庄、板垣等战争狂人，会不会成为日本军部与政府掩盖罪行的牺牲品呢？当然，溥仪的生命可能会归于尘埃，但历史会永远记住一个壮烈的民族主义皇帝。

溥仪没有儿子，关东军兴高采烈，溥仪心惊肉跳。

溥仪在长春只有一个亲弟弟，名叫溥杰，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长春后，日本关东军派他为“禁卫军”中尉军官。溥仪风闻日本关东军要为溥杰找一个日本姑娘为妻，于是抢先将婉容亲戚家的女儿撮合给溥杰，溥杰表示同意。

不料，获知消息的日本人立即“打劫”，对溥杰说，日本关东军希望他同日本女性结婚，并说“这是军方的意思”。

留学日本几年的溥杰不仅对日本武力和政治充满崇拜，连日本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当即就变了主意。溥仪深知这是一个阴谋，却无力阻止；因为做媒的两个人，一是曾任日本陆相的南次郎大将，一是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女方名为嵯峨浩，父亲是日本华族、天皇的亲属嵯峨侯爵。

1937 年 4 月 3 日，溥杰与嵯峨浩在日本东京完婚。婚后还未度完蜜月，伪满“立宪院”便在日本关东军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主要内容为，皇帝死后由子继承，无子则由孙继承；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承，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承……这一连串的“帝死”“无子”“无弟”等字眼背后，是给“弟的儿子”继承“帝位”预留了空间。日本关东军卖力运作溥杰与嵯峨浩结婚，阴谋的底牌就是，希望能生出一个混有日本血统的男子，以继承伪满洲国的皇帝位。

溥仪陷入了无休止的“恐惧”深渊。婚后的溥杰与嵯峨浩回到东北，溥仪“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妻子给他送来的食物他一口也不吃。”假如溥杰和他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溥杰妻子做的菜，溥仪必定等溥杰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儿，也只是略动一点儿，绝不多动一口。

最为提心吊胆的日子，是嵯峨浩怀孕、溥杰快要做父亲的那一段时间。看明白“帝位继承法”最核心的是“其弟之子继之”的溥仪，在担心自己性命旦夕不保的同时，也为弟弟溥杰担起心来，兄弟俩可能都将成为中日混血儿的牺牲品。庆幸的是，听说嵯峨浩生了个女儿，溥仪“暂时”松了一口气。起码在溥杰妻子生二胎之前，在皇帝宝座由谁坐的问题上，自己不会有性命之虞。

实践证明，面对强权，被管束者越是软弱，就越会被轻视，越被压迫得厉害。

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官。古往今来，大凡变节甘心为汉奸者，多没有善终者，即使汉奸的使用者，在内心也瞧不起这些变节者。一旦用过，没有利用价值了，便弃之如敝屣。

郑孝胥是较早失宠“掉蛋”的汉奸。1935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向“皇帝”溥仪“建议”，让郑“养老”。下台后，郑孝胥想往北京迁移，但关东军不让其离开“满洲”。“存在银行里的那 100 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1938 年一气之下丧了生。”

张景惠、臧式毅与熙洽，1945 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一块逮捕并押往苏联西伯利亚。张景惠与臧式毅被引渡回国后，均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臧式毅比张景惠早亡 3 年，病亡于 1954 年；张景惠病亡于 1957年冬；熙洽比臧式毅早亡 4 年，于 1950 年夏病死于苏联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尸骨遗留在异国他乡。

1951 年，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张海鹏被揪了出来判处死刑。其长子伪满军少将张俊哲，在“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押解西伯利亚，一直装聋扮哑，引渡回来后获释，落脚长春，在重庆路（今朝阳区）上一间小屋子里，靠修鞋维持生计。

以上风光一时的汉奸下场凄惨，是否会给有“汉奸情结”的少数人以足够的警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