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日本侵略者最令世界不齿的，是在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战、毒气战及对人的活体解剖等，犯下了累累的反人类罪。日本处于资源贫瘠的岛国，是一个寡民种族，却有着鲸吞并统治整个东亚的巨大野心。为实行最廉价、却最有效的细菌与毒气杀戮手段，日本一直拒绝在禁止使用细菌与毒气的国际条约上签字，而这都与天皇裕仁，以及石井四郎——一个令世界毛骨悚然的名字有关。

石井四郎，日本陆军中将（军医中最高军衔）、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部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石井之所以受到天皇裕仁的青睐与重用及支持，原因有两个：一是如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费尔顿形容的那样，石井“为日本军队研究出一种革命性的新型水过滤设备，并受邀向裕仁天皇展示。石井向过滤设备里尿了一泡尿，欲请天皇喝下过滤出来的液体，后者当然予以拒绝。结果石井当着天皇的面，自己把那一杯过滤尿液喝进了肚子。此举不仅令他知名度暴涨，而且激发出官方对其秘密研究的兴趣”。

第二个原因是石井关于细菌、毒气战争的“特征”，符合日本天皇与军部的心理预期。石井对细菌攻击战有“经济”杀戮的观点，他认为：细菌攻击战的第一个特征是其效力广大，不仅在有效范围能够人传人、村传村地不断扩大，而且其毒害可以深入人体内部，造成的死亡率比炸弹要高得多。还有，一旦受伤以后，想治愈是很困难的，很难期望这些人再度投入战斗。细菌攻击战的第二个特征是其对于缺乏钢铁之日本，是最合适的、所需经费最低的战争方式。

石井最初的细菌研究得到了巴登巴登集团和“三羽乌”之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的积极帮助。石井于 1932 年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立了“防疫研究室”。苦于缺少“试验原料”——活体的人，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石井便在东北五常建立了被冯仲云称为“背阴河车站的杀人工厂”的活体试验基地。

工厂里“原料”开始有五六百人，不久，陆续增加到 1000 多人。后来，“原料”逃出了 20 余个，杀人工厂就搬家了。逃出来的有 12 个人参加了抗联，其中一个名叫王学阳的，后来担任抗联三军的一个师长（代理），1937 年在木兰光荣战死。

为了使罪恶的杀人实验更加隐蔽，在关闭了背阴河实验基地后，日军在哈尔滨以南平房地区，将 8 座村庄夷为平地，在这片 10 平方公里土地上，修建了专门的飞机跑道、火车站铁道、宪兵营房、关押实验“活体”的监狱、地下室、地牢、毒气室、手术室、焚尸场……总计 150余座建筑。

日军还为实验人员修建了影院、酒吧和一座神道教庙宇。这里也是日本关东军军事设施的一部分，对外称“防疫班”，后改名为“防疫给水部队”或称“七三一部队”。制造并在活人身上试验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细菌与病毒是七三一部队主要任务之一。

鼠疫研究室里到处是老鼠与人的尸体。田村良雄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还在筋疲力尽地蠕动。他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另一处房间担架上放着被切开的肚子，敲破头、劈掉脚的中国人的“肉块”。田村走到被他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的房间，中国人难受得全身乱动，趴在床上吐血，并企图反抗，想要站起来。田村一边大骂“畜生”，一边将人踢倒在地，然后浇上消毒药水，准备对其分尸八瓣。

七三一部队最为恐怖残忍的手段之一，是不打麻醉剂的活体解剖。他们认为药物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此进行惨无人道的生理实验。或者说，这些生着人的面孔、穿着人类衣冠的冷血人类，更喜欢以同是人类的极度痛苦为乐趣。

战后，一名 72 岁的前七三一部队医疗官助手在描述一名 30 岁的中国受害者时供认：当我拿起手术刀，他开始尖叫起来。在平房区，类似的恐怖场景只是家常便饭。我把他切开，从胸腔一直到腹部，他一直在惨厉地尖叫，面孔因为疼痛而扭曲，拉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解剖台旁，分别拿着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疗用玻璃器皿，等待内脏的3 个人……开始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20 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脔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

在实验中，日本人会故意让“原料”感染病毒后再做活体解剖，以观察疾病对人体各部位的破坏情况；同时在感染了病毒的病人身上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跳蚤，目的是培养用于充填细菌炸弹的病虫。日本医生还会强奸女性令其怀孕，几个月后将她们解剖，并从子宫中取出胎儿。日本人还常常砍掉“原料”的四肢，观察失血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还有冷冻实验，即将四肢加以深度冷冻后砍断，也有不砍断时任其解冻，观察人体活性纤维的坏死情况。

日本人有时还会向人体血管内注射空气，观察足以致命的血凝块产生，还会用喷火枪向“犯人”喷射火焰，以确定该种武器的最佳射程。

石井是这些生理实验的痴迷者与领头人。某一天，石井做实验时突然需要人脑，宪兵看守们于是抓出一名“犯人”按在地上，用斧头把他的头颅劈开，飞快取出里面的大脑，送到石井的实验室。七三一部队的每一项实验，都是对医学界良知赤裸裸的挑战。

日军用活体中国人进行毒气实验，也是在石井统一领导下。早在1934 年，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毒瓦斯和高压电杀人实验场，便在吉林四平西郊强占的一所中学校舍中展开。

1934 年 11 月 10 日夜，第一批实验材料（所谓 30 根“马鲁大”）被送到这里。大厅中央 5 米见方的双层帐篷中央柱子上绑着“马鲁大”，毒瓦斯通过一根蛇一样摇晃的胶皮管子窜进帐篷里，被绑在柱子上的人痛苦地折腾起来，几乎把柱子要弄断了。5 分钟后，垂直头的“实验品”一动不动了。戴着防毒面具的军医们从玻璃窗外冲进来，有的用手电照他的眼睛、鼻子、嘴，有的用听诊器听胸部。过了一会儿，下一个的重复又开始了……

不久，30 名中国人又被运来做第二种实验。人被锁入一只仅容身体的铁箱子里，然后向其头、脸、背、腹部注射毒液。受害者痛苦、绝望地喊着、挣扎，把大铁箱都摇动了。军医们按固定时间开箱检查被注射部位。那些人身上皮肤溃烂如石榴似的，肉体在极短时间内腐烂。一周左右，人便在箱里完全烂掉了。

高压电实验，是让人面对 30 米外 5000 伏的高压电铁丝网站着。铁丝网两侧的地面下埋了通电流的铁板，人被驱赶着走进电网。那个人左脚刚往前一迈，一瞬间便向电网倒去。5000 伏特高压电流从他肉体通过，他的右脚跟与地面之间立刻放出电火花来。然后，该人将被进行解剖，研究高压电流下人体内脏的变化。

被七三一部队如此残忍手段杀害的有多少人呢？战后，据石井四郎交代：“用了 3850 个原木，也就是活人做细菌试验。我们说原木，是暗语。用了 2450 个活人做毒气试验。这些人只有 562 人是俄罗斯人，254人是高丽国人，其余都是中国人……这 6000 多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石井显然没有说实话。据美国历史学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西尔顿·哈里斯教授分析，人体实验的死亡者，应在 1 万至 1.2 万人。 据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费尔顿披露：一个名叫上野武男的前七三一部队医生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个 1.8 米高的大玻璃罐，里面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西方男性尸体，已经被竖着切成了两半。类似的人体标本非常多。

1995 年，一名要求匿名的男子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在七三一部队营地看到过类似罐子，标签上写着“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但大部分是中国人。战后，美国操控了东京审判，石井不敢得罪美国人。

实际上，苏联于 1949 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战犯审判中便挖掘了若干日本人用白种人做人体实验的罪证。一个名叫森下清仁的日本军医证明：在“马鲁大”中，他发现了美国人或英国人的身影，还听到一些“马鲁大”相互之间说英语。澳大利亚陆军军医布里南的日记里曾有 150名美军战俘被迫走出奉天战俘营、再也没有回来的记载。

上述事实说明，日本细菌实验针对的是全人类，包括美国人。诡异的是，美国政府却刻意放过了对七三一部队罪行的追索。

七三一部队通过实验杀害最多的是中国人，石井承认被害者中 90%是中国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在抗击日军作战中不幸被俘的官兵，以及所谓的“好战分子”。为保证实验“原木”需要，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下属各部执行秘密输送任务。

伪满间岛宪兵分队曹长成井升交代，1938 年 8 月，按佳木斯宪兵队长儿岛正范命令，富锦县的 5 名共产党员被押送至哈尔滨石井部队残杀了。成井调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后，仅 1942 年 12 月至 1943年 11 月间，就向七三一部队输送了 30 多名抗日爱国者。这只是若干起“特殊输送”中的一例。为解决石井提出的“材料枯竭，多送为宜”问题，自 1941 年 7 月至 9 月不到 3 个月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即签发“特移报”（关宪高 120 号）500 人（次）。成千上万抗联战士与爱国志士就这样被送入七三一部队予以残害。

惨无人道的实验，是为了野蛮的屠杀。据中国档案馆不完全资料统计，由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的中国无辜百姓高达 27 万人，由此致死的中国军队人数则无法准确统计。华北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为日军细菌战重点区域，已发现的细菌战例有 33 起。

石井在东京审判预审中交代了由他指挥的几次细菌战。其中一次是1941 年 4 月，日军出动 6 架飞机投入 400 公斤鼠疫菌，致使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的几个县，35 万人感染鼠疫，死亡多达 16.5 万余人。又比如，1942 年 7 月，在南京两处战俘营，七三一部队远征队将 100 公斤注射有伤寒、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 50 名俘虏吃，然后将他们释放，使疫病远播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浙江、江苏 8 省大部地区，不完全统计，死亡多达 18.7 万余人。

日军细菌战后的流毒极为深远。1946 年至 1954 年，当年七三一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市，前后发生 6 次鼠疫。1947 年，东北地区鼠疫患者达3 万多人，仅通辽一地即死亡 1.2 万多人。

对于毒气、化学及细菌战，裕仁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裕仁授权使用化学武器的第一号令发布于 1937 年 7 月 28 日，由参谋总长闲院亲王传达，命令中写道，在夺取北平—通州的过程中，“适当的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这个命令是批准小规模的毒气使用。获得经验后，在1938 年 8 月至 10 月进攻武汉的过程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 375 次，1939 年，又批准冈村宁次可以使用超过 1.5 万桶毒气。1940 年，裕仁批准了在中国第一次试验性地使用细菌武器。此后细菌攻击陆续展开，并形成日军对化学与细菌武器的依赖，直至二战结束。

1945 年 8 月 9 日，苏军闪击日本关东军。关东军与石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炸毁七三一营地所有建筑，但因建筑太过坚固，烈性炸药居然奈何它们不得，其罪证的躯壳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在七三一部队鸟兽散之前，石井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命令每一个人都要将“秘密带进坟墓”；如果有人不保持沉默，会有人在日本找上门把他杀死。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美国当局在找到了石井及其手下之后，非但没有追索其罪证，还为其提供了庇护与工作良机。盟军驻日本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豁免石井及其手下的条件是，要求他们将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化学战的数据与结果，交给美国政府。美国人认为这批实验成果“价值连城”。

因而，在美国人操控的东京大审判中，对七三一部队只字未提。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叫战略勤务局），悄悄将石井等人“走私”到美国。此后，石井便一直居住于美国马里兰州，为美国军方做细菌武器研究。 后来，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都使用了细菌武器。

更加强奸世界民意的是，美国人将天皇裕仁打扮成一个傀儡君主，将一切战争罪责，都推卸到东条英机等其他战犯身上，手段是将证据材料密卷予以全部销毁，尤其是七三一部队的反人类罪证。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美国政府通过麦克阿瑟的遮天黑手如此蛮霸地“帮助”裕仁天皇洗脱了罪名，日本天皇裕仁罪恶的黑幕，还是在四十年后被一个小人物捅了一个大窟窿。阳光通过这个窟窿，射进了黑幕，裕仁的肮脏罪行终于一览无余。

这个伟大的小人物，便是前新西兰皇家海军航空兵上尉、日军战俘、盟国驻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官詹姆斯·戈德温。

调查官及自身战俘的经历，使戈德温对揭露日本天皇及部队罪行有了迫切的愿望和积极的动力，可这与操控东京大审判的美国人的意图格格不入。良心促使他将掌握的大量原始案卷制成副本，于 1950 年从东京秘密带回新西兰，长期保存于不为人知的地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戈德温退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这些备忘录、指示与情报。可惜，他只完成了预计工作的四分之一，便意外中风瘫痪，继而老年痴呆。医学专家检查发现，他的颅骨和颈椎骨一部分已粉碎与错位，应当是他为战俘时被日军枪托猛击所致。

根据戈德温珍贵的原始卷宗，詹姆斯·麦凯继续完成了他的遗愿，整理并出版了《高层的背叛：美国出卖盟友秘闻》一书，“揭露了许多在过去五十年中被隐瞒下来秘而不宣的史实”， 也包括裕仁的反人类罪证。

调查中，戈德温吃惊地发现，哈尔滨平房的生物和细菌战争中心是由石井将军和一位皇室王子——天皇裕仁的堂兄弟，协力建立的。“已经证实天皇裕仁在批准设立的生物细菌战争实验设施的文书上加盖了他的‘御玺’。” 七三一部队也是裕仁批准成立的，而且被“还批给了 600 万日元作为该部队的第一年活动经费”。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七三一部队所属各支部达 5500 人，被确认实施人体实验的是哈尔滨、南京、广州的部队。1938 年，根据裕仁天皇 7 月 19 日军令“陆甲第 50 号”，日本军方又扩建了 18 个“防疫给水”部队，配属到各个师团，转战各个战场，使日军各师团普遍有了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的能力。“石井机关”（陆军称）网络达到顶点，人数为 1.2 万余人。

戈德温证实，“当通过阿尔瓦·C.卡彭特上校——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律处的高级美国军官，请示授权逮捕皇室王子和石井将军时，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机构首脑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都亲自出面干预，致使这次请求遭到不可理解的拒绝。”

接下来的调查，使得戈德温“不可理解”的问题获得答案。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将直接导向皇室和裕仁本人，这不仅将使美国人感到尴尬，并将打乱他们企图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扶植一个新日本的计划。为了美国的利益，公正审判止步于丑陋的政治。

放过了对天皇裕仁战争罪恶的追索，使麦克阿瑟获得了日本舆论“神一般高尚的仁慈”“活着的救世主”等颂扬，日本首相吉田茂赞扬其为“伟大恩人”。麦克阿瑟则回敬：天皇裕仁为“日本第一的绅士”，这应当是西方人对男性“第一”的尊重与赞扬。

但是恶果出来了。战后，日本政府从未认真对战争进行反省，几乎没有对战争罪行支付过任何赔偿。正如美国历史学教授、《拥护战败》一书作者约翰·W.道尔所言，美国政府及麦克阿瑟免除对天皇追责，使“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设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 20 年之久的人，不需要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可怕的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忘记过去注定要重蹈覆辙。

于是我们惊悚地看到，经常有人评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我们必须将这场战争视为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

以上，是造成南京大屠杀 30 万人惨死的日军主帅松井石根所言，而今，他正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之中。